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冀惠彦 采写/沙林

　　当伊拉克战争发生六天后，我和水均益找了一个机会，

　　坚决重返巴格达，这是第五次去巴格达了

　　1998年，美国的“沙漠之狐”将要开始，我们报道组开赴巴格达。那次我第一次进入伊拉克。在巴格达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开打的迹象，家（中央电视台）里事很多，我们就先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海湾局势又紧张了起来。我们马上重返伊拉克。可是这次又等了很长时间，美伊双方又在那虚虚实实起来，我们只好又往回撤。

　　刚回到家的那天早上，正在睡觉，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呢，都打起来了。我爬起来就往台里赶。没办法，美国人的计划总是和我们的计划不重合，于是我们又乘上飞机重返伊拉克。

　　这年年底，“沙漠之狐”仅打了十二天，但我们为它三进三出。

　　今年，刚过完春节的正月初五，我们中央电视台报道组又进伊拉克。此时战争氛围已经很浓。越临近三月，气氛越紧张。我们却十分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不同以往。这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全世界都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张地关注着伊拉克。

　　可是到了三月十七日，伊拉克局势可以说一触即发，国内又坚决要我们回去。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我们的生命安危担忧。另外，当然我们知道，还有避免悲剧，以免像那次中国大使馆被炸……

　　撤到哪里？我们认为，科威特是美军的一个主要进攻地，所以我们撤到了那里。

　　三月二十日，战争爆发。我们在科威特听到了远处巨大的爆炸声。我们看到了各国前线记者从战地发回的报道和画面。我们忧心如焚，焦急难耐。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使者，没有采到和发回自己的东西，很难说不是失职，而且，国内广大观众并不了解我们真实的境况，以为我们真的是贪生怕死。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伊拉克战争发生六天后，我和水均益找了一个机会，坚决重返巴格达。

　　这是第五次去巴格达了，那浅蓝色的清真寺的巨大圆顶在蔚蓝色的天空下的壮丽景象，已经引起不了我们的新奇感觉，但那关系到中东甚至整个世界局势变化的战争，在我们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问号，搅得我们心中不平静。

　　重返巴格达，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去采写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不会怀疑它的价值

　　就在我和水均益一行撤出巴格达两天后，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时35分，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空袭，伊拉克战争正式打响。3月26日之后，直播报道中没有了水均益的身影，直至3月28日，而这段时间，我和水均益正在重返巴格达的路上。

　　我们为什么要返回去呢？这是形势所迫，种种的形势所迫。首先一个形势是说仗打起来，没有中央电视台的身影，原来的判断是可能很多的记者都会撤走，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记者撤走，另外一个判断，当然自然就是说没有一个中国记者在那儿。但是在打仗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说中国的凤凰卫视有人进去了。自然对于中央电视台，对于我们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是一种压力，一种强大的压力。

　　其实，返回的事我们一直在考虑，即使没有凤凰台记者的进去，我们也考虑要进去。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对得起这份职业，要对得起中央电视台。

　　经过二十个小时的奔波，我和水均益一行返回了巴格达，在战火中向国内发回了一系列报道。

　　水均益曾说：他做了一次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又是非常应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值了。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进去就出不来了，可能在，甚至在还没到巴格达的路上可能就壮烈了，或者就被捂到巴格达里边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在那儿待了两天之后，做了相应的报道，而且又安全的撤出来了，现在又回到北京，回到亲人和朋友们当中。我们感觉还是很幸运的。我们还感到幸运的是，我们参加了人类第一次直播的战争。我们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对战争的实时的直播，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如此的接近，如此的逼真，如此的真实。可能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过瘾，或者说电视的作用空前的发挥到一个极致。我相信，这场战争对电视应该是一次革命。应该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对新闻也是这样。

　　小水曾经说过，“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采写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不会怀疑它的价值。 我们不会更多的去想到，首先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其次我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再其次，这个东西对我冒的风险有多大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去想这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漏了，我们作为记者在第一线，应该尽可能地发挥你所有的职业的，专长的，各方面的长项，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最快的搞到最准确的消息。”

　　这样，我们就尽职了。

　　我们几个同声高喊“哈比比（阿拉伯语朋友的意思）”，

　　那人一乐，立刻放行；

　　我扛着摄像机不停地拍着，记录着战争，

　　记录着战争中的巴格达，记录着面对战争的巴格达人

　　3月26日，北京时间13点，约伊边界至巴格达的高速公路的零公里路牌从眼前闪过。

　　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现在只有我们一辆车孤零零地跑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雨点敲打着车窗，窗逢透进的风恐怖地叫着。不一会，路上便有了弹坑，坐在司机旁边的杨小勇帮司机看路，我在后面偷拍一些资料，水均益从后视镜紧盯司机的眼神，防止他困乏打瞌睡。

　　200公里后，雨中的伊拉克慢慢改了颜色，黄色充满了车窗，砸到风挡玻璃上的雨点，已经变成了浓浓的泥浆，天地间浑浊一片。路边不时闪过烧焦的汽车，有小轿车，也有大巴士。突然，汽车猛地停在一座被炸毁的桥头，车前的水泥路面像被犁过似的，桥面坍塌，司机只得掉转车头从隔离带的一个缝隙闯入逆行。其实另一侧路面被炸的情况更严重，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弹洞边露出的钢筋张牙舞爪，所幸的是弹洞旁刚好可以挤过一辆车。

　　前行近一个小时，又有一座跨越高速公路的立交桥被炸塌，两边各有一辆车撞在废墟上，高速公路彻底中断。车子拐进路边的沙地东串西行，许久才又杀回高速路，闯过这几关，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离巴格达还有130公里时，雨渐渐停了，而沙尘却大了起来，能见度降到二、三十米，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腥味。看着眼前高速路模糊的影子，我突然一阵窃喜，沙尘对于需要目测发现目标的兵器来说，无疑是一道屏障，而雨水对卫星设备的信号也可以大大衰减。恶劣的天气竟然给我们创造了隐蔽行军的最佳条件，降低了我们行程中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

　　即将进入巴格达市区，车窗外的颜色更加浓重，一团火光从眼前划过，浓烟擦着车顶向后漂去，这是伊拉克点燃了壕沟里的石油，以期达到遮蔽目标的作用。可对于精确制导武器，这过眼烟云似乎管不了什么大用，但他们却无意间营造出一种浓烟滚滚、蔽日遮天的战争气氛。

　　汽车在风沙浓烟中穿行，像漂泊在黑夜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沙幕中隐约有人，停下时已冲到一只冲锋枪前，持枪的人查护照，问来意，我们几个同声高喊“哈比比（阿拉伯语朋友的意思）”，那人一乐，立刻放行。

　　五进巴格达的感觉大不同。前几次是在非战争状态下进城的，车水马龙，好不热闹。第三次虽已开始“沙漠之狐”行动，但轰炸都在晚间，目标也很明确，久经沙场的伊拉克人并不恐惧。而这一次战争已开打七天，地面部队也兵临城下，人的精神、心理要承受比以往大得多的压力。我迫切地想知道这么密集的轰炸到底把巴格达折腾成什么样子，而漫天的沙尘却像少女的面纱把这座城市遮挡的朦朦胧胧。

　　我们的汽车直奔巴勒斯坦饭店，它和拉希德饭店、曼苏尔饭店一起被伊拉克新闻部指定为专供外国记者住宿的饭店。但没想到，战争前开房率还不到20%一家极老旧的饭店，现在竟爆满。没办法，只好又去了过去曾住过的拉希德饭店。拉希德从远处看还是熟悉的样子，而走到近前却是另一番景象，铁门禁闭，院里没有一辆汽车，两个荷枪实弹的人站在门口，钢盔下两只警觉的眼睛透过铁珊栏看着我们，满地的黄土没有一丝声息，这么参人，还是另选地方吧。

　　汽车调头又开向曼苏尔饭店，我们第一次来巴格达时就住在这里，印象最深的是满地的蟑螂。饭店里有几个人在活动，看不到非阿拉伯国家的记者，心里就有点不踏实。但是20个小时的行程已经人困马乏，实在不愿意再折腾了，先住下再说。行李刚到房间，几声闷雷似的响声从脚下滚过，房子剧烈地晃动。偷偷架起海事卫星电话，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拉希德饭店的围墙被炸毁。屈指算来，我们离开那里还不到一小时。

　　这三个饭店我们都住过。这三个专门给记者住的饭店并不安全，每个住进去的记者就好像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赌博游戏一样，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随时又能有大收获。比如三月十七日以前，我们一直住在巴勒斯坦饭店第十三层，而在我们离开十几天以后，数名记者是在十四层和十七层之间被轰至死，如果我们一直住下去……许多事情是不能想象的。

　　确实，危险就像雨水一样随时会落在身上。比如那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去的伊拉克新闻部大楼，在我们离开后的十个小时就被摧毁。

　　到达巴格达的当夜，巴格达遭受了二十多次轰炸，给我们这些急于了解战争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黎明，沙尘暴渐渐远去，但整个城市仍笼罩在烟尘下，爆炸声不断，时远时近。

　　我扛着摄像机不停地拍着，记录着战争，记录着战争中的巴格达，记录着面对战争的巴格达人。

　　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警报声响起，又一轮轰炸即将开始。我选择了一个制高点，十几分钟后，四、五公里外一团蘑菇烟云腾空而起，几秒钟后炸雷般的一声巨响，只觉得脚底下一阵强烈的振动，冲击波吹得裤脚不停地甩动。依据我的经验，重要目标一般要炸两次，果然，不一会儿，镜头里又一团烟云升起，一个完整的炸点被拍摄下来。这一段素材传送的时候好几家电视台要求转录，并主动提出打上CCTV的字样。

　　下午5点以后是轰炸比较频繁的一段时间，有传言新闻中心也要挨炸，所以一有警报人们就拼命往下跑，太阳还没落山，新闻中心三楼平台就一片死静，我下来时，已见不到一个人影，但下面广场仍汇集着上百个人，许多媒体已经把演播室搬到了马路边，摄像机林立，照明灯闪烁，各种肤色的主持人轮番登台，其景煞是壮观。

　　从重返巴格达到再次撤离，我们在炮火硝烟下度过了六十七个小时；

　　这时，我刚刚过了我的生日不到一个月，我五十岁了

　　三月二十八日，国内考虑，为了中国记者安全，宁可不要新闻。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踏上归途。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去叙利亚。因为此时，约伊高速公路靠边界一段已被联军封锁。临行前两个小时，新闻中心王晓真副主任受李挺主任委托捎来赵台长的口信说，一路上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马上打电话，你们都会得到帮助的。

　　出了巴格达，点燃的石油还冒着浓烟，伊军设置的真假高射炮阵地依稀可见。汽车行驶二百公里，穿过一处伊拉克军队的阵地，近百名伊拉克军人怀抱冲锋枪，紧张地躲在一处斜坡后面。又走了将近一百公里，远远看见许多车横在路上，车慢慢停下来，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着我们。

　　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人的心情是高度紧张的，谁的手指一紧枪就会打响，一个人打响，所有的枪都会响。

　　拦截我们的是一对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军人，七八辆大敞棚吉普车前后都绑着沙袋，车上固定着高射机枪和平射机枪，二、三十个士兵全副武装，手持冲锋枪或机枪。两名士兵对车里的东西进行了检查，特别检查了摄像机拍摄的东西，我们问能不能拍一下，他们说绝对不可以。

　　这时一辆伊拉克人的车开来，所有的枪口立刻指向那边，随着几声大喊，两名伊拉克人高举双手走下车，跪着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

　　一名士兵走过来和我们聊天，他特别关注巴格达的情况，问当地人有吃的吗，商店卖不卖东西，城外有没有军事活动。二十分钟后，我们被批准放行，一辆军车还护送我们走了一程。

　　离开军人走了大约五、六公里，汽车挺在一个加油站，我们接受盘查的地方突然腾起七、八团烟雾，夹杂着零乱的枪炮声，很有可能是联军部队遭到袭击。

　　我们终于走出伊拉克边境，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等候在那里。北京这时已是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从重返巴格达到再次撤离，我们在炮火硝烟下度过了六十七个小时。

　　这时，我刚刚过了我的生日不到一个月，我五十岁了。

　　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常常不需要说出什么，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心领神会对方的意思

　　五进伊拉克，我们中央电视台动用的是“中老年敢死队”。怎么讲？九八年那次，我们摄制组平均年龄是四十四岁，而这次进入伊拉克，我们平均年龄是四十三岁。

　　（记者感悟）冀惠彦这位“大哥”，是人们离不了的。他与水均益生死与共5赴巴格达的事迹，人们知之甚少。平日在公众场合很少发言的冀惠彦是怎样看待“水冀”组合的呢？《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能有机会多次赴伊拉克实地采访，主要是领导和水均益信任我。每次是新闻中心负责组建队伍，我这个角色换任何人都能顶替。他们信任我，选择我，我心里非常感激。”

　　人的一生能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能多次经历同一种经历就更加有限。我和水均益能够一起5赴巴格达，主要是我们之间相互信任，是生死与共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好的优势互补，水均益的优势是外语、对全局的把握、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他做事灵活果断，有锐气和魄力，而我的优势是配合他拳打脚踢，如扛机器、拍片子、写稿子、编辑节目，我的年龄大一些，阅历比较丰富，了解军事情况，办事比较沉稳，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在决策中能够给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战争环境下形势瞬息万变，常常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和商量，因而默契配合就至关重要。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常常不需要说出什么，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心领神会对方的意思。

　　“水冀”配合效率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都不怕吃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献身精神。台领导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水冀”组合，不但因为我们组合在一起能够最大可能地避免疏漏，能够安全、默契、全面地完成战地报道任务，而且因为我们都是很能吃苦的人，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能够在艰难困苦中保持最旺盛的战斗力。

　　这个绝对独家的镜头在传送时被美联、欧洲电视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采用，

　　这些外国媒体在使用老冀的画面时，还主动标上了CCTV字样

　　(记者感悟)在广电总局举行的报告会上，水均益讲起关于冀惠彦的一个感人场面。在他们重返战火燃起的巴格达之后，有一次听说美军马上就要轰炸新闻中心大楼，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撤出了这座大楼，许多人跑到距离大楼几百米之外的一片空地上，有的还架起摄像机准备拍摄大楼被炸的镜头。一边忙着打电话一边跟着人流撤退的水均益，突然发现老冀不见了，急忙返回新闻中心大楼寻找。在空旷的楼顶平台上，在比平台更高的配电室台子上，孤零零地站着老冀一个人，正从容地扛着摄像机扫镜头呢。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水均益大声喊道：“老冀！你还不快走！”冀惠彦什么也没说。他拍到了四五公里之外的一个炸点，是美军一枚导弹轰炸伊政府大楼的镜头，根据他的经验，美军对一个重要目标一般要先后投掷两枚导弹，他端稳了摄像机等候着。果然，美军又对这个炸点发射了一枚导弹，冀惠彦完整地拍摄了对这个炸点的轰炸全过程。这个绝对独家的镜头在传送时被美联、欧洲电视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采用，这些外国媒体在使用老冀的画面时，还主动标上了CCTV字样。

　　这个令中国电视骄傲的镜头，也令老冀本人感到欣慰。《中国文化报》的记者问冀惠彦，你当时怎么就一点不怕挨炸呢？他说：“我当时的心情就想多拍点东西。因为在巴格达停留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不多拍点东西实在于心不甘。”

　　围绕整个伊拉克战事，外国记者总共有大约2000人参与相关报道，其中有数百人进入巴格达，还有的分布在伊拉克周边的国家。这些记者能去战区报道，就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记者的职业被评为死亡危险最高职业的前10名。记者可以见证战争、记录历史。如果没有记者介入，任何战争都不能成为热点，这次伊拉克战争更是被称为被直播的战争，许多记者走在士兵的前面，危险性非常大，目前已经死了13名记者，失踪多人。不是人们常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战争不够近吗。那么多记者都不怕死，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这次伊拉克战争对中央电视台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在战争报道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通过与外国媒体的接触我发现，国外不少媒体在报道战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形成了程序化的东西，其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关注程度与本国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外国媒体非常注重战争新闻炒作，借机扩大本媒体的观众关注程度，提高自身的广告效益。中国媒体对发生在国际上的一些热点战争已经开始表现关注，但相比较而言，我们还处在发展进程中，还谈不上成熟。

　　比如CNN等国外媒体，1998年以后在伊拉克长期设有记者站。尤其是CNN，长期驻扎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三楼平台上，他们在饭店租了六十多间客房，就是为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有拍摄角度，他们的摄象机监控巴格达的整个城市，哪有爆炸，哪有战事，他们都能拍摄到。他们的其协调报道能力也炉火纯青，瞬时反应能力很强，报道的自由度也更大。

　　而我们目前还只能是个体摄影机单兵作战，很难拍全拍到位一些画面，而且我们在实地报道上也是临时性的，不能长期进行现场报道。为了节约经费，不少国外媒体都聘有当地雇员，保持了报道的连续性，新华社这次在使用当地雇员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成功的尝试。但是我们的记者也有明显的优势，比如我们这些去伊拉克的记者往往一专多能，在国外单兵作战的能力要比外国记者强，吃苦精神也比外国记者强。我们可能24小时都是一个人在工作，而外国媒体可能是24小时换3个人工作。

　　我相信，通过不断积累经验，会有更多的中国记者出现在战争和世界热点问题前沿，会有更多的中国名牌栏目和名记者诞生。

　　战争是年轻人的事情，

　　而战地记者是中老年的事情

　　此番重返巴格达，我们是做好了最坏准备的。

　　自从3月17日开战之前奉命从伊拉克撤离之后，我和水均益就一直“密谋”怎样能够说服领导，重返伊拉克。我们选择留在科威特，就是想跟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一起进入伊拉克，并且还向台里做了一些铺垫工作。

　　在科威特逗留的日子里，我们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不是个人的压力，而是作为一个电视台记者的工作压力，水均益后来说，当时他很郁闷，我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觉得如果不在现场报道，对不起观众。但是由于失踪了3个记者，科伊边境被完全关闭了，我们只好另想办法，早早买好了去安曼的机票，计划从约旦进入伊拉克。

　　正在积极运作的时候，传来了凤凰卫视记者进入巴格达的消息，这一消息更加速了我们重返伊拉克的运作活动。当时北京的一个同事还发短信过来说：“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中央电视台记者又失一分。”更令我们铁定决心设法重返伊拉克。经过多方联系，有一个伊拉克神秘人物答应把我们带到巴格达，这可是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机会，因而我和水均益经过周密商量，决定只我们两个人轻装重返巴格达。

　　传送工程师杨小勇知道后也坚决请战一同前往，所以最后是我们三个人，留下了48小时的生死约定（即如果48小时之后还没有消息，就上报失踪），破例每人买了张头等舱机票，很悲壮地前往战区。

　　我们二进巴格达实际是背着领导的。我们做了领导想让我们做但不好说出来、广大电视观众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为了怕台里的领导为难，我们没有直接向领导请示，而是先自行进入伊拉克，再通过白岩松等同事给领导做工作，请领导们放心和同意。赵化勇台长在接到我和小水从伊拉克打回的电话时，激动地说：“你们是英雄，你们的这一行动是中国电视的一大壮举，你们为电视台争得了荣誉，电视台全体员工感谢你们。”

　　为了安抚留下来的两个年轻人陶冶和康锐，水均益以40岁划线，生于1963年的水均益和杨小勇与生于1953年的冀惠彦被划在线内。他对剩下的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一个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一个还没有结婚，尚未体会到很多生活乐趣，留下吧，这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危险的地方，我和小水都是尽量让他们年轻人避开，我们留下。今年第一次撤离巴格达时，我们也是让年轻人先撤离，我们假托护照出了点小麻烦，尽量拖延离开巴格达的时间，希望有奇迹出现，能把我们留在巴格达。但国内领导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说，再不回来就“封窗口”。在电视上没有了栏目和阵地，即使能留在巴格达也没有用了。我们只得回撤。

　　战争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战地记者是中老年的事情。这次进入伊拉克的美军都是年轻人，大多是没有超过二十岁，没有结过婚，他们出国前都采过精，“留了后”。

　　“我都五十岁了，你们还把我当小孩。”

　　我妈妈说，“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是我儿子。”

　　（记者感悟）看得出，冀惠彦是孝子。他中规中距的温柔眼神表明他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在妻子眼里是个好丈夫……

　　这次伊拉克之行不同一般，谁都知道到那血火之地的危险。我最感到对不住的就是家人，让他们牵挂实在是有愧。

　　我5次去伊拉克都是瞒着家里走的，我尽量想让他们晚知道我的行程，让家里人晚知道一天，就少一天牵挂。

　　从伊拉克回来后，看到老人的担心，心里实在不安，忍不住埋怨他们：“我都五十岁了，你们还把我当小孩。”我妈妈说，“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是我儿子。”

　　但瞒是瞒不住的，小水是这次战争报道的大明星，而我总是跟小水在一起，我母亲一看电视就什么都明白了。自她知道后，她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一直守在电视旁，希望能得到哪怕一丝关于我的信息。

　　其实，她早就明白一切。

　　有人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掉下眼泪，他们问当时我想到什么了。我想到了母亲。今年的大年初六是我母亲的74岁生日，因为工作忙，以往平时很少回家的我大年初六是必须回家团聚的，但是今年却无法回家庆祝母亲生日了。初四的晚上，已经收拾好行装的我，为母亲买了一个蛋糕和寿桃，这是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去三里河商店蛋糕的时候，商店已经下班了，我跟负责人说了半天好话，我说你看在我要去巴格达的份上，你把这个蛋糕卖给我吧。然后他就留下一个技师和商店的一个人，还有20多个员工围着那儿看着做那寿桃。寿桃做了将近一个钟头，到晚上十点多钟，店都关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们还在给我做那寿桃。

　　提着蛋糕和寿桃回到家里了，我告诉母亲初六要去新疆报道典型，不能回家给她过生日了。当时母亲的直觉就知道自己惟一的儿子又要去伊拉克了，但是她没有捅破，怕引起我的伤感。第二天，她给我打手机，并且对我妻子说，如果他没有接，就说明他又去伊拉克了。果然，儿子的手机是关闭的。

　　在战争状态下，所有人的心理和精神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会看淡很多东西和更加珍惜很多东西。为了父母，我本不应该去伊拉克，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很多担心，但是为了事业，我必须去伊拉克，而且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其实这次，我体会到了天下老人皆吾父母，天下幼子皆吾幼子的境界。国内有一对年过七十的老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多次关切地给电视台打电话，问我和小水什么时候能回来。后来他们打电话说，“我们不看新闻了，你们让他们回来吧！”

　　西安电视台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打电话打到了我在巴格达饭店的房间里，转达了全市人民的问候。我把知道的一些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结果，他们把我们的谈话做成了一个节目播出，很受人欢迎。一天又一天，他们把电话打进饭店的房间，我尽可能告诉我所知道的情况，没想到这个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当有一天节目要结束时，电视台的电话打爆了。

　　我回到国内后，又跟他们做了四天的电视连线。我在国内知名度可能很低，但我在西安却成了一个名人。我知道那里的观众不仅仅是关心战况，实际也在关心中国在那里仅有的三位记者的安危。

　　我们在战区的五个记者并不是孤军作战，我们后面有亲人，有观众，有祖国人民，我们心里很踏实。

　　我只要拿出摄像机，司机都会说，NO，

　　然后做一个杀头的手势

　　战地记者在中国似乎是一个新的行当，我和小水在为未来摸索经验。我们当然为没有全程观察战局而感到遗憾，但我们也为学到了许多东西而欣慰。在接受采访时，水均益说过，有那么多记者在巴格达牺牲和受伤，的确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工作那么多天，跟他们非常熟，有的人尽管没有深聊过，但也都是见面打招呼。但是不幸，在画面上看到他们的遗像，这对我们来讲的确是非常痛心的一个消息。

　　我们作为一个记者的职责，的确要深入最前线，能够目击最真实的事件，同时最好能够在事件的最前沿。所以这样一个工作性质也决定记者这个职业是危险的。我相信在巴格达所有记者，包括我们，心里都有数，你到了巴格达，你在那个地方，对于你的生命安全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几位记者不幸遇难，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准备的。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但是他们表现了非常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

　　记者的行当是危险的，按危险程度排在全部职业的前十名。而这次战争又是“直播的战争”，这是一个新闻创新，这种创新当然是以记者的生命为代价的。

　　外国同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的敬业精神就是一例。在巴格达的记者始终保持着三百人左右，有的来，有的走。走的原因并不是怕危险，而是那里的费用太高了。

　　这次“直播的战争”又反映出，电视新闻是一个“烧钞票”的行当。比如，我们记者在那每人每天需交纳五十美元，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一天需五百美元。而且伊拉克对新闻的控制比较严，只要采访，必须有陪同，这些陪同也得我们付费，一人每天得五十美元。

　　如果没有陪同，你连随便在街上跟一个人聊天的可能都没有。那的秘密警察非常多，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你要是与谁交谈，会有十几双耳朵伸过来。我只要拿出摄像机，司机都会说，NO，然后做一个杀头的手势。

　　闾丘露薇临走的那天，没带陪同出去采访，结果秘密警察找到了司机的家，差点把他抓走，而且也找了闾丘露薇的麻烦事。

　　在那当一个战地记者，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们中国人不太适应阿拉伯的食物，更要命的是，食物价格对外国记者，奇贵。在拉希德饭店，一顿非常简单的早餐就要三十美元。要知道，一个伊拉克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美元。等我们重返巴格达进驻了曼苏尔饭店，餐厅里的桌布都没了，什么食物都没了，只有三小块硬面包，一杯水，也是三十美元。 因而我们经常煮方便面吃。在国内我绝对不会给小水煮什么方便面的，而在那儿我天天给他们煮方便面。

　　在伊拉克，我们除了要面对美军的炮火，除了要忍受艰苦的生活，也要应付伊拉克方面的新闻检查。在那里，假如他们认为你违反了规则，就可能被驱除。他们说到做到，我在那见到六十九个记者被驱除。

　　“誓死保卫萨达姆！”我所接触的伊拉克人都这么说；

　　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拿着枪又蹦又跳，表示与美国干到底的决心

　　我离开巴格达之后，经常愣神，愣什么神呢？有时候老在想，我的那些电视同行们，还有伊拉克那些朋友们，他们现在有水喝吗？有饭吃吗？他们现在的生命有保障吗？老是为他们祝福祈祷，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活下去，有朝一日再和他们并肩战斗。

　　在我们第五次进入巴格达时，接待外国记者的曼苏尔饭店早餐只给每个记者提供三个小黑面包和一杯清水，当地百姓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伊拉克战争快一个半月了，伊拉克百姓的心理压力比我们大多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我在那充分感受到了。炸弹在附近爆炸时，那声音像一把小锤子在敲击心脏。无法躲藏，无法逃避。房子摇摇晃晃，似乎要倒。

　　那两天我基本没睡觉，想多拍点。而老百姓怎么感受，他们可不止要忍受两天！在那种环境中，人们的精神会不会崩溃？停水停电之后，老百姓冰箱里储藏的食品全都变坏了，他们没吃没喝，炮声中又难以睡觉，可怎么生活呢？

　　儿童更是可怜，从小心灵就埋下战争的阴影。

　　在我离开那以后，我有一种感觉非常强烈：和平真好！我愿和平降到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我很怀念伊拉克老百姓。实际在采访时，他们很难接触到当地百姓，因为伊拉克是一个控制很严的警察国家，伊拉克的百姓都十分害怕秘密警察，到处是眼线，再好的朋友也不敢说心里话。

　　伊拉克老百姓对时局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只能看到由萨达姆控制的国家台和萨达姆儿子控制的青年台节目，节目一般是歌颂萨达姆的MTV、军队备战的纪录片、新闻和萨达姆语录。

　　“誓死保卫萨达姆！”我所接触的伊拉克人都这么说。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拿着枪又蹦又跳，表示与美国干到底的决心。

　　伊拉克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度，也是一个枪的海洋。老百姓可以随便拥有枪支。我的司机一家三口人，竟有七支枪。他还说要再买一支火箭筒。有时可以看到七八岁的小孩，就拿着真枪上街玩耍。

　　更为关键的是，阿拉伯人民风剽悍，伊斯兰教义也规定，凡是打倒家门口的敌人，一定要消灭他们。

　　那时我想，你美军最多能有几万人能进攻巴格达，而巴格达几百万人都有枪，十几个打你一个，你能受得了？

　　谁想到美军摧枯拉朽，而伊拉克方面兵败如山倒……

　　我们在那里觉得伊拉克人民万众一心，实际他们已经成了一盘散沙。

　　但伊拉克人十分可爱，善结交，性格豪爽，对中国人十分友好。

　　在形势紧张的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准备“后路”，因为拉希德饭店九三年曾被巡航导弹袭击过，而且是巴格达的标志性建筑，大家都担心这次还要被重点“照顾”。所以许多外国记者预定了巴勒斯坦饭店，因为那是一个民办的旅馆，估计不会被美军重视。

　　除此之外，各国记者还要找“安全屋”，也就是找老百姓的房子，好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藏身。当时陪同我们的司机对小水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到我们的那个村，那是一个部落，都是一个姓，没有外人。我们整个部落都会保护你们的。”

　　我们在城里也找了一处安全屋，现在看来也不安全，因为战争一结束，那里抢劫成风，内乱不断。我们今年第二次进入巴格达后，吃的也没了，住的也成问题。就给我们的司机打电话，他说：“我已经不在新闻中心工作了，但是你们如果需要，我可以陪同，不要你们一分钱。”我们说，如果没有地方住，他说，“不怕，可以住我的家。”

　　我跟他开玩笑，让你WIFE（妻子）走，我睡你旁边，他说，“让我所有家人走都没关系。”

　　伊拉克有很多有本事的人，另一位司机带我们通过从约旦首都到伊拉克边境口岸大概十几处约旦的检查哨。我和水均益原来的概念一般都是给钱，因为我们去了无数次都是这个规矩。这次，这位司说，这次钱不成。他说你们给我一点钱，小勇管账，给了他一点钱。我说干吗呀？他说你别管了。 一会儿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铺子里买了一堆大饼，买了一大堆水，还有一篮子鸡蛋，我还以为他自己吃。没想到走到这一路遇到特别关键的关卡的时候，他就拿两张饼，拿一瓶水给伊拉克人或者约旦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候已经在战争状态下，开始轰炸了，他们的哨卡也好，边关也好，四面什么人都没有，荒郊野外的一个孤点。那时候你给他一百美元没用，他买不了东西，你给他两张大饼，一篮子鸡蛋，管他一个礼拜。

　　阿拉伯人其实是很顾家的。我们的第二位司机在陪我们采访的日子里，一到晚上，他就说，要是没什么事他就回去了。晚上，阿拉伯人都是在家里度过。但是为了朋友，他们可以豪爽地说，让家人都走开。

　　“革命事业是不分先后的，大家都做的是新闻工作。”

　　（记者感悟）这个人现在成了一个明星，全世界有许多人在网上和媒体上撰文说，怀念萨哈夫。怀念他的妙语连珠，怀念他对一个政权的忠心。在他的谎言已被事实揭穿时，在联军已经进入巴格达时，他仍面不改色，心不跳，为萨达姆政权效最后的力，尽最后的忠。

　　我早就认识他，在我和水均益九八年进入巴格达时，就见过他。他那时是外交部长。实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约旦。当时我和水均益采访他。小水蹲在他前面举着话筒，有许多外国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看着CCTV的台标，全世界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已经进入热点地区。

　　后来有人说，萨哈夫是被贬到新闻部，我不这么看，我知道新闻部在伊拉克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起着情报部的作用。

　　我们全世界的记者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坐标，他说的真也好，假也好，他是一种声音。

　　我们和凤凰电视台面对的是同一种声音。各个媒体间既友好相助，又互相竞争。

　　许多观众感兴趣我们和凤凰卫视的关系，他们说“凤凰卫视的两位记者好像比你们早进去。这对你们后来再进巴格达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这个问题，水均益答得很妙，他说，“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一个新闻界，或者说电视同行的一种竞争吧。但是我觉得在新闻这个事业里，就像原来我们很多老同志说得一样，革命事业是不分先后的，大家都做的是新闻工作。”

　　“老实说我在伊拉克这么前前后后四五十天时间里，每一天我都在惦记萨达姆”

　　（记者感悟）2003年2月5日，水均益和冀惠彦率5人报道组赴伊拉克采访，3月18日，也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报道组撤离巴格达，此举引起极大争议。作为一位战地记者，面对死亡的威胁、职业的压力、公众的非议，水均益和冀惠彦感受到很大压力，他们希望能对公众说出自己的心声。

　　水均益总说他运气比较好，他已经继波黑、阿富汗、海湾战争之后第七次到战区做报道了。曾有人问他，他之所以成为战地报道专业户，是他努力寻找这种机会，还是这样的机会特别垂青于他？

　　他回答，“一个是，我觉得我个人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再一个，每一次运气都比较好，我总觉得我运气比较好。像后来几次，逐渐因为是有了经验，我可以跟我的领导去谈。每次都是我要求去的，我要去，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我有经验，我去过这儿，去过那儿，自然应该让我去，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事，应对这样的局面，我多少经验多一些，而且我自己起码心理准备状态也会好一些。”

　　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冀惠彦他们的工作，有人在网上批评说，50多天的时间，你们发回的报道的量是很大的，但是独家的东西还是少。

　　水均益和冀惠彦并不为自己辩解，他们说，现在去强调这种客观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但是的确，他们尽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放弃一切机会，“老实说我在伊拉克这么前前后后四五十天时间里，每一天我都在惦记萨达姆。 ”

　　在巴格达的新闻大战，使冀惠彦和水均益他们感受非浅。水均益说：“大家是同事，也是竞争对手，在抢夺新闻的时候，那谁也不让谁。包括我去采访，我占好了一个位置，我转头，刚出去到那边，到前边拿个东西，转头回来就有个人坐那儿了，记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也很微妙。”

　　但不管怎么说，新闻大战还没结束时，他们撤离了。2003年3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联合国工作人员也全部撤离巴格达，水均益和冀惠彦一行也接到了撤离的指令。

　　水均益说：他作为一个记者，已经尽到他的全力，用他的话说无怨无悔，从任何一个角度，包括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可以斗胆这么说，恐怕是他一生当中所承受的最大的压力，最大的最沉重的一次任务。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尽管从记者的职业性格和职业的追求上来讲，也许留下来更好，但是事实证明以及当时的判断和当时的形势，的确也是应该在那个时候撤出。

　　冀惠彦他们在撤出时，比预定时间要晚十多个小时。原来他们声称护照丢了。许多人想知道，他们的护照是否真丢了。水均益后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应该说，护照的确是被我们的雇员丢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你们不想走，耍把戏，不想走，我是承认，确实是不想走，而且一步三回头。 我们觉得大战将至，而且那时候要走的话，像个逃兵，感觉是这样，而且当我们走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记者也同时在走，但是还是有很多，起码那时候有一两百号人还呆在那儿，还在巴格达。我不相信他们比我勇敢，或者说他们比我更加职业，各种原因，只是他们能够留下。 ”

　　总之，冀惠彦和水均益他们自己面对内心，可以说问心无愧。他们也确实向大众说了，他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