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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9月下:浙江民资北伐西进

MEDIA.SOHU.COM  2003年09月17日13:15  南风窗

  □傅白水(浙江)

  如果在西部做个调查,什么地方的人最受西部官员欢迎,无疑结果是浙江人,更为确切的说是浙江商人,浙江商人深受欢迎的背后是浙商数千亿的民间资本。

  近几年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行为迅猛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扩张领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浙江老板在苏州一个月内曾创下投资35亿元人民币的记录。 2002年9月,温州民间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体下注四川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市签下35个项目,总共砸下巨资15亿多元。据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仅温州一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千亿民资流向外省市。

  浙江民资的路线图

  仔细考察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路线,可以发现浙江民资实施的是有序的“北伐与西进”运动。

  以浙江为起点,民间资本的北伐路线是在上海建立投资的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以及南京一路挺进到北京,在北京建立投资据点,然后向东北辐射。浙江民资西进的路线是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

  有趣的现象是浙江民企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西进是为寻求低廉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规模的梯级转移,符合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而北伐的浙江民企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大企业,目的是获取高素质的人才、信息与技术,寻求走向世界的平台与窗口,通过与全国以及国际大企业的竞争、合作与融合,提升自身的管理、技术以及经营水平与理念。北伐的民企更加关注科技、人才、品牌等方面的投入,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浙江民资为何不大规模南下呢?道理很简单,南边的福建、广东两省的经济力量、外资和民资实力都非常强,虎视眈眈盯着浙江民企。南下对于浙商来说,利润不大,而且竞争优势不明显。

  上海、 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省市之首。均瑶已经把集团的营运、人才、科研中心全部迁移到了上海。正泰集团、人本集团、德力西集团、奥康集团、温州休闲服业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阀业的龙头凯泉集团等纷纷将触角伸进上海这种信息、人才等方面资源较为集中的大都市。

  在北京近50万浙江商人投资经商。浙江人在北京开办的各类企业有上万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全国最大的灯具批发市场、奥运场馆项目、北京凯博尔国际滑水运动场项目等等。

  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开始沿着长江西进。不少企业选择了重庆和成都作为投资基地。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在重庆璧山投资8亿,建设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皮鞋产业由东向西进行产业转移的一个典型。

  浙江民资转向实业

  值得研究的是,现在的浙商一改以往以在流通领域经商为主的习惯,重点转向投资实业,掀起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热潮。浙商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宽,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业、钢铁业、农业、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浙江民间资本几乎是无孔不入。

  2003年夏季的酷热,使得中国南方等地频频发生“电荒”现象,让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浙江民营资本进军水电站投资的“领头羊” 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了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个亿,这也是湖北省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

  浙江广厦集团、宋城集团、凯利达集团等浙江著名民营企业相继全力跟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浙江民企投资西部水电的足迹已经遍布湖北、贵州和四川等西部水资源丰富的省份,资本多达数百亿。而数百亿资金投资于西部的水电事业,无疑将会从源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新型干法水泥产业在国外迅猛发展,浙江民资再次承担了全国水泥业裂变的助推器,约百亿民间资本纷纷加入这一领域,形成了足迹遍布全国26个省(市、区)的投资格局,催化了全国水泥产业的裂变,使新型干法水泥在全国迅猛发展。

  浙江民间资本屡闯“禁区”,早就有均瑶集团入主湖北宜昌三峡机场,完成内地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机场案的例子。许多急需开放而由于计划经济残留影响未能及时开放的新领域被突破,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建设。

  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可以说浙江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无疑将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中的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民间资本已占中国社会投资的4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浙江民资在浙江的资本量中已近70%。浙江的民间资本业已成为中国民资的主力军。

  浙江民资为何北伐、西进

  决定一个企业投资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土地、人力等成本以及市场潜力等优势,浙江民间资本的北伐与西进也与此相关。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台地区听到民企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这也许是浙江民间资本北伐和西进的最初动因。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一语中的。例如在瑞安,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现在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了25万左右,价格远远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的地价。 即使是知名大企业,也面临着用地的困难,如正泰在温州的一个工业园,也只有区区200亩。

  人才匮乏是制约浙江民企特别是大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浙江的经济实力相比,浙江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是不相称的。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家进入了教委评选的211工程,而经济实力远落后于浙江的安徽却有两家高校,江苏则有19家。从拥有院士的数量看,浙江院士数量不及江苏的1/3。高级人才产出不够用,而外地及海外人才又不愿来。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第二轮快速扩张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之中。 “蒸笼”还是这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膨胀。一边是勃发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一边是火焰,一边却是海水。

  省外传来声声呼唤,纷纷推出针对浙江资本的各项优惠举措,以吸纳浙江民间资本。在这种情形下,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出现了。不少经济专家认为,浙江民资与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应对新时期的一种扩张行为,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正如温州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所言:三峡蓄水后,交通的区位优势也是中国目前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的。从世界鞋业发展历史来看,水运和海运的便利对于形成制造中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部的竞争优势将随着三峡工程的竣工而日益彰显。

  国家最近将力推东北板块,促使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第四极战略必将刺激浙江民资在东北的投放。

  存量与增量之争

  面对时下浙江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有人惊呼:“浙商逃离浙江”,从而引发资本存量与增量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如此多的资本外流与企业外迁,会不会造成浙江经济“失血”?浙江本地经济会不会因此不前?

  在一片争论声中,记者调查发现浙江尤其是温州的政府官员显然喜欢用“跨地区发展”这一措辞来形容民间资本的北伐和西进。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多次强调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人对发展温州本土经济的重要作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曾就温州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移作过专题调查,认为所谓的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是去外地创办新企业,而不是已有企业“存量”的“逃离”。

  而且,这个“增量”正带动着温州“存量”的发展。 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浙江的产品才得以顺利进入全国。与此同时,不少浙江企业通过跨地区发展,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浙江尤其是温台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历史。因此另一种看法是:并非浙江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水池里的水满了,从浙江这个资本池向外自然流淌,是正常现象。

  但一些经济学者和官员却不认同“增量外流带动存量发展”之说,他们认为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对浙江本地的经济快速发展是有影响的,并且这种影响已越来越明显。如果一家企业只是将研发总部外迁上海,或是将生产基地迁到西部,这些都不会影响浙江本地经济的话,现在众多民企是整体外迁,企业将所有的资产和资本投到外地,企业老板也在外地定居,这样的外移显然对浙江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目前仅温州一地就有250家民企整体外迁到上海。这不但是资本增量外移,存量也随之而去。

  浙江资本的外迁,与欧美资本向中国等发展中地区的流入有所区别。欧美资本的梯级流动是基于其国内技术密集型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常发达的前提下,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越来越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降低,企业不得不外迁。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不但没有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在国际上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梯级产业分工。

  但是浙江的民企尤其是温台地区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很少,如果民企和民资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或到上海、北京等地寻求产业升级,本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萎缩。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又很少,缺乏人才与资本的后劲,必然造成浙江本地资本与产业空洞化。事实上这种危机已然显现,如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落后于江苏和山东。

  最近由《经济日报》等推出的新经济实力排行榜,浙江新经济活力居然排在倒数第四位,让人大跌眼镜。这一方面说明浙江经济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经济有走衰之势。

  传统的制造业外迁,本地缺乏足够的资本发展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短腿,必然造成浙江经济的空档。民间资本大规模的北伐和西进,给浙江官员出了一道难题。

  浙江的解题之道

  针对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浙江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决。其一,推广台州经验,将工业用地、农业用地、居民用地实行适度规划,各自隔离区分,将三块用地各自适度集中,这样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实际上起到了增加土地的作用。避免因工业用地得不到满足的企业外迁。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农民,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用工来说是个优势,而民工潮向浙江的涌动,保证了浙江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从这方面说,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了,企业外迁的数量一定大减。

  其二,利用本地民企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第二轮资本投资期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夯实本地的经济基础,争取完成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布点与产业升级。

  目前杭州实施的以民企引外企,民企与外企合作、合资,利用外企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与营销方法提升本地企业的素质,无疑是进行产业升级的捷径。

  其三,目前制约浙江民企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是高级人才的短缺,这是导致民资北伐的主因。浙江企业应加大高薪聘请的力度,吸引人才流入;而且企业应有战略眼光,毕竟温台、宁波、杭州等地集聚人才的优势远不如上海。所以浙江应倡导将企业的研发部放在上海等地,生产基地留在浙江的发展模式。这样既获得了人才,又保持了浙江企业与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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