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21世纪报系记者 安替

　　之所以称自己为“非典型伊战战地记者”，是因为在大使馆和总部的压力之下，我和同事于战前的3月17日撤出巴格达，并没有像闾丘和水均益一样直接“挨”过美军的炸弹。虽然事先有“在美丽的底格里斯河畔等待轰炸”的美好愿望，但是因为碰上近乎中六合彩的“运气”，真正战地记者的梦想没有实现，只能在邻国约旦进行“非典型”战地报道。以下文字记录了我和同事们曾经触摸历史的努力和失落，目的是只求不被健忘的历史删除。

　　希望创造非官方媒体的历史

　　正式向伊拉克大使馆提交签证申请的时候，我们21世纪报系的这张国际新闻纸已经为这次战争准备了半年了。对手《环球时报》就是因为当年的5·8事件突然崛起，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半岛电视台也是因为“9.11”一举成名。战争是媒体最好的兴奋剂，当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报社也决定我们该出发了。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说他讨厌战争，他为曾经亲手把自己的朋友和士兵送到前线而伤悲。不过，面对萨达姆12年如一日的不完全合作，美国也没有办法，只能最后祭出战争的尚方宝剑。

　　我一直很喜欢鲍威尔，只是不大明白这次为什么他也用拉姆斯菲尔德的语气开始说话。《南华早报》的一位北京资深记者以前一直在美国当记者，她却认为鲍威尔一直是说媒体爱听的好话，不值得信任。我倒是有一点兴奋，因为毕竟我要去经历鲍威尔所“讨厌”的这场战争了。

　　准备工作很忙碌，也很幸运。最关键的是伊拉克的签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一切巴格达的战地梦想都会告吹。我递交签证的时候，使馆官员告诉我，签证必须巴格达外交部批准，而这一个月北京没有签出任何签证。大陆媒体只有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得到了宝贵的机会，听说为此水均益还专门请了大使一次。

　　我也做了一些公关工作。一方面做了伊拉克大使的专访，和美国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采访前后对照放在报纸的重要版面。虽然有公关目的，但也无非是他说什么登什么，反面还有美国人的观点报道，给足了交战双方表达的机会，也算平衡，不违反新闻原则。专访用的是彩版，专业摄影师的大使照片效果很好，以至于某竞争报纸干脆直接拷贝到他们报纸上面。使馆官员也认为我们的报道比较显眼，在新一批的新闻记者申请列表中，我们排在了第一位。

　　另一方面，由于本报和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签证能最后搞到，还是应该感谢半岛的北京社长。这样公关努力加运气，我们终于在3月1日成为第二批签证中的幸运儿，是继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之后，第三家赶赴巴格达的大陆媒体。

　　我没有告诉我母亲，我和她说我要去埃及，在和同事打电话的时候也一律用“巴格达”指代“伊拉克”，省得天天关注凤凰国际新闻的她发现我要去战地——她的眼泪会阻止我的任何冲动。同行的还有报系广州的摄影记者周浩，他的妻子倒很开通，而且周浩曾经是新华社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出去的经历也不少。还有一位是报系兄弟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上海站记者徐继业，曾经在新加坡留学的经历使他能适应此次出行。

　　最后几天是回广州总部讨论战地新闻的操作，同时朋友帮我们按照《生存手册》的标准在北京购买战地器材，以及办理约旦的签证。回忆起来这些日子都没有认真过，一直沉浸在触摸历史的喜悦中。我们这张国际新闻纸聚集了一群热爱新闻事业，把新闻理想当作命根子的单纯年轻人，创刊10个月就获得了这次难得的战争机会，任何过分的骄傲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可以想象我们那时有多么的高兴，让人实在有点害怕乐极生悲。

　　我在走前的杂志专栏中写道，“伊拉克大使先生，求求你给我们这些民间媒体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巴格达吧，让我们告诉我们的读者和全世界的媒体同仁，我们中国记者其实也有客观正直、善于突破、无所畏惧这些品质，也可以做出让世界从内心尊重并且反复引用的新闻。”

　　3月9日，我们三人乘国航飞机，飞往香港，开始了一个月的难忘历程。

　　运气一直陪伴着倒霉的我们

　　运气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能帮助一些倒霉鬼渡过重重难关。我除了朝鲜之外，没有出过国，因此没有看清我们得到的约旦签证是“过境签证”，不是“访问签证”。到了香港转机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两个小时的空余，但基本全部花在和香港机场人员的周旋上。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持的是约旦过境签证，但我们飞机联票的目的地是约旦，如果不能证明我们目的地是伊拉克，我们就不能被放行。我拿出防弹衣也没用，循规蹈矩的香港人一定要我拿出“证据”，以免我们潜入约旦不走了。

　　幸好我们事先和约旦大使馆有过联系，当时紧急通过总部向使馆求援，热心的使馆官员把帮我们预定去巴格达的飞机票订单传真给香港，我们才在飞机快开的时候适时登上飞机。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中国外交官员的亲切。

　　倒霉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本来迪拜转机有六个小时的空余，结果竟然碰上难得的坏天气，飞机飞到了阿曼首都等待，再飞回迪拜的时候，飞往约旦安曼的航班已经在等我们最后三人了。在庆幸终于挺过难关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三件重要行李（包括海事卫星）没有来得及转移过来。

　　到了安曼，才傻了眼，第二天就准备去巴格达，没有这个海事卫星，还做什么报道？只好硬着头皮相信阿联酋航空公司官员的许诺，准备在巴格达等待后到的行李。唯一没有损失的就是周浩，他背着几乎和他一样高的登山包，他的原则就是永远不要托运行李（后来这话也听闾丘说过一次）。

　　没想到更大的压力在后面。当我们拜见了驻约旦使馆官员之后，他们告诉我们，由于国内的要求，也是为了记者的安全起见，他们不会协助任何记者去已经局势很紧张的巴格达，已经帮我们定的票已经退了。

　　那我们干吗来了？

　　直闯巴格达，只因年轻

　　我们只好先住下，等待机会。使馆官员担保我们去了“Days Inn”酒店，离大使馆不远。第二天（3月11日）上午10点，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召见所有滞留在安曼（约旦首都）的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开会，通报战争情况，以及宣布一项“命令”：要求所有的在安曼的记者都不要再去伊拉克，在约旦境内等候战争发生，中国大使馆会尽量提供采访帮助。另外，大使还邀请在座的所有记者于3月14日晚7点到他自己家作客。

　　我们同在安曼的记者交换了意见。在安曼的大约十几个中国记者中，有的是刚刚从巴格达撤回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记者，有的是还希望在安曼等伊拉克签证的记者。这些人要么是已经偿过鲜，要么是还根本就没有签证去尝鲜，惟独我们有崭新的签证，不去实在对自己交待不过去，会终生后悔，于是 “擅自”作出决定，分批直接去巴格达。

　　虽然大使的命令很严厉，但是我们认为大使也不会怎么责怪我们。陈大使很风趣，在谈话中也曾经提到，他理解记者们焦急的心情，因为当年他驻东巴基斯坦的时候，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如果年轻，他也会冲上前去。

　　而我们正年轻，谁在这个场合都会“不守规矩”的，因此，当天下午15点45分，我先期乘坐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班机RJ1220班机直飞巴格达。经过复杂的安检程序之后，记者登上了飞机，开始了一项前途未知的旅程。而另外两人周浩、徐继业在第二天租了一辆GMC经安曼－巴格达高速公路抵达巴格达。这是因为周浩是摄影记者，他觉得在天上飞一个小时的迅速是文字记者追求的，而他喜欢体验十个小时车外的沙漠景色，然后谋杀N多胶卷。幸运的是，第二天他们领到了行李，一起带到了巴格达。

　　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J1220航班（空客310-300）是唯一能抵达伊拉克境内的国际航班，是外部世界除了安曼－巴格达公路之外唯一通向伊拉克的正常通道。每周有四次航班，机上大部分人都是回巴格达的伊拉克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伊拉克人，这些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没有给我想象中的封闭国家的样子，这让我开始了第一次的疑惑。

　　飞机上外国记者也在旅客中占一席之地。我和法国电视二台的记者de Chalvron先生交谈，他幽默地说，这时候去巴格达的记者都“疯了”，不过他表示仍然要待到战后。他还告诉我，千万不要去最大的饭店拉希德饭店住，因为美国人传出话来，这个地方因为一些伊拉克高官也住在那里，所以是轰炸目标。每当和媒体谈话的时候，我就担心未来；但每次再看伊拉克人的时候，我却看不到紧张，这样的反差一直伴随着我在巴格达的一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飞机的头等舱坐着一个红衣主教，后来才知道这是教皇的特使。教皇这次坚决反战，自己的特使也在最后时刻和记者们一样赶往巴格达“支持”伊拉克人民。

　　飞机先是沿叙利亚－约旦边境线直飞，到了伊拉克境内之后基本顺纬线平飞，在萨迈拉附近转向南去巴格达。这样的航线完全避开了美国为伊拉克划出的南北“禁飞区”，保证了该航班的安全。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便到达了萨达姆国际机场，这已经是巴格达当地时间18：10分了。

　　前所未有的“贿赂劫难”

　　刚出机舱，通道地上就有两处“Down USA”（打倒美国）字样，让所有走过的人都踩到。记者和一个同出通道的伊拉克飞行员聊天，告诉他记者来自中国。他说他知道中国支持伊拉克，但他认为中国人支持不够，其实是中立态度。看来还有伊拉克人对国际形势门清，知道中国和真正的反战阵营有点距离。

　　通过入境处时一切还很顺利，似乎传说中的入境困难只是传闻。但当要通过最后一道“申报物品”关口时，我才真正体验到那些去过巴格达的记者所说的“贿赂劫难”。

　　检查行李的官员首先把我携带的大瓶纯净水拿出来喝了，然后一个官员把记者的数码照相机收起来，让记者跟他到他的办公室，对记者说这些东西是不能带进去的，然后就向记者使颜色。我也没什么废话，拿出了5美元，因为一本去年出的书说，贿赂金额是2美元左右，想必过了一两年，翻番而已。没想到贿赂也在“与时俱进”，他摇了摇头，直到我掏出了30美元，他才痛快地在入境单上签了字。

　　然后一个军人把我带到了货币申报办公室，另一个官员就对我说，“你要申报美元吗？”我说是，然后他再问“你真的要申报”吗？我感觉不对头，就和他解释，然后塞给他40美元，当然接下去就是他痛快签字。带我进来的军官也向我要贿赂，我只好见者有份，破财消灾，给了他几十美元。

　　劫难还没有结束。当我想通过关口的时候，被另一位军官拦住，拿走了申报单，看来是嫉妒同伴得到了贿赂，和带我的军官争执了起来，我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塞给了他几十美元，这样他才把申报单和护照还给我。短短10米长的关口，我共花了近200美元的贿赂，仿佛一场恶梦。不过还好，这一切只有5分钟，那些不想给贿赂的外国记者，还必须在申报处被折磨很长时间。据说凤凰卫视的记者在关口曾经被耽误了大约5个小时。

　　想想以后还要经历出关劫难，心里面就害怕。一进这个国家就得到如此恶劣的印象，那些乘政权最后时刻疯狂敛财的官员，真让我生了这个政权早灭早好的心。

　　自由入住巴勒斯坦饭店

　　出机场之前，我用100美元换了大约4厘米厚的伊拉克第纳尔，一种面值是1万第纳尔，另一种是250第纳尔。伊拉克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换2275第纳尔，也就是说，一张250第纳尔的纸币相当于0.9人民币（可以简单这么算，几张250第纳尔就约等于几元人民币）。出了机场，由于不熟悉货币的价值，又给出租司机、介绍人要去了几十张250第纳尔，其实后来才知道，巴格达的物价相对北京来说很便宜，跨城的车费大约给10张250第纳尔就可以了，而这只是北京出租费的起步价。

　　一般外国记者到了巴格达后，会住在三家饭店：拉希德饭店、巴勒斯坦饭店和曼苏尔饭店。拉希德饭店比较贵，每天65美元，而后两家每天40美元。由于记着那个法国记者说不要住最大的饭店，所以就记者直接赶往巴勒斯坦饭店就住。后来证明这个直觉决定非常明智，的确曼苏尔、拉希德都被轰炸，巴勒斯坦饭店最少被炸。

　　去饭店的路上一直很奇怪，怎么没有人陪着我，想象中应当从出机场开始就应该有新闻部官员送到住处，然后一直监督到底。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没人管我，放任我就这么打的自己找旅馆住。我过了一天之后才从这种自我意识的牢笼中走出来，接受巴格达意外的自由。

　　这的确不是巴格达最好的饭店，很多大媒体一开始都不住在这里，他们直到开战才搬过来。从饭店总台得知，水均益他们也住过两天，后来搬到了拉希德饭店，看来他们对危险的反映不够敏感。由于人体盾牌办公室在这里，这里成为了人体盾牌、和平工作者、和一些和尚的活动中心。

　　经过了小费盘剥之后，终于进入了1308房间。房间很破旧，不过在阳台能眺望巴格达的城市景观，能看到底格里斯河拐弯处，这就是伊拉克总统府和巴格达大学所在之处。战争中这里成为最佳观战点之一，很多媒体画面都是从巴勒斯坦饭店传送出去的。

　　由于海事卫星不在身边，于是打电话回总部。这时才发现伊拉克的国际电话是需要操作员转拨的，记者努力了很多次，终于因为伊拉克对外线路繁忙而拨不通。

　　幸好饭店还有网吧，虽然看不到中文，但记者可以通过软盘在笔记本和网吧电脑中间传送文件，然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总部。饭店网吧每小时8张250第纳尔（相当于8元人民币），是巴格达四十多家网吧之一，此处的网速和在北京的拨号上网速度差不多。网吧规定，不能用免费邮件，例如msn、hotmail都用不了，但是CNN和BBC这些媒体都可以上得去。下载了中文字库之后，还能用的起来。那些小报的记者、自由记者和和平志愿者们，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就在这里外界保持联系。

　　房间的电视是黑白的，只要几个台，著名的伊拉克中央台天天唱着歌颂萨达姆的歌曲，由于全是阿拉伯语，于是在巴格达期间我也没怎么看，后来有点后悔，因为毕竟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很好玩。

　　让所有战地准备都见了鬼

　　可能因为人吓人的结果，我们为此次巴格达之行准备了很多战备用品，连药物和食品都准备了10天三人的量，甚至从约旦走的时候我都带了宾馆的手纸，准备到巴格达过苦日子。到了巴格达，记者才感觉到此前的准备有些过度恐慌，真正的巴格达的繁荣程度并不比约旦安曼差多少，而且物价便宜近10倍，相对来说仿佛是购物和餐饮天堂。

　　记者曾经在朝鲜采访，原来以为在伊拉克也会受到极大的人身限制，所以奇怪自己能自由地到夜市中游荡，吃很便宜的阿拉伯食品——卡巴（也就是所谓“羊肉蔬菜汉堡”），和热情的巴格达市民以及守卫政府机构的军人打招呼。

　　更加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在为即将到来的美军轰炸而感到恐慌，市民们正常地在夜市抽水烟、打牌、聊天，街上车辆多如广州，虽然大多是1990年前的旧车。我问一位司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伊拉克人不怕战争吗？他回答说，这十二年我们太习以为常了。

　　我就是在这种对平静的惊奇中开始了在巴格达的第一天。

　　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曼谷

　　第二天在同事晚上到之前，我花了一整天在巴格达闲逛。一开始好像是做贼一样，去任何地方都很庆幸，但是很快就正常起来，因为的确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可以像在北京一样正常打的逛街，随意拍照。

　　叫上一个司机让他带我去最好的大学，他二话没说带我去了巴格达大学，可惜在进去不久就被门卫支出来了，说这里需要通行证。远处看得一群军官在一个堡垒上视察，后来才明白，这个地区就是巴格达的核心，也是美军后来狂轰乱炸的中心。

　　司机随后载我去了萨达姆理工大学，这里很自由，没有任何人阻挡，能够随便地进出教学楼以及和学生交谈。巴格达的大学生受到的教育是比较好的，连约旦的农村学生都以在伊拉克上大学为荣。不过，能说英语的学生不多，女生很热情，有的也很漂亮，虽然听不大懂我说话，但也努力帮我指路。相比而言，受过教育的老一辈伊拉克人英文普遍都比年轻人好，这和以前伊拉克是英国殖民地不无关系。

　　晚上同事们到达巴格达，和我分享了在陆路进入这个国家的惊奇：伊拉克人太随和了，这里太不像要打仗的样子了。事实上，不但我们，基本所有我们碰到的记者、“人盾”和和平志愿者都对这个战前巴格达感到惊奇万分——战前的巴格达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战争。

　　赤尾邦和与今村正启是来自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两名和平志愿者，他们声称来到巴格达是为了保卫伊拉克人民。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住在巴勒斯坦饭店，所以经常可以在大堂看到他们。今村说，现在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打仗，才不会把这里当成曼谷，否则，一点点战争的感觉都没有。

　　之后的几天中，我们就是带着这种疑问走街串巷，试图寻找伊拉克老百姓的备战气氛，却几乎一无所获。我们采访了大学、夜市、浴室、清真寺、电子一条街、政府公务员的家、人体盾牌们等，我们还看了场电影，坐了公共汽车，这一切都是自由自在进行，没有受到阻挡，伊拉克人也很配合采访。伊拉克老百姓乐于被我们拍摄，也乐于用阿拉伯式的英语接受我们采访。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周浩和徐继业他们两人竟然到公共浴室拍DV，一个阿拉伯人竟然也乐于光着身子摆POSE搓了半天身子，这些镜头已经成为难得的影象，真实记录了战前伊拉克人对战争的那种坦然，让人不得不对这个民族产生尊重。

　　街市上的平静和大使馆、记者的撤退以及政府的备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国记者已经陆续在撤离了，2月13日晚，当我去曼苏尔饭店去找香港记者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注明了“地下掩体”的路线说明。更让人心虚的是拉希德饭店，路边广告上说，拉希德不仅仅是饭店，对，因为轰炸传闻，一下子很多人因为这个传闻都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

　　去半岛电视台常驻办公地点也能感觉到紧张。我先是问那名约旦籍记者借钱，因为我的2000美元出关限制让我最后没剩什么钱了，这些钱绝对撑不下去。他说出自己的难处之后，我又问他是否能让我在战时躲在这里，他说美军要炸这个地方，他们都在找地方躲。事后，一位约旦籍的半岛记者（也许就是我见的这位）就在办公地点被炸死，让我想起来不住后怕。巴勒斯坦饭店15层也被美军炮弹炸死一名记者，看来，记者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伊拉克政府方面，也能看出紧张气氛。警察已经开始佩枪了，沙袋也出现在各重要路口。但就我们街面观察所及，也仅此而已。但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巷战准备，还是大为不同。事后响起来，这些沙袋仿佛是用来作秀的。

　　我曾经悲哀过的那些“人盾”们

　　倒是从巴格达的“人体盾牌”和和平志愿者身上看到战争的另一面。我在巴格达的第二天就在新闻中心前面的公园碰到一次反战集会。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和人体盾牌们一起，涌向公园草地，载歌载舞，反美挺萨。我记得上次我参加的游行集会还在小学六一儿童节，所以对这种形式很感兴趣，采访了好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

　　只是找不到愤怒，只有狂欢，大家都很开心。甚至一个日本山妙法寺的和尚带着三个洋徒弟专门来巴格达和伊拉克小孩跳舞，表达和平愿望。从英国来的Karl Dallas老人弹着吉他，唱起了一首他自己称作《和平时间》的布鲁斯。从瑞典来的Sigge和他的女朋友Julia，两人都是19、20岁，他们互相相爱，漂亮年轻的脸庞只有兴奋，他们也会待到战后，他们就住在上次被炸的电厂里。从德国来的一位卡车司机甚至因为自己曾经住的“人盾”场所被西班牙志愿者占领而向媒体哭诉。我觉得最漂亮的亚洲“人盾”是韩国的林英信，她不但来属于伊拉克和平小组，也属于一个朝鲜和平组织。

　　来自德国40岁的Yugen Hahnel对我说，虽然德国政府反战，但只是因为利益，其实德国对美军的行动也有物资、基地方面的间接帮助，他是为政府来赎罪的。而大部分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的“人盾”都告诉我，虽然政府支持战争，但是政府不等于人民，他们过来就是要告诉世界，本国人民也是支持伊拉克人民的。他们都会坚持到战后，愿意为和平奉献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有希望战前撤离的“人盾”。Rodrigo Doxabdabarat是3月12日和平集会的组织者，他激烈地在集会上表示了对伊拉克人民的爱。但他却对我表示，他要在战前撤离，我吃惊地问他难道不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和平来此的吗？他说，你看，这次集会就是一种对伊拉克人民的爱，他们唱歌跳舞，这就是我要做的。我问他，作为“人盾”（他是“人盾”之一），难道不是要做战争时重要设施的盾牌的吗？他说他不同意这种定义，他对媒体很厌倦，把“人盾”政治化，他已经不知道留下来有什么意思，走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他才决定离开。事后我在约旦见到了他，他在战前撤了出来。

　　在巴格达的一个星期中，对他们接触比较多。越是接近最后日期，他们也日益紧张，不过到了最后，还是有不到一百人（包括和平志愿者和“人盾”）留了下来。他们经历了数天的美国轰炸，不断把消息在网上公布；一些人不断因为签证限期问题被伊拉克政府驱逐，回到约旦。

　　我原来一直担心“人盾”们的安全，甚至认为他们是必死的人们。因为按照惯例，他们住的地方是美军一定要轰炸的场所，拉姆斯菲尔德也称这些人为战犯，言下之意，就是炸了活该。当时在巴格达，真正意义上的人体盾牌有大约80多名，分别住在伊拉克政府安排、他们认可的8个重要地点，分别是Taije食品仓库、4.17水处理厂、南巴格达拉希德电站、Daura炼油厂、 Durah电厂、Mamun电信、Madain水处理厂、Daura水处理厂。“人盾”总部设在我们住的巴勒斯坦饭店，其中的联系者告诉我们，这些地方都是联合国认可的民用场所，这些地方维持这个城市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开打之后，这些人并没有遭受料想的厄运。美军采取了“斩首行动”“震撼和畏惧”“奔雷行动”，这些都是直接针对政府和军事部门，对“人盾”所在场所倒是没怎么摧毁。

　　一些和平志愿者回到约旦之后，拒绝发表意见；一些人在被驱逐之后，还想在约旦的伊拉克使馆签证，重返巴格达。美国快速胜利之后，他们似乎被人遗忘了。应该有人事后去写一下他们的故事，写一下这群不怕死的但却尴尬的人道主义者。

　　另类的巴格达故事

　　我不喜欢扎堆，无论在巴格达还是约旦我都希望自己单独采访，单独居住，不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记者碰在一起。因为我是报纸记者，既然在这个电视时代，电视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我们这种周报也没有比较和电视台和通讯社拼主线新闻。

　　我到了巴格达之后，从来没有向新闻部报到，完全成为了一个自由记者，避免了报到带来的麻烦——每天要交100美元，海事卫星封存，然后有人陪同。这些不但花钱，而且限制了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那些每天在新闻中心楼顶直播的那些电视台，所有的镜头都需要收到新闻部助手的审查。我两次见到水均益，都有一个伊拉克人作陪，虽然我知道他不大可能说中文，但还是觉得别扭。

　　我找到了一个曾经在英国生活很多年，英语很流利的司机，他带我去了很多地方，也和我谈了好多事情。这些事情才是巴格达的真实故事，虽然由于都是单方面的消息无法报道（报道的原则是至少两个独立信源），但也的确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很多感性认识。

　　他说当时总统选举的时候，每个人都只接到一个纸条，上面写你同意吗？也没有任何其他选项。他说他写了同意，不然怎么办，他还有儿子和一个老婆。

　　他在全城大游行的时候载我去一个叫“城市中心”的美式快餐店吃饭，那里有很多女大学生和中学生，他告诉我如何鉴别谁是高官家的女儿。一些女学生只点了饮料，在等待有男人买单，他告诉我这种援助交际的事情也很常见，很多女生太穷了。

　　最为见鬼的是，我们开车在底格里斯河畔走的时候，遇见了一辆意大利名贵跑车，车里坐了一个光头，他说这就是乌代，然后就和我说乌代的传闻。

　　他还带我去了苏丹人把持的红灯区，经常有反政府示威的什叶族聚集区，库尔德人的餐馆，基督徒开的甚至有同性恋出没的酒吧。他还告诉了我地下监狱和地下宫殿的故事，甚至他还带我看了怀疑存放化学武器的场所。

　　他说他们并不怕战争，因为轰炸几天就过去了，但是担心混乱局面出现。他说他有办法，可以保护自己的妻儿。他的亲戚已经把电器店关了，因为害怕哄抢。后来证明这其实特别明智。

　　他建议我别做记者了，和他一起倒卖中国电子产品。这边中国货很受欢迎，一般是这边批发价格的三倍以上。

　　和他在一起的这几天，我迅速对伊拉克人有了一个认识，这些认识无法从新闻稿中感受出来。周浩和徐继业也拍了好些伊拉克人的DV，去了公共浴室、政府公务员家庭、医院内部，还给新闻抓到，补了他们俩的登记费（600美元），被警告。

　　这些故事要等到重返巴格达做调查之后才能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和同事们都爱上了这个城市，深深希望战争不要在这里发生。事后的轰炸和抢劫，都让我非常伤感。

　　中了六合彩后被迫撤离

　　在我到巴格达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我们这张国际新闻纸内部调整的消息，我们无法发任何报道了。十年难遇的战争和十年难遇的内部调整，揉到一起的几率几乎和中六合彩一样，让我一下子长大好多，个中苦涩仍然不能与外人道。虽然调整也是难得的静下来思考10个月得失的机会，但我们的巴格达梦想就这么断了，从此我也成为一个“非典型伊拉克战地记者”。甚至连英国卫报记者都老远和我打招呼，他们也早就从自己的报纸得知了这个消息。

　　于是我们不得不准备听从大使馆命令撤离，因为我失去了抗命的能量。这恐怕是我自失恋以来经历的第二次严重不知道怎么办好的事件。我们三人内部也产生了争议。周浩作为一个老记者，告诫我不要认为只有这次才是机会，他认为我还是太年轻、太希望出名；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的也对，可是问题是我的确才作记者10个月啊，换了谁要这个时候硬生生地把自己准备了半年的计划咽下去，都不会好受，浅薄一点还是有理由的。

　　内心千百次对自己说要抗命，说哪怕以后没有工作也要留下来，还怕没有工作？但毕竟我们是一个Team，我们是职业人，当初说好一起进退，我和周浩、徐继业也吵了一架，对他们说，我不希望就这么轻易被历史删除，我们差一点就成就记载历史的战地新闻理想。他们也理解了我，给我一个机会，他们先于16日撤出，然后留我一个人自己决定，他们在约旦等我，希望我第二天准时撤出。

　　他们走的那天下午，我渡过了一个难忘的时刻。我一直以职业人自居，认为自己的职业心态一直很好，我也以为职业心态和新闻理想基本上不会有冲突的地方，所以在这十个月的记者生涯中，一直没有回头地往前冲，什么也没有多想。但这次我必须做选择，而且我知道我是不会背叛报纸的，因为它也是我的理想实现土壤。这是一个必须由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刻，周围没有一人，我被执着掩饰很久的内在性格泛了出来，选择了撤离——或者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选的，我只好撤离。

　　这样的心态想必水均益体会得比我还深。后来闾丘开战进去之后把我几乎都逼疯了，心里面想的是闯关也要再入巴格达，深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更别谈看到那些关于“中国男记哪里去了”“怎么死的12个记者没有中国记者”之类的网友评论了，虽然知道这些嗜血的看客根本没有必要理，但是实在控制不了那时的情绪。我和闾丘后来说，这就是大陆记者和香港记者的差距，这也是男性和女性的差距，有的时候，大陆记者和男记者肩负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感，他们太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中国读者久违的尊重了。碰到像我们这些烈性的主，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做的出，什么害怕，真的都不知道了。所以有人认为战地记者都是病人，我想至少当时我算是。

　　不过我是幸运的，我前面还有水均益，他也进去了，我的心一下子释放了，也清醒了。后来在约旦我和闾丘谈了很久。闾丘是我做记者之前最崇拜的华人记者，我喜欢看到她在阿富汗的平和，也是她激起了我做记者的兴趣。在和她的谈话中，我从自己的带路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职业精神，没有任何历史责任感，只是完成公司的一次任务，回去后继续去菜场买菜，即便中途撤出，也痛快遵照公司决策者吩咐。只不过，这种东西是我追求的吗？

　　不知道，反正从此我对新闻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它从我身上的某处剥离开来，成为一个外在之物，我更自信更自由了，只是好像一场梦过去了。

　　梦的最后巴格达时光是在迷糊中渡过的。既然自己内心已经失守，再多呆也没有意思了。于是于17日凌晨撤出了这个新闻富矿，在海关被伊拉克贪婪的官员盘剥掉我带去的所有的美元。进入约旦的时候，我内心松了口气，说“终于自由了”；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却千方百计地希望重返巴格达。

　　新华社当天的撤离新闻稿中忘掉了我们。

　　约旦“非典型”战地报道

　　对于各国记者来说，约旦是中东局势最好的观察地。约旦在地理上夹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之间，是中东两大热点事件最近的观察所。一个国际政治记者的时髦行程一般是这样安排的，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从世界各地到约旦首都安曼，然后车搭乘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周四次的航班去伊拉克巴格达，或者乘坐GMC汽车从安曼－巴格达高速公路花10个小时去巴格达。在战争来打之前，如果不准备在首都挨炸，就返回安曼，参观巴勒斯坦难民营和专门为伊拉克难民准备的新难民营。

　　我们撤出之后，周浩和徐继业休息了之后，直接回国。周浩把在巴格达拍的DV做成了一个50分钟的片子，成为难得的历史记录。我继续留了下来，在约旦观察战争，一直到4月3日。

　　约旦虽然是一个王国，并不是民主政体。但是相对伊拉克来说，新闻资讯是相当自由和发达的。几乎每个楼顶上都有卫星电视接收器，连居住条件算比较差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是这样。一位出生在侯赛因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告诉我，一个卫星接收器大概就三、四百人民币。在每个出租车中，大部分司机都会收听英国或者美国的阿拉伯语广播，餐馆中电视中公开播放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宾馆中，半岛、BBC、CNN更是必备的频道。

　　这样，在约旦观察伊拉克战争是相对比较方便的。事实上，虽然这里不能直接感觉到炸弹的威力，但适当的距离加上丰富的资讯反而使我对战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约旦期间，对阿拉伯政治、媒体进行了观察，受益颇多。直接的结果是：我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了。

　　从阿拉伯语可以对阿拉伯民族有一个基本了解。阿拉伯民族虽然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权利诉求，但同时也有自己的故事。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中作用之大是其他宗教在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例如，在阿拉伯22个国家中，都说“阿拉伯语”，但这种阿拉伯语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方言，他们的文字在书写的时候，一般只写辅音，不写元音（想象一篇英文报道3/4的元音字母给抽去之后是什么感觉），所以可以理解各地实际发音相差是很大的。但全部的阿拉伯人读《古兰经》的时候都是一个调，因为唯一通用的并且注明元音的阿拉伯语言的书籍就是《古兰经》，《古兰经》实际上成为整合阿拉伯人最重要的工具，连阿拉伯半岛电视台都是多雇员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因为该地区的方言和《古兰经》注音最相似。学生们上学，《古兰经》也是必修功课。在这个地区，世俗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虽然20年前，萨达姆试图用世俗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来覆盖伊拉克，进行世俗化的社会革新，但随着战乱和社会复兴党的腐败，这种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越来越小，今几年来，在伊拉克伊斯兰主义回潮，甚至在库尔德自治区，都占据了20％以上合法选票。另外一方面，萨达姆意识到利用伊斯兰教可以维持统治，所以越来越倾向伊斯兰主义立场，特别是恢复在电视台宣讲伊斯兰教，到处兴建清真寺，这在20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伊斯兰主义是美国政治上的敌人，但它的根基在伊拉克是不动摇的。伊斯兰主义加上民主诉求，这种就是伊斯兰革命，也就是伊朗的现状，这是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是用专制政府来抵制伊斯兰主义的，在未来的伊拉克，美国希望民主而且亲美的政府在伊斯兰主义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先例的难题。

　　我在约旦开始对阿拉伯政治发生了兴趣，也逐步清楚了自己的反战思路，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战评论，引起了争议。虽然不是记者本职所为，但在非典型时期，也算一种变相记录历史的方法。

　　约旦在努力保持平衡

　　约旦新闻信息部也给各国记者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只是警告记者不能到边境地区拍照，除非得到特别允许。在得到新闻信息部的允许之后，记者们参观了位于约伊边境的伊拉克难民营，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开着推土机工作，抓紧时间在多雨天气中建成难民营。但是目前约伊边境处于关闭状态，伊拉克方面已经停止了护照发放，海关也不允许除了司机之外的伊拉克人通过，约旦方面对“伊拉克人道难民”也做了相对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人道原因才放过关。

　　约旦和伊拉克的关系也会在战争期间得到保持，据约旦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勒赫（Saleh）表示伊拉克不会主动中断对约旦的石油输送，两国会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约旦和伊拉克的油价差价非常大，在伊拉克，普通底标汽油每升0.07人民币，而在约旦，普通底标汽油每升就高达3.2元人民币。事实上，通过伊拉克和约旦的石油交易，伊拉克在近年实质上打破了联合国的禁运，安曼－巴格达高速公路上挤满了向伊拉克输送货物的车辆、以及返回约旦的大型石油运输车。

　　但是约旦依然有人认为政府过分亲美。一位约旦当地媒体人士告诉我，事实上，约旦皇家当局一直在向公众隐瞒有美国驻军的具体数字，媒体私下猜测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对于美国驻军，约旦皇家当局的解释是为了保卫国家，避免遭到受到伊拉克和以色列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影响。事实上，约旦和伊拉克在战争中关系一度弄僵，四个伊拉克外交官因为向美军驻地水库投毒被驱逐，另外一个伊拉克人还尝试在Hyatt饭店搞爆炸。

　　约旦最大党派“伊斯兰行动阵线党”主席哈姆扎德·曼苏尔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认为皇家当局的这种亲美行为是破坏和伊拉克关系的。“伊斯兰行动阵线党”是逊尼派穆斯林参政党派，曾经在1989年的约旦议会中拥有23个席位，但近年由于反对约旦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度，抵制了议会选举。该党和哈马斯保持相当良好关系，对巴勒斯坦人相当支持，甚至主席本人就是具有约旦国际的巴勒斯坦人。该党在国内穆斯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曼苏尔主席告诉我，认为伊拉克人和约旦人是兄弟关系，约旦不能坐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而美国对伊战争，不仅仅是针对萨达姆的，而是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所以他号召约旦穆斯林人以所有可能方式、在所有可能地点捍卫伊拉克、抗击美国。他本人还曾经给中国大使馆递交过一封信，感谢中国在联合国对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不过，在回答中国记者关于任何看待科威特和伊拉克关系的时候，他犹豫地表示，这个问题在1991年就已经完全解决了。

　　约旦当地普通老百姓对伊战观点也有相当的不同。一位英语很流利的老司机库尔迪告诉中国记者，萨达姆是阿拉伯的英雄，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支持伊拉克是好国家，而美国、英国、西班牙、日本攻打伊拉克是坏国家。相反，喜欢西方事物的年轻约旦人阿里告诉中国记者，有两种人欢迎战争，一是美国政府，另一种是伊拉克人民，因为他们都说，萨达姆本身对人民也是很残酷的。年轻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就会有一种更旁观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支持的萨达姆，但开战后，显然很多阿拉伯人的心态改变了，被“震撼和畏惧”了。

　　反美的阿拉伯世界媒体

　　除了科威特之外，在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的媒体已经直接用“侵略者”“入侵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这些词语代替“联军”这个词。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在普通市民间、媒体中，还是议会上，任何支持美国行动的说法恐怕都没有办法听到，反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连约旦一直铁杆亲美的阿布杜拉国王，也连连发表声明，和美国划清界限。而沙特阿拉伯，虽然其官方电视台很少报道伊战，但是其纸媒已然是反美的天下。

　　每一次美军的受阻或者美国大兵被俘或被打死，这里都能看到这里民众的欣喜和欢呼。约旦的较为独立的周报《星报》战争特刊就在头版专文报道，呈现美军尸体的画面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不自在的骄傲”。一位3个孩子的母亲说，“可怜的孩子（指被打死的美军），但他们来干什么的？作为母亲的一半我为他们悲伤，但最为阿拉伯人的一半的我感到高兴”。

　　一些原来相当反对萨达姆的约旦人，现在也希望萨达姆能坚持长一点时间，因为“要给美国入侵者一个教训”。一位约旦记者对我说，如果伊拉克能撑两个星期，他就认为伊拉克赢了。战争打的越艰难，时间越长，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越高涨，各国亲美政权也就越紧张。

　　和这边人交谈的是，美国人的“解放”这个词在他们眼中是个笑话。每天在街上抗议的、媒体批评的、政府呼吁的，都是要美国停止“入侵”“占领”“侵略”伊拉克领土。我上面说过，反美已经是阿拉伯的“政治正确”，任何人都不敢支持美国人，本来很亲美的政客都在洗清和美国人的关联。

　　萨达姆的形象也突然在阿拉伯世界高大起来，本来在约旦的很多年轻人眼中，萨达姆是一个暴君，他们并不喜欢，但战争开打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私下希望萨达姆能有更多的战斗力，萨达姆的专制突然不成为一个问题。要说明的是，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是亲美的，不存在什么这里的政府鼓动反美情绪的事情，而是恰恰相反，政府希望降火。

　　这次战事报道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出资的阿拉比亚电视台、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的表现都很枪眼，虽然也有为萨达姆打气之嫌。这些电视台中的“大阿拉伯”情绪也在感染和整合着几亿阿拉伯民众。可以这么说，亲美阿拉伯政府在媒体领引的新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失去主流话语地位。

　　中东地区最著名的英文报纸黎巴嫩《每日星报》分析了导致美国人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开门迎闯王”的原因。《什么导致美国人认为他们会受到拥抱？》一文认为有三种政治势力影响了美国人对形势判断：第一是流亡在海外的伊拉克反对派、第二是美国的极端鹰派、第三是唯唯诺诺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文章认为，其中流亡海湾的伊拉克反对派起到了主导的游说作用。他们反复说服美国人相信，只要美国人一打进去，伊拉克人民就会起兵反抗萨达姆统治，而且他们还告诉美国人，伊拉克国内的地下反政府网络是多么发达，只要机会成熟，就可以全力支持美国军队；而且他们还说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激不起风浪。

　　文章提到了其中的一个流亡政府的重要亲美智囊坎南.马吉亚，他也是美国人的红人。马吉亚如此形容美军在巴格达的轰炸，“在我耳中，仿佛音乐一般”。文章说，美国人长期和这种伊拉克人打交道，当然会认为伊拉克人民是欢迎美国大兵解放的。

　　事实上，伊拉克的民心是一种更加中立的情绪，这种微妙的情绪让双方的媒体分别在战争前期和后期分别误判。

　　尴尬的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

　　3月28日，我参加了在安曼的巴勒斯坦人的反美游行，亲历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夏令时间中午12:40，在老城区最大的清真寺内外，上万人开始做礼拜，全部面向圣城麦加方向。礼拜大概在1：15结束。做完礼拜的巴勒斯坦人理解开始游行，人数大概有数千，高喊反美口号，谴责美军的“侵略”。约旦防暴警察在队伍后面准备着，大概在20分钟之后，警察突然冲向游行队伍，用警棍驱赶人群，场面特别混乱，很多在场记者都遭了殃，不是被警察打就是被人群冲撞，我也被警察的警棍打了一下。

　　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女记者在混乱中受伤，被人在头上踩了几脚，她本人又有心脏病，当时昏迷过去。幸好她被我和一位巴勒斯坦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后来经过医生诊断没有大碍。

　　可能是因为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下，所以我对警察这次的举动比较反感，因为当时游行很和平，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所谓的暴力都是这些防暴警察开始驱赶时引起的。我也参加了伊拉克巴格达的全城大游行，在那里有安全感，反而现在在安曼，每个去看游行的记者都会互相提醒小心挨打。

　　据当地人说，这些天约旦皇家当局对反战游行非常警惕，害怕反战游行上升成反政府事件，特别是昨天刚刚传出美国会付给约旦11亿美元援助的消息（同时援助的是以色列、土耳其和埃及），更让人觉得约旦政府和美国背后有什么交易，所以传言不断，警察这么紧张也有理由。当天下午，在安曼，有两次大的游行，而在整个约旦，据说今天有8次游行。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民民主党人士对我说，虽然美国一直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支持者和计划者，但他们对布什政府不抱有希望，因为布什上台之后奉行的单边主义已经让他们失望，而伊拉克战争更是彻底激怒了巴勒斯坦人。而且在伊战进行的时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依然有流血冲突，这让巴勒斯坦人感到他们被抛弃了。昨天联合国安理会也讨论了巴以冲突问题，而同天，2名巴勒斯坦警察被以色列军队打死。

　　Abla是巴勒斯坦人民民主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她告诉我，伊拉克的悲剧也就是巴勒斯坦的悲剧，当世界上所有人的焦点都关注到伊拉克上面的时候，以色列会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打击巴勒斯坦人。我去过这里的侯赛因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的居住条件相比安曼其他地方很差，这些在难民营住房居住了几十年、甚至从来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巴勒斯坦人，对未来有些绝望。她希望中国政府能给巴勒斯坦人以更多帮助，给这些在外国几百万的难民有返回家乡的机会。

　　萨达姆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每一次萨达姆演讲的末尾，都要同时提到伊拉克万岁和巴勒斯坦万岁，仿佛自己就是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萨达姆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很多军事和物资援助，也成为他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个证据。Abla认为，萨达姆是在帮倒忙。

　　关于伊拉克人不逃亡反而返回家园的疑问

　　有些疑问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才能理解。在约旦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难民和伊拉克人返回家园的疑问。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进行了采访，并且综合了央视驻中东首席记者的采访和其他西方、阿拉伯媒体的采访。

　　伊拉克的物价和约旦的物价不能比，基本是10倍的关系。所有许许多多伊拉克人在约旦特别是安曼打工，然后把钱寄回家。这些可以算是经济移民。开战之后，大约20－30岁阶段的伊拉克人开始大批回国。这些人不都是支持爱戴萨达姆的人，但家人有难，这些家庭的支柱没有理由在国外避难。约旦是个信息自由的国家，这些人通过电视看到巴格达发生的轰炸，都十分震惊，很多人都说回去保卫家园是无法推脱的责任。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去大使馆更新护照，这种行为我不能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伊拉克政权快倒了，他们反而去更新护照？

　　和记者们不一样，记者如果要去巴格达，目前很困难，出租车也有明码标价，前几天涨到了1500美元（从安曼－巴格达）。但这些回国的青年，整个旅程只需要花7美元。他们做约旦的公共汽车到边境，然后再穿过海关，走过1、2公里的边境区，伊拉克方面还有车子来接。边境到安曼的公路大概500公里的车程，一路上都有美军飞机在控制，最近还新设了检查点。这路比较危险，因为经常美军飞机会来恐吓过往车辆，路上也有被炸毁的车子，已经有一个约旦司机在开战的第一天就被炸死。但是还没有危险到凤凰卫视说的那种需要从大马士革走的地步，那是误导，这条路依然是目前最安全的。

　　即便相对安全，也是事故不断。每天大约有几辆公共汽车拉这些人回去。很多记者如我都希望再进巴格达，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年轻人都不畏危险地返回巴格达，我们这些天生就要和危险作伴的记者怕什么，为什么不去？500万巴格达人都在等待轰炸，为什么记者惟独害怕危险？只是签证没有，把人急死都没有用。

　　至于到底为什么巴格达没有形成难民潮？我想最关键的是，流浪在外面反而不安全。其实巴格达在轰炸前很多人都搬过家，例如昨天晚上轰炸的政府雇员宿舍，很多人之前都搬走了，因为猜到有问题，但也是在巴格达城内搬来搬去。伊拉克的城市之间是沙漠，在沙漠中逃亡，上有轰炸，路上也没有适当交通工具（不要想象车子，记者出巴格达的车费涨到了6000美元），还不如在城市中呆着。到目前为止，只要美军不断水断电，巴格达都能呆下去。他们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到几个月的食品。

　　有记者采访到一些人说在巴格达郊外有检查点，逃走的人给挡出去了，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证。我也在战前听说如果战时逃亡，会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敌人。另外，巴格达也是一个5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作为首都的人，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自豪感，例如我在街上如果给小孩钱，都会被司机认为是不太礼貌的行为。如果不是人道灾难发生，巴格达是不会发生大规模逃亡的。

　　事实上，由于战争的迅速和精确，难民问题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这也是这场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新经验。

　　后来接到总部撤回的命令，于4月4日凌晨离开约旦。结束非典型伊拉克战地报道之后，我经过“非典型”的香港、广州，回到了“非典型”的北京。最新的消息是，我即将结束这种“非典型”战地报道状态。在这些日子里，我发出了太多的分析和评论，出离了记者的本位，虽然有理由，但今后也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