本刊记者 刘 阳

　　本刊7月（下）的封面文章《上海·F1》刊登之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多年义务从事中国控烟工作的美籍学者、著名社会活动家臧英年先生就表示，在老百姓不了解F1与烟草的关系、领导们可能并不知情、申办者及相关各方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并有意忽略对公众健康不利的信息、媒体缺乏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南风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出于对中国控烟工作的热心和对公众健康的担忧，臧先生日前刚刚回国就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先要让老百姓知情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是什么时候得知上海以允许发布烟草广告为条件之一、申办F1国际赛车比赛消息的？您对此有何评价？

　　臧英年（以下简称臧）：8月份回国后，我在一个朋友家看了你们的杂志后知道这个事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观察，国内许多媒体对F1带来的烟草广告问题大都避而不谈，这不是一种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哪怕你自愿吸烟，并且不认为广告会促进烟民的增加，那也应该先让老百姓充分知情，然后选择自己的态度。

　　南：您怎样看待这种漠不关心或者信息披露不全的现象？

　　臧：在国内，我明显感到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和无奈感正在社会上蔓延。拿上海F1的事来说，上海的事情外地人不管，政府的事情老百姓不管，对健康的未来潜在威胁现在不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国家，F1才有可能携带烟草广告乘虚而入。在健康意识和公众参与意识浓厚的欧美国家，这种事情一旦披露，不引起激烈反响简直是不可能的。

　　南：您所说的“乘虚而入”，这个虚是指什么？指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薄弱吗？在13年的控烟经历中，您是不是对此深有感触？

　　臧：首先是中国公众的健康意识淡薄，这次的SARS终于被中国击退了，一方面反思健康观念和呼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文章充斥着媒体，电视台还专门告诫市民不要随地吐痰，另一方面一批人却在为F1上海站的烟草广告发布权积极谋求国家的特批，烟草就是造痰机呀！

　　再者政府应该鼓励老百姓关心而且有能力和渠道关心公共事务，而不是相反，对这种参与很反感，长此以往大家都抱着置身事外的心态，最后面对危机时才发觉，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在国内外所有禁止吸烟的地方，只要见到有人吸烟，我就会上前制止，屡试不爽。我的感受是关键看你是否迈出上前这一步，你的背后有法律支持嘛！国内经常是“禁止吸烟”的牌子底下抽烟的人最多，守法倒成了没能力没本事的象征。

　　上海应该领袖群伦

　　南：有一种意见认为，申办F1赛事可以提升上海的国际都市形象，与国际接轨。您同意吗？

　　臧：的确，如果申办成功，上海就成了国际上17个赛车站之一，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上海的名字。但是你要知道F1为什么选择中国呀？正是因为欧盟的禁烟令才使F1被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详见本刊7月下封面文章），比利时、奥地利都退出了赛事，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长也宣布2003年他们的赛道将禁止烟草广告，一些车队已经寻找到代替烟草商的广告赞助，面对国际F1赛事的“自净”潮流，我们却勇于“自污”。这是非常影响国际形象的。

　　现在是抗击SARS胜利、政府的国际形象初步扭转的关键时候，主动去争取这个，实在有损一个对人民健康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形象。国际卫生组织（WHO）目前也正密切关注申办事态的进展。

　　上海在中国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地位，也初步具备了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础，理应领袖群伦，树中国风气之新，而不是利用种种有利条件去谋求什么特批。恶例一开，后患无穷。

　　本来上海是全国无烟草广告城市之一，近年上海为了经济利益大街小巷到处立着“爱我中华”的烟草广告牌，自以为设计巧妙，现在又为了一个F1推迟申报无烟城市。截至9月初，全国已经有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30多个城市加入了申报行列。而且2010年上海就要举办世博会，上海更应该维护自己的城市形象，与真正的国际惯例接轨——那就是越来越重视公众健康，目光长远，对公众负责。

　　南：支持申办的人士预期F1将为上海带来经济拉动效应、扩大就业机会，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你认为双赢是否可能？

　　臧:以往体育运动很多都有烟草商参与，但目前烟草商已经日益被排斥出欧美等国的体育领域，空缺很快就被其他企业弥补了。中国的足球联赛不也禁止烟草广告了吗，一样办得红火，不会垮，这是大势所趋。

　　国际烟草巨头目前已经调整了销售策略，主要针对亚、非、中南美、东欧等不发达地区进行促销。他们在国内因为禁烟而少卖一包，就要在海外市场上多卖5包、10包，这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我们决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被蒙蔽。要知道，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进入烟害的高峰期，到时候再为惊人的医疗成本而惊呼就来不及了。

　　一个城市就业机会的创造还是应该多从加强经济基础与调整经济结构本身着手，不能用“就业”的帽子一俊遮百丑，这样的机会不抓也罢。要说关心失业的贫困人群，其实穷人是最不该抽烟的，因为他们生不起病！

　　烟税是中国第一大税，但并不是说人们都不吸烟这笔钱就收不上来了，他会转移支付到其他方面，就餐、娱乐等等，是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

　　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系

　　南：按照数据显示，中国的烟民是逐年增长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控烟完全失败了呢？您是否感到失望、泄气？

　　臧：我刚在国内从事控烟工作的时候，原来的老卫生部长崔月犁这样跟我形容控烟的困难，“在中国农村推动控烟，100年也办不到”！

　　我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这也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但决不能因为这些原因就不去做。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积极开展控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1997年的世界控烟大会也不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控烟运动的开展，吸烟率的上升幅度决不仅是现在这个水平。

　　而且控烟工作人人都可以参与，非常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没有公众参与，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现代的、健康的公民社会。

　　南：显然，您是反对上海申办F1赛事的，那么您目前进行了哪些实际工作？

　　臧：我正在搜集有关信息，我了解到上海方面目前正竭力咬《广告法》的字眼。《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章第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众场所设置烟草广告”，上海方面有人认为这只对室内烟草广告进行了限制，室外广告可以做。如果非要较真，“体育比赛场”就是室外，而“馆”是室内！

　　我已经与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的领导进行了商谈。我这两天就争取与卫生部主要领导见面，我还会通过政协、人大等渠道反映我的意见。

　　南：您认为会有效吗？

　　臧：1997年我倡导建立“无烟家庭”，因为家里往往丈夫抽烟，妻子、儿童都受害。我给当时的妇联主席写信，建议妇联出面开展这项活动。结果杳无音信，我打电话查询，妇联的一个小姑娘回答我说:“我们有自己的工作程序，我们会处理的。”

　　这次F1的事情，据说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让下面协调处理”。回避矛盾的结果就是丧失了损失最小的解决时机，让赛车场的修建达到木已成舟的效果。缺乏行政效率加大了解决问题的成本。

　　至于是否见效，我的态度是只要值得做，先不要问结果。1992年我刚从事控烟时，文章投出去都没人肯登，后来却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支持。我会跟WHO联系，尽我的一切努力。因为这对中国是一个考验，政府应该考虑全盘得失，维护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