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就业问题已成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笔者认为，高地价（主要指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的地价）难辞其咎。

　　—高地价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房价高房租（以下简称“三高”）大大抬高了城市创业门槛，使一大批潜在的中小创业者兴业无门。

　　—“三高”加剧了大城市商企的大型化集中化趋势，却抑制了现代三产的网络化区域化发展，由此又损失了一大批就业机会。

　　—“三高”使企业不得不加大对经营性房屋的投入，在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用于购买劳务的可变资本只能随之而减，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或者降低从业者的工薪收入；或者减少从业者人数；或两者兼而有之；显然，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对稳定乃至扩大就业而言都是不利的。

　　—“三高”使劳动力流动异地就业（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难上加难（何处安身？）。

　　—“三高”使城市居民用于住房的开销大增，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却不得不相应减少。一增一减之下，在房地产业火爆的同时，总消费需求却增长滞缓，于是社会总需求不得不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就对财政和汇率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影响从长远看也是消极的。

　　之所以出现高地价，直接原因是在城市土地管理上学所谓香港模式—即每次仅拿出很少一部分土地批租，批租出去的土地价格抬得比较高，于是土地就会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地租、房价自然会越来越高。

　　另一种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是实行空闲土地普遍供应和财产税管理方式，即凡是可提供的土地都敞开供应，之后年年交财产税，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起步价格，税收则细水长流，较少造成扭曲，副作用亦较小。

　　显然，后一种土地管理方式有利于创业（特别是中小型三产企业）和就业，也有利于政府税收的稳定和城市的长效管理，对广大消费者也是有利的，是一个可以使产官民三赢的较好办法，值得一试。

　　任新民（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