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橡 子（整理）

　　今年夏天，两位新华社记者包永辉和陈先发的一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动用警力逼农民就范

　　他们在苏、皖、豫等省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户承包地流转的自主权受到了侵害，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自愿、有偿进行，中央2001年底下发的18号文件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明确规定：承包农户是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流转收益全部归承包农户；但在利益驱使下，许多地方基层组织仍越俎代庖，操控土地流转，少数地方甚至动用了警力，逼着农民就范。

　　两位记者的调查指出，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流转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以权力剥夺了农户的自主决策权。按现行法规，土地归集体所有，一些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搞硬性流转。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反映，去年底镇村两级出动多辆警车，带着电棍、手铐甚至救护车，强行在农户承包地用煤渣填路。此前镇里没与村民商量妥当，就把农户承包地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村民强烈反对，至今仍在上访。二是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以所谓“反租倒包”等花样，以低价强行“租用”农户承包地。这种形式在安徽滁州等地曾相当普遍。三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与农民争利。今年初，江苏省溧水县石湫镇政府强行将赵华村等四个自然村的4000多亩地流转给泗洪县双沟酒厂种植杨树，村民说，常年每亩收入约400元的旱地只得到镇里每亩补偿30元。四是随意调整承包地，分出所谓“口粮田”、“机动田”，在本应分到各户的承包地中切出机动田，由村集体甚至村干部个人掌握，变相剥夺农户土地。凡此种种，造成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群体事件的主要“导火索”。

　　有路可走，无地生存

　　记者的调查还指出，在沿海地区，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因征地造成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推诿就业安置等问题十分严重。在靠强制性征地近3000亩建起的安徽阜阳机场，停机场空寂一片，候机楼内遍地狼藉。在机场角落里种苗木的村民嘲弄地说：“一年飞不了三架飞机，飞机场还不如改成养鸡场划算。”

　　福州市仓山区潘墩村1000多农民中，有700多人因征地失去耕地。失地农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骑摩托车非法拉客，有的则到处上访。该市马尾区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说：“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们现在是农民不像农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

　　湖北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每亩500元，仅为法定最低标准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仅为可怜的591万元，占2.7％。

　　与此同时，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层层克扣：湖北襄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费下拨后，被省襄荆公路指挥部克扣837万元、被荆门市指挥部克扣1502万元、被荆门市东宝区克扣190万元、有关乡镇共克扣1192万元。这笔补偿费到农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

　　中央反复重申，赋予农民30年耕地承包权，让农民吃“定心丸”。可现在基层政府对承包地想动就动、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根本不跟农民商议。一些干部说到建设，往往只把搞开发区、搞房地产当作建设，反映到征地上，就是认为剥夺农民土地利益是应该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必然需要，否则就要耽误发展、错失机遇，因此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普遍以压低地价的“优惠政策竞赛”来招商引资。还有的干部只讲“为老板铺路”，不讲“为农民服务”，宁可得罪农民也不愿得罪投资商。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搞“廉地引商”，普遍低估农民耕地的收入。

　　质疑现行征地制度

　　大部分土地问题专家和许多省份的国土资源部门都认为，真正“制造”出大量失地失业农民的是现行的征地制度。

　　——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丧失了双重权利。土地卖与不卖，不由农民决定；即使是农民要卖土地，他仍没有与买方平等地坐下来谈判价格的权利。按照征地制度规定，因建设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都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出让的价格是市场价格，而征地时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极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又由集体与农民两方面来分，农民实际到手的利益少得可怜。现行的征地制度缺乏对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保障，农民也没有能力利用过低的补偿去创业。强制性征地也损伤了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法定的征地补偿远不足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土地管理法》本身有缺陷，给乱占耕地、侵害农民权益提供了方便。现行的征地项目早已远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在许多地方，政府所征用土地用于工商业、房地产等趋利项目的占一半左右。

　　皖、苏等省国土资源部门专家建议：用地制度创新要变计划色彩浓的征地制度为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用地制度。要大幅度缩小征地范围，确保政府征地用于公共利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要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要确保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期生计有保障，并将此作为征地的附属条件，并明确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