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师永刚

　　四月九日，我打电话给闾丘，她正在北京。

　　这是她与央视的水均益们从战火中的伊拉克前线撤回到香港的第四天。

　　她在电话里说：我现在伊拉克大使馆，等办完签证再打电话给你。

　　当时我的心里一咯噔，她刚从伊拉克回来，怎么又去办签证了，我预感到她可能又有什么行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女人，似乎一直在路上。

　　五分钟后，她的电话过来了。她说我的签证已办完了，没有想到会如此顺利，只用了几分钟。而在上次她去中东之前，用了差不多好几天才办完所有国家的签证。而这次出奇的顺利，是因为那些使馆的工作人员，早已从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中认识她了，而其中几位使馆工作人员，据说还照会本国方面，要求照顾这位华人女记者。

　　闾丘走在北京的街上，尽管她戴着防止“非典”的口罩，但仍被路人们认出。北京人永远地记住了她在伊拉克的沙尘暴中，那张被风吹得四散的头发与她的脸容。同时被华人与世界传媒记住的还有闾丘与同事独闯伊拉克战火的过人举动。而水均益们，则在网上被成为嘲讽的对象，既是在水均益接受央视记者王志的专访时，坦承他在受到压力回到了巴格达，因为国内需要看到中国第一大台的声音与现场的“说法”，至今仍成传媒界一个“故事”。问及闾丘对此事看法，她对人们的过敏反应，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她说，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一个好名声。何况我觉得各人的情况不同，不好类比。

　　当我告诉她国内网络与传媒的“过火”评论时，她在电话里，说：“不会吧，我们从巴格达一起搭车回来的时候，小水与老冀很照顾我们的，而且大家关系很好。”

　　后来，在她传给我的日记里，她并没有讲到这件事，连在网上流传许久的一些如她与公司签了生死状，如她是在违抗公司的命令（据称，为保护记者的安全，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管理层明言不同意她的决定），她为了去伊拉克，把卫星电话关了好几个小时，到了之后，才与公司联线等传奇情节，她也没有涉及。

　　事后问及，她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大家的不同看法而已。而她并不知道，在许多媒体的宣传中，她甚至成为了中国真正的战地记者，成为了英雄。

　　在闾丘看来，这些东西显得有些太复杂，她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是想到现场去，想去看看那里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进入伊拉克并非我突然的决定，早在北京采访“两会”的时候，我就申请了伊拉克的签证。在约旦边境采访的三、四天中，我也不断向从巴格达过关来的人了解情况，包括记者和巴格达的民众。

　　记者的心态在战争中是很特殊的：一方面觉得做战地报道是非常幸运、非常值得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担心安全问题。很多记者听说我们有签证，都是非常羡慕说，你们真幸运。似乎没有人顾得上想安全问题。然而从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路上，我们不断看到被炸断的桥梁，炸烂的汽车，很担心美国飞机的轰炸。”

　　而外表柔弱的闾丘是个内心充满激情与很有壮怀的女性。

　　我认识她至少两年多，因为工作关系，时常会打交道，她去年去阿富汗的时候，尽管很苦，很危险，但在我心里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战争已经结束。

　　但这次她一开始进入巴格达，我就收到许多相熟的朋友的电话，他们找不到与闾丘的联系方式，仅仅因为我认识她，就希望我能代表他们转达一下他们的尊敬之意。

　　我至少收到了十多条转给闾丘的短信与电邮，还有一位老友，在零点左右的北京酒巴里，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了闾丘，大家都沉默了，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闾丘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来北京……他说了许多，我的心却再也无法安静。

　　也许因为知道了闾丘时常走在危险中，反而没有觉得她的这次出行，有什么不同，对我，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冲击。但这次，她打动了我。

　　她说：“在巴格达，当我到达后，参加晚上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的一个记者会，我们赶紧跑去放设备。看到带有我们电视台标志的话筒出现在主席台上，那种感觉难以形容。环顾我的四周，全部都是西方和阿拉伯媒体??我想，我来对了。

　　是的，她来对了。

　　这就是那个平时言谈，如同一个邻家女士，甚至是撒娇的幸福的女士。一块去过巴格达的年青记者安替曾因为对闾丘的尊崇，而选择了记者这一行当，他告诉我，说：“闾丘是我做记者之前最崇拜的华人记者，我喜欢看到她在阿富汗的平和，也是她激起了我做记者的兴趣。在和她的谈话中，我从自己的带路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职业精神，没有任何历史责任感，只是完成公司的一次任务，回去后继续去菜场买菜，即便中途撤出，也痛快遵照公司决策者吩咐。只不过，这种东西是我追求的吗？

　　不知道，反正从此我对新闻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它从我身上的某处剥离开来，成为一个外在之物，我更自信更自由了，只是好像一场梦过去了。”

　　其实，人生中有许多东西并不是当你总结时可以说出来的，当要以生命完成职业的时候，至少，闾丘没有冷静地说出她的野心与理想：她想成为克郎凯特式的真正记者。

　　我希望她能写篇东西，告诉所有关心她的朋友事件的过程。她很干脆地说，没问题。此时距她重返伊拉克，还有四天。我有些担心她有没有时间写作？没有想到，她把写好的日记传给我时，是在她走时的上午十一时，而她当晚已离开香港，在赴伊拉克的空中。

　　我请她一定注意安全。她笑着说，没有问题，我还准备回来后让你请我吃饭哪。十几个小时后，她已出现在了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屏幕上，开始联线，似乎与昨天上飞机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历史选择了一位女性去到现场，并且在战火中开始为我们这些男人报道战事。并且还要为她担心。

　　从战争伊始，作为一家媒体的从业人员，我一直关注着战场上这些人的命运。我从来没有觉得战争与我如此近，仅因为我认识的许多人身在前线。每天，我都会转换不同的台，去看电视台的现场联线，是因为这些人之前曾经就是自己的朋友，曾经还在昨天一起喝酒，而现在却在战火中。

　　我给冀惠彦打电话，他说：好象昨天才分开，很亲切。其实我们已有许久没有联系。他说的昨天是，1999年10月，我还在军中服役，我随他一起参与了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报道。冀是位著名的军事记者，官衔大校。他曾参与过国庆大阅兵、香港直播回归报道等十几个重大的新闻事件。1999年，我们住在珠海的拱北宾馆靠海的别墅群里。在那里，我首次有机会看到白岩松、崔永元们，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认识与摧化。因为当所有人都在为国家，民族未来，而参与其中的时候，我还再在那种可以预知的生活里，走过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半年后，我选择离开了军方。

　　冀的经历丰富，他曾在1998年美军“沙漠之狐”行动时，去过巴格达，加上这次，他已是五次是出巴格达了。这位著名的军事记者，在与小水等重返巴格达时的壮举，仍令我心存悲壮。但在两天后，他们撤出时，冀说：“再见，巴格达，我再也不会再来这里了。不愿意作为一个战地记者重返此处。

　　他的从容与谦逊，给我印象深刻。尽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但其实已经足够。我请他讲述央视在巴格达的情况，讲述他们两次往返的经历，也许他较为合适。

　　当然，我也想请水均益先生来自述在前沿的经历，但今年已四十岁，仍被许多人称为“小水”的他显得很谨慎，他找了许多理由，也推了好几次，但最后还是说：“你看，我说什么哪？”

　　我只好放弃。但后来我看到他在央视随后的《实说实说》节目中，仍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男人面对这件事时的内心苍茫。

　　他说：“大家是同事，也是竞争对手，在抢夺新闻的时候，那谁也不让谁。包括我去采访，我占好了一个位置，我转头，刚出去到那边，到前边拿个东西，转头回来就有个人坐那儿了，记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也很微妙。”

　　他说：“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用我的话说无怨无悔，从任何一个角度，包括我们所承受的压力。我可以斗胆这么说，恐怕是我一生当中所承受的最大的压力，最大的最沉重的一次任务。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尽管从记者的职业性格和职业的追求上来讲，也许留下来更好，但是事实证明以及当时的判断和当时的形势，的确也是应该在那个时候撤出。”

　　他说：“确实不想离开。而且就觉得大战将至，而且那时候要走的话，像个逃兵，而且当我们走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记者也同时在走，但也还有有将近一两百号人还呆在那儿，还在巴格达。”

　　他说：“为什么要返回去呢？是形势所迫，种种的形势所迫。首先一个形势是说仗打起来，没有中央电视台的身影，原来的判断是可能很多的记者都会撤走，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记者撤走，另外一个判断，当然自然就是说没有一个中国记者在那儿。但是在打仗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说凤凰卫视有人进去了。自然对于中央电视台，对于我们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自然有一种想法，一种压力，一种强大的压力。”

　　这就是我能找到的小水的自已的解释，不同的人的说法大家都知道了，但当事人的说法则显得似乎并不重要了。

　　但所有的口述只是不精确的记录，我们所要关照的并不是网上一些关于“死去的14名记者中为什么没有中国记者”“中国的男人去那里了”等“非典型议论”。那是看客心态。我们现在所可以见证的是，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成立五十多年的新国家首次在国际午台上，开始参与新的新闻史，用自己的观点去触摸地球村中东街道这个地方的细弱脉搏与一个国家命运的开始。

　　尤其当我们听惯了英语世界的声音之后，我们自己的声音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的战地记者，至少是在这次战争中才开始重现于午台，才开始得到国人关注。战地记者这个词其实并不精确，这次民述及到的中国战地记者的概念至少是不精确的。充其量只是参与了这次战争报道。但我认为，战地记者如同战争的一部分一样，从这次改变电视历史的直播中，我们发现，记者与传媒，不过是战争这架机器组成的一个零件，而现在，加上了中国制造的履带与轰鸣声。

　　这次战争中，死去的记者与正在被有预谋地谋杀记者，也成为战争的一个关节。比如当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炸死的时候，不过是精确制导下的对于“异声”的精确反对而已。而美英的那些记者，他们或被地雷把自己的灵魂与身体留在这块战地上，或因自己的想象力与才华输给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但他们的命运却成为了文明世界最清晰的一个准则，当我们坐在温暖的家里，或者休闲式地看着直播的血腥场面，通过这些勇敢的人的眼睛传达给我们时，他们的英勇其实间接地异化成为娱乐的组成部分。

　　注意，每个关注这场战争的平民，当遇到巨大的轰炸场面与血腥时，视觉的冲击将会永远地成为大家灵魂中的图象。而战地记者不过是为了追求更接近真实，更接近具杀伤力的图景与事实，这样的局面，其实更多地传达给人类相当的无奈的道德的悖谬部分。

　　你如何去思考这些人的伟大，比如如何去思考闾丘冲击巴格达的勇敢，如何评价水均益与网民间的道德较量，谁在寻找最重要的那一面，小水曾说：‘无论如何，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不为我离开巴格达后悔。”

　　但舆论的要求与小水承受的压力似乎更值得反思。因为你会混淆掉道德与恶之间的距离，会忽视我们人类在这场战争中所最想要的是什么？那些云集在前线的战地记者们，为什么会在那里，在真实的新闻与生命之间，那个更为重要，这才是问题。

　　其实探究中国的战地记者史，有一篇文章曾推崇萧乾是中国的战地记者之祖，并且认为，萧先生是中国最真实的战地记者。

　　但客观地说，战地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纪录其实是不完整的，据我所知，战地记者的概念至少要回顾到早前的国内战争，包括后来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对越的战争，许多记者身处前线，当然早期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前线记者。在我短暂的从军史中，就认识许多在对越战争中身处最前沿拍回战争场面的军事记者。打开当年的军报，许多稿子都沾染着硝烟味，但电视的普及使战地记者，成为一个最危险的职业。也使记者开始成为明星。

　　在这次战争中，至少十四名记者失去了生命，但他们的勇敢正在成为超越职业化的一个代名词。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先生曾言，凤凰卫视记者的职业理想已成为大家共同前进的一个方向。这也可以解读为，为什么闾丘会不顾危险进入巴格达的决心与勇气的来源，为什么凤凰台的许多记者们，一遇到战争，一遇到大事，就争先要求上最前沿的激情。

　　当然，这次中国媒体的行动，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当三十多位不同报台的大小记者们到达伊拉克周边、甚至进入伊拉克境内时，表明中国的媒体正在国际化的开始，但却绝对不是真正的出大记者的时候。中国距出现克郎凯特式的战地记者的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我失去了沃尔特，我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民众。”美国总统约翰逊对他的的评价，印证这句话的是越战结局。

　　中国现在还只是开始出现战地记者这一职业，但还没有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与一个时代的记者的出现。我们期待中国的克郎凯特出现。其实，面对战场，记者正在成为中国勇敢的心的一部分，也是代表着中国记者的职业理想的一部分。

　　这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与初衷。我想纪录中国战地记者的某部分人的行动与他们初触战事的心灵史。同时，也想通过这种简明的组合来表达我的敬意。因为他们值得这个时代尊重。这本书挑选了几位参与此次伊战前沿的记者，也许由他们代表所有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群，并不公允，但我坚信他们代表了这次事件的棱形要面，我开始寻找他们的过程，也是我进一步认识这次战争的过程。当然，因为时间与联络上的差异，有部分人错过了这次合作的机会， 但他们的名字与这次战争，紧密相联。

　　谨以此书向赴伊的华语记者致敬。

　　附编者邮件：syg1999@163.net

　　2003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