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云南十八怪，就有云南十八奇。

　　除了红嘴鸥，十七奇人之奇各有不同。舞蹈之杨丽萍，诗歌之于坚，艺术之罗旭、叶永青，民乐之宣科、肖汝莲，音乐之李心草、宗庸卓玛，纪录片之吴文光，绘画之丁绍光，建筑之赵青，工艺之布农，环保之奚志农，商业之聂荣庆、杨四龙，更有徒步云南六大江的柴枫子，身在官场却立志于新道家的杨鹏。

　　十七奇人之奇又无不缘起云南。杨丽萍一场《云南映象》重构了云南乡土歌舞的精髓；诗歌江湖人称“云南王”的于坚，自称是云南生活的情人；罗旭那个布满女人大腿的土著巢太容易惊坏人；赵青在大理的玻璃房子被确定为奇迹；艺术界的好好先生叶永青，做朋友的“三陪”实在让人挑不出毛病；尽心于纳西音乐的宣科老头、肖汝莲老太，一度担心他们的纳西调是否会从此失传。来自香格里拉的藏族金嗓子宗庸卓玛亦有着同样的担心。生意人聂荣庆、杨四龙，一个掀滇式餐饮风（注意他最害怕别人说他是开餐馆的），一个起透明娱乐潮，相得益彰；而在美国的丁绍光亦感慨始于云南的艺术嘉年华，四川人布农系着他的布农铃乐逍遥在丽江，在北京的吴文光从没有真正离开过昆明，尚年轻的中国交响乐常任指挥李心草已把云南作为一辈子的记忆；奚志农退出中央电视台扎根滇西北了，也许又为金丝猴奔走不停……

　　杨丽萍 孔雀本来就是如此性感

　　云南大理白族人。从小酷爱舞蹈，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1986年创作并表演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自创双人舞《两棵树》，掀起“杨丽萍热”。2003年任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总编导，重构了云南乡土歌舞精髓。

　　网上曾经有人为舞蹈在中国的没落争论不休，后来演变成对“舞蹈是什么”的争论， 最后一个大学生一锤定音：舞蹈就是杨丽萍。

　　从洱海之源的赤脚贫穷女子到受人景仰的孔雀公主，杨丽萍演绎的并不是俗套的灰姑娘的故事，她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舞蹈，而舞蹈也因为她重生。贫苦的童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没有糖，没有鞋，取暖用火柴，但她会看水中的倒影，品味鱼从身体穿过的感觉，为身边的向日葵、飘忽的云朵、婆娑的树影而舞。现在的杨丽萍把自己对舞蹈的灵性归结为小时候没有受正规教育，在单纯宁静的条件下智慧觉醒。直到进入中央歌舞团，她都坚持用原始的脚步跳舞，摒弃芭蕾繁多的规矩，这个很像邓肯。后来她跳《雀之灵》、跳《月光》，身体柔软到有台湾女人一定要摸摸她的手有没有骨头。杨丽萍一直认为，女人如月光，是有形和无形的，她用抽象和变形的肢体语言表现女人的情感和月光的圣洁。

　　杨丽萍的脸上没有岁月的痕迹，但她明白年华始终会老去，总有一天，她会离开舞台，但在离开前她要划完美的句号，所以她把生于云南长于云南的情结汇编成了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这台深谙云南乡土歌舞精髓的歌舞贯穿着杨丽萍舞蹈生涯对“云南”两个字的理解，而演员绝大多数都来自田间地头，他们和杨丽萍一样，都是天生的舞蹈家。我在后台看到在化妆的演员们时，他们是一群肤色性感的型男索女，身上有五彩的涂料，仅此而已。但当舞台灯光亮起时，他们最原始的一面迸发出来，男女老幼一起擂鼓呐喊，喊出在山野中最嘹亮的歌声，男男女女欢唱追逐，仿佛不是在舞台，而是踩在树木茂密的自家门口的地上。那个缺牙的小女孩在人群中把鼓槌举过头顶时，很多人的眼泪掉了下来。是杨丽萍把这些在单纯宁静下智慧觉醒的人带到前台，让世人为之动容。

　　杨丽萍说，她会离开舞台，但永不离开舞蹈。将来她能像小时候那样在村子里的河边跳舞，在自己种的花草间跳舞，在床前跳舞。

　　但她是孤独的，不管被多少美丽的孔雀簇拥，不管有多少人在步她后尘整理云南民间舞蹈。（文/杨礁 图/肖全）

　　李心草 7天背了15部总谱

　　李心草 1971年生，9岁时因父母离异随母亲回到老家昆明，18岁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即任中央芭蕾舞团常任指挥，28岁起担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多次率团出国演出博得好评。

　　云南省艺术剧院躲藏在昆明东风西路，门牌显得陈旧而破落。采访是在23日，早上9：00已有不少人在排队买当晚由李心草指挥的一场“协奏曲交响音乐会”的票，柴可夫斯基、罗可可似乎一夜之间莅临春城，给时值昆交会的它又平添了几分热闹。

　　李心草以友情客串身份指挥昆明交响乐团，同时也为探望半年不见的母亲。在连续三个白天的排练中，他一向沉默少言，专注于每个细节，而一到晚上，则与相识了20多年的云南省艺校的一帮同学共聚，喝酒，回忆当年。

　　常有人问李心草：“你是不是特别热爱指挥？”他说，我是特别热爱音乐，但指挥是最能够让我表达音乐的工具。

　　为了这个好工具，他在艺校的5年中将专业的长笛吹得漫不经心，私下自组小乐团且自命指挥，捱到毕业，他咬牙切齿地补习基础课程以备考中央音乐学院，目标直指指挥专业。第一年他落榜了，第二年春寒料峭，一身单薄穿着的考生李心草又从复兴门桥北走到桥南的中央音乐学院，企图混进去练琴。“我每天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像平常那样混得进去。”

　　李心草有一种年轻人少有的自律。他长相其貌不扬，十指粗短（说实话有点笨拙之感），但眼神专注，耳朵灵敏，声音富含磁性。也许有些特征有违音乐的轻逸，以至在他如愿考上中音之后，某位教授忍不住直言：“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上学的？”

　　不服气的李心草，曾经用了7天背了15部总谱，获得中国首届指挥比赛第一名，创造了也许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

　　在维也纳音乐大学时，因为一位教授总是故意在论文答辩上刁难中国学生，李心草也未幸免，他没能取得毕业证。“就差这门功课难道你不想毕业吗？”“那没什么，你觉得那了不起？我告诉你：中国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中国即是舞台，李心草28岁就执起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指挥棒，这在世界罕见，2000年他首次率团去悉尼歌剧院演出，不仅座无虚席，还特邀加演了两场。指挥是越老越“香”，面对李心草人们惊叹：天才之外是什么？（文/夏楠 图—何政东/新周刊）

　　罗旭 像旧石器时代一样筑巢

　　罗旭 生于1956年，云南弥勒人。初中毕业的他如今是昆明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巢中满布女人的乳房与大腿，一处私人住宅在纯手工的堆砌下，变成了一处建筑文化风景。

　　在昆明城外8公里处，有土著罗旭的巢。他每天穴居于此，枕着无数丰腴健硕的女人大腿入眠——他对女人的所有性幻想都变成了他的作品：陶的、木的和不锈钢的林林总总的躯干和大腿，它们被置于那一座座状如乳房的土堡中。

　　和这些丰腴健硕相对的却是罗旭的瘦小枯干。但是，这样一个47岁的男人的目光里，有着少见的清澈和真实，偶尔眼光一闪，小眼睛里又露出几分几近狡黠的聪明。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他欣赏，感激并热爱。关于女人的一切，无论是朗声大笑，还是娇嗔怨怪，在他的眼里，都是美的。和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男人一样，他甚至还有着不轻的“妻管严”。

　　25岁之前的罗旭还是云南弥勒的建筑工人，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当个人人尊敬的建筑师。但是，一年苦学下来发现，那些关于重力、压强等的算计实在非己所长。而此前，初中毕业的罗旭在一家陶瓷厂一干7年，厂长工头对那位不安分的少年最残酷的惩罚就是让他去干烧成工，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的罗旭拖着比他还重的铁钎往窖里送陶，他说，那时惟一的遁逃地就只有厕所，在那儿他一边看小说一边做着作家梦。

　　最终，罗旭既没有当成建筑师也没有当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艺术家。是什么让他变得懂艺术了？他两眼一闪，嘻嘻一笑：“雷霹的吧。”

　　就是这个被妻儿目为怪物的罗旭，完全不合规距地拿着一根棍儿在地上划圈，又拿着棍儿指东指西地让建筑工人帮他搭建那些硕大的“乳房”，所有的图纸都在他的心里，如此颠覆性的建筑让专家们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乳房”的建构前前后后花了罗旭8年时间，最早的想法其实挺俗，让这儿变成一个歌舞升平的餐饮娱乐场所。而事实上头几年，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养了一大帮云南的民间艺人，吹拉弹唱，高手云集的，他的土著巢一度成了从石林回来的观光客们必经的歇脚打尖的地儿。

　　但是，罗旭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生意场上的经营算计是需要另一副头脑的。10年前，在弥勒文化馆工作的罗旭凭着给外面做各种城市雕塑轻轻松松地赚了不少钱，于是，朋友一窜踹，去昆明，赚大钱。那个年代，一个艺术家对于赚钱经营的那份不着边际的理想与自信，让现在的他想起来都有点可笑。

　　刚来昆明的时候，在城郊搭一大棚，每月搞一场音乐会，古典的民间的一起上，人气挺旺，大有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昆明人民音乐素养的渴望与架势，而来听音乐的人居然大都是享受着免费的午餐，一年下来，成天给人买单的罗旭知道光有理想，这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是长久不了的，于是，就来盖那些“乳房”。3年下来，罗旭彻底断了餐饮救国的念想，除了他自己和助手以及必要的几个工人，土著巢一下子就空了。

　　就这样，罗旭“靠天养着”，专心地做着女人的大腿。但是，这个穴居者的志异仍然声名远播，土著巢也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观光客虽然不来了，那些对艺术有着好奇心的人们仍然在熟人朋友的介绍下一批批地来去。有的人是看了就走，有的人却不，因为听说经由罗旭调教的工人厨艺了得，就赖着要在那儿吃了饭才走。因为不营业了，饭钱罗旭是不肯收的，客人们都挺自觉，一边抹着嘴捧着满足的肚子，一边偷偷地给厨房留下一些钱。遇上谈得来的客人，罗旭是一定要陪着吃喝聊天的，工人们早已习惯了这不知钟点的欢宴，到点就回后院歇了。剩下罗旭一个，最后爬下土著巢那道长长的坡，给宴归的客人们开门。而常常，这时候的罗旭也喝得醉了，送走客人再关上门，他便跌坐在坡上，再也没有力气与知觉爬回自己的巢里去了。（文/李思坤 图—何政东/新周刊）

　　赵青 这个人颠覆了设计

　　赵青 生于1969年，大理白族人。学油画出身，近年来更多的心思放在盖房子上，自认为是一个“大地艺术家”。见人谈佛，是这个美眷麟儿不离左右的青年最大的癖好。

　　你若遇上赵青，他若不跟你谈佛，那一准很怪。他被师傅南怀瑾唤作“喇嘛”，他说是因为自己长得黑。可在外人眼里，他身上确是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特殊气质，或曰仙风道骨，或曰神秘兮兮。

　　24岁那年，本以为自己会像其他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在北京混下去，可有人在他的第二次画展后送给他一本佛经，他一看，知道从此自己找到家了。第二次画展就是用西洋的手法画中国画，画佛画菩萨。

　　25岁，赵青带着妻子小排回到大理，在赤文岛上盖房子过着隐居的生活，吟诗作画，参禅悟道。研习佛经4年，夫妻俩都抱定献身佛门的心，决意出家。可当他们见到南怀瑾时，出家的心却登时没了。俗人们是很难揣测其中的玄机，可赵青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负着的种种责任，岂可一走了之，而佛的本意，未必强求形式上的出家，却在乎心里的出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

　　他们搬出赤文岛，重入凡俗，又花数年在玉玑岛上盖房子。那是怎样的一座房子啊，实在是一件太了不起的作品。传统白族民居的石头、青砖、瓦顶、文饰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钢筋、玻璃等建筑语汇交相汇合，如此大胆的矛盾统一，让人吃惊。最让人心惊的是那个凌空而起的玻璃天台，夕阳从对面的苍山洒下万丈光芒，而脚下的洱海便倾泄了一海闪亮的碎银。坐拥如此美景，更兼把酒临风，天下快事，谁与争锋？在一片怪石乱岩中建如此人间天堂，赵青将佛教教义之“离苦得乐”诠释得再生动不过。阳光下，他赤足站在天台上，笑容灿烂得像一个孩子。享受人生，享受生活，赵青不仅住极好的房子，还开很好的车，穿很好的皮鞋，他说：“我是太正常的一个人。”想想，这样的天才若是当初真出了家，哪有这样伟大的作品？

　　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不再想是否开悟，事情反而做得自自然然了。在云南不同的地方修庙，修复文物，修建乡村小学，整理提升民间的石雕及木雕技术，甚至他还建了一个乡村私塾，让村里的孩子们于正常的教育之外，读《论语》、《大学》、《中庸》，欲让孩子从小“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这一切，让人听来是否有些恍惚？（文/李思坤 图—何政东/新周刊）

　　叶永青 当代艺术的云南舵主

　　叶永青 生于1958年，云南昆明人。职业画家。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后留校任教。但大多数时间“不务正业”，时间不是花在云游四海上，就是花在陪朋友吃吃喝喝上。

　　叶永青不太像昆明人，身长体健，南人北相。叶永青甚至不太像个艺术家，因为他不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就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的路上，他是昆明出了名的“三陪”，领着朋友们好吃好玩地满昆明地寻了去。初次见面的人尚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点酷酷的气象，可稍一相处便发现，他实在是个好好先生。

　　当年，以200元外汇券卖给一个日本人第一张画的叶永青欣喜若狂，他无法想象二十多年后的自己随便一张画就可以卖到一纸万金，而自己也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个人的功成名就并没有使他满足于中国当代艺术完全被海外领养的事实，这么多年来在海外不停旅行的经历反倒使他总想回来，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做点什么。

　　做什么？先建一个工作室吧，于是，就有了1998年初的上河会馆。在上河会馆变成了一个时尚去处之后，叶永青却一转身，把它变成了一个时髦的饭馆，交给经理人去打理，自己却要另辟一个更大更自由的艺术现场。

　　于是，就有了上河车间，有了创库。当初他看上了这个破旧不堪的机模厂车间时，许多人都以为他疯了。但是3年下来，创库又一次地成了昆明人的时髦去处，这里不仅成了昆明房租最高的地段之一，聚集着十几家艺术主题酒吧，更成为昆明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艺术家交流的中心。瑞典政府把这儿的诺地卡酒吧建成了一个艺术交流窗口；由伦敦几所艺术学院成立的一项基金也每年推荐获奖的艺术家来这里做艺术交流；国内不少顶尖的艺术家在这儿建自己的工作室；有的艺术家干脆把这儿改造成一个味道十足的家……

　　昆明的气候好得让人像一团懒散的泥，这样的气候下不适合做仕途经济之想，缺氧的高原也不适合做逻辑和理性的思辩。可叶永青却带着云南人天生的入世和一个艺术家适度的超拔去思考去行动，当然，他以一个云南人特有的闲散方式，比如，喝酒聊天、陪人闲逛。云南人享受生活的天性让他愉快地“透支着友谊和精力”去为自己也为昆明的艺术家寻找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而自己画画的主业便被放到了半夜12点之后，每天三四个小时一点点一点点地画。（文/李思坤 图—何政东/新周刊）

　　于坚 “我一直在一意孤行”

　　于坚 1954年秋生于昆明，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著名民间诗歌刊物《他们》的主要成员，其诗歌《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及《0档案》在诗坛产生过广泛影响，另著有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等。“华文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歌奖得主。

　　于坚宽松地穿一身黑衣白裤出现在昆明艺术家们经常扎堆的“创库”时，他不苟言笑的招呼，尤其容易令人想起诗歌江湖上对他的称谓：“云南王”。对于这个颇有文化风标之味的命名，于坚稍有反感：“它强调了我的地域性，实际上这根本限制不了我，我也不会因为称什么王就会当真。”

　　于坚也真的离不开昆明。在如此纷繁多样的云南，他1.6的视力好得恰如其分。昆明人常在他的文字中，碰到熟悉而细微的符号，比如水葫芦、筇竹寺的五百罗汉。他同时有着不一般的记忆力。但他耳朵就不好，采访当天他戴了一对迷你助听器，而且谈话距离须保持在一米以内才像正常人那么顺畅。他长着昆明人普遍的黑，却不似昆明人普遍的身材，目前以74公斤（据他说生下来就比较重）的重量自足地沉在昆明河床，他无意也无力于“飘”。

　　于坚始终都在进行口语写作。“口语没有标准答案。”在于坚看来，口语是市场经济，普通话像计划经济。1996年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于坚用昆明话朗诵自己的诗，关于这一点，无数人向他发起攻击，说他装腔作势。于坚进退有度，为便于沟通，他用带点结巴，永远温和得有所缺失的昆式普通话说，“方言是口语写作的血脉，诗歌最基本的感觉来自故乡。”

　　于坚在十七八岁时（已写了一年诗）放言要做中国的歌德。今天49岁的他正言：“这句话作为一个诗人青年时代的理想不能说是轻狂。”但他坚持区别于一般人所理解的“成功”——他对这个词有种莫名的厌恶。20年来，他一直在云南省文联的内部刊物《云南文艺评论》做普通编辑。已近知天命之龄的他仍然雄心不乏：“我会总是置身于中国最好的诗人之列。”

　　于坚在起家作品《尚义街六号》中写道，“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有人说从于坚那儿得不到名言警句，他这样对生活的简单叙事朴素得像个乡下打工妹。于坚听到，他乐了，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赞扬。特别是在写作《0档案》这首反映20世纪末中国生存现状的诗歌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批判于坚总是显得冷静而节制。“越批评，就越会亮如宝石。”

　　于坚关注日常生活，崇尚“原天地之美”，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西安（他坚持说只限于古代的长安城），他的写作跟他的身体一样紧贴着大地行走。他称自己是生活的情人，包含了爱人的忠诚及情人的热烈。他经历过文革，在工厂当过工人，上过大学，在中国诗坛横冲直撞过，……“即便是关在监狱，我也一样热爱任何一种生活。”

　　于坚有一种天性的民间立场。他大加肯定了民间诗歌刊物因无功利性而拥有独立的、自己的立场。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应该算是市场上装帧最小的个人诗集，颇像民间流传的手本，他亲自设计，还穿插了他自认不达专业水准却具有绘画感的摄影作品。

　　于坚滋滋有味地活在边远的云南。对此，他毫不客气地纠正：“上帝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什么地方是世界的边远。我可以通过我的写作创造我自己时代的中心。”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对于媒体他挑剔质量，在云大讲课的经历还是在十年以前。但他希望到大地上走走，梦想到非洲、印度——“我把他们也看作少数民族。”

　　于坚承认：“我一直在一意孤行，不是诗人向世界脱帽致敬，是世界向诗人脱帽致敬。”值得一提的是，在镜头下，摄影师发觉这其实是个腼腆得有些可爱的人。（文/夏楠 图—何政东/新周刊）

　　丁绍光 因贩卖云南而成最值钱画

　　1939生于山西运城。23岁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任教云南艺术学院，40岁时将大型壁画《美丽、富饶、神奇的西双版纳》献给人民大会堂。此后赴美。他开创出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画家卖画最多、价格最高的画家之一”。

　　非云南人的丁绍光被赋予了最强烈的云南身份，也传承了最多的云南风情，甚至很难说到底是云南成就了他，还是他展示了云南。作为“中国历史上画家卖画最多、价格最高、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丁绍光的神气之处在于他不但将云南变成了艺术也转化成了财富。

　　丁绍光的祖籍是山西运城，1939年出生于陕西，11岁时习画即显示了非凡的天分。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素描和水彩，1957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攻装饰绘画。当年的系里专家学者云集，大家的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强调艺术个性，反对学院派的自然主义，提倡深入地体验中国古典和民间的艺术传统，广为汲取并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的精华。这使得学生们深入生活，采风和写生蔚然成风。这段大学生活，特别是当时在系里执教的著名画家，诸如张光宇、张仃、祝大年、吴冠中、韦天霖、郑可等教授，都对丁绍光后来在艺术上的发展起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而真正的刺激来自西双版纳。1961年底丁绍光做毕业创作时,西双版纳神奇的风光和迷人的少数民族风情激发了他身上的每个艺术细胞——毕业后到西双版纳去的决定就这样影响了他的一生以及由他呈现的云南形象。

　　1962年于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的丁绍光在其后的几年里开创了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1979年，他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大型壁画《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同年出版《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1980年丁绍光定居美国，从1985年至1996年，他先后在世界各国举办个人画展400次以上，世界各地都出版了丁绍光画集。这种民族风情被他展示得淋漓尽致。这还不是他扬名的关键，重要的是，在民族风情的背后，丁绍光的国际价值在于他把中国的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创造出了融合各艺术流派为一体，以线描和重彩为特色的具有中国情愫的现代艺术。

　　最近，64岁的丁绍光打算卖掉比利佛山庄的豪宅，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去画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市场满意的作品。（文/李冬莉 ）

　　肖汝莲 除了她，还有谁在唱纳西调？

　　肖汝莲 74岁，丽江市塔城乡著名纳西族民间歌手，精通100多首纳西族民间歌曲，其中大部分由其自编自唱。2002年，曾应邀在丽江雪山音乐节演唱主题曲。

　　这是一位地道的纳西族妇女，地道得像塔城的泥土。她生在塔城村，又嫁在了塔城村。 与众多的纳西族妇女一样，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到目前还能做许多农活。在少年时期，她也和众多的纳西族妇女一样没能上学，她不知道什么是音乐。然而，她和她的歌声却为丽江人所熟知。

　　她与其他的民间歌手最大的不同，是有感而发，见什么唱什么，现编现唱，信手拈来；另一点是她会唱的曲目之丰富堪称首屈一指。肖奶奶说这应当归功于她的母亲--一位与她一样地道的纳西妇女，一样能歌善舞的纳西妇女。肖奶奶小时候，她的母亲曾很认真地告诉过她，女孩子应该学会唱歌，小时候唱，年轻的时候要唱，一直到老了也要唱。于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她就开始跟着母亲逐字逐句地学唱纳西民歌，学会了大量的纳西调子，如《插秧调》、《嫁女调》等塔城特有的纳西调。肖奶奶自豪地说，从16岁开始，她就能自己创作和演唱纳西调了。

　　有人说，肖奶奶是为了唱歌而出生的。在生活中，她无时不在歌唱：插秧的季节，她唱插秧的调子；上山打柴的时候，她就唱打柴的调子；做饭有做饭的调子、做手工有做手工的调子。在塔城一带的农村人家，每当遇到红白喜事，都要请肖奶奶来唱上几曲，所以从她年轻的时候开始，金沙江的两岸就一直飘荡着她的歌声。

　　2002年8月，肖奶奶的一曲《月亮姆》拉开了丽江雪山音乐节的序幕。纯净的歌声如同来自天籁，震动了在场的观众和众多同台演唱的著名歌手。那是一个完全亲切如母亲的声音，属于大山与土地的声音，似乎要透过肌体，去打动人们渐渐麻木的心灵。她身后沉睡千年的的玉龙雪山，似乎也在歌唱。就在这一天，她的声音也随着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

　　虽然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的辛苦，一样的牵挂，一样的忧愁，但肖奶奶歌唱着生活。肖奶奶有6个孩子。“儿多母苦”这个词是对她的人生最真切的写照。如今，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大儿子和文光在丽江城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事业。劳顿了一辈子的肖奶奶，却和小儿子老六一起住在大山深处的塔城老家。当我问起为什么不跟大儿子去城里生活，肖奶奶动情地说：“我走了，谁来给乡亲们唱歌听呢？”（文/余金山 ）

　　聂荣庆 他把“茶马古道”留在了云南

　　聂荣庆 生于1965年，云南昆明人。学服装设计出身，做过设计公司，做过旅游，做过杂志，现正以文化注入餐饮业，他的努力已改变了昆明餐饮业的格局，但是，最怕别人说他是开餐馆的。

　　“去茶马古道吃饭，不是带着银子，而是要带着金子。”一个网友的评论。聂荣庆就是那个向顾客攫取金子的人。

　　当云南的一批新派学者还只热衷于讨论“茶马古道”的学术价值时，聂荣庆敏感的商业神经却被触动了，那些别人眼里蒙尘的文化和历史在他的眼里却发出金子的耀眼光芒来。他抢注了“茶马古道”的商标，囊括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方面。直到他把北京的茶马古道餐厅经营得风生水起，才有人回过味来，欲从他手里买回几个商标，聂荣庆哪里愿意？自己的理想，还只懒洋洋地开了个头。

　　其实，馅饼永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云南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无限丰富多元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浸染久了，一个敏感的人于烟火味之外总是生出几分文化味，况且，学设计出身的聂荣庆的身上历来不乏深重的文化情结。

　　从小随着父母在铁道边长大，那延长到无限远的铁道线，闪烁不定的岔道灯，一节节载着神秘的旅人来去的车厢……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一个多梦少年的幻想了。多年以后，聂荣庆用一个餐厅固化了他年少时的幻想，为之取名“火车南站”，而且，就在当年火车南站的对面。如今，这儿已经成了国际旅游手册中推荐的昆明必去餐厅之一了。

　　按照聂荣庆的主意，火车南站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随地吐痰的地方”，要的就是下里巴人的劲儿。“翠湖边上”就不一样，得小资，整体风格简约明快。文化含量的注入几乎一下子改变了昆明餐饮业的格局。

　　可是，在聂荣庆的心里，餐饮只是玩票而已。“茶马古道”将这一票玩到了极致。那时候的聂荣庆遇到了画家方力钧，他们要让茶马古道成为北京餐厅的一个让人惊讶的异数。它一改过去云南餐厅以孔雀、大象和民族歌舞为卖点的特色，以极简主义的建筑设计风格和当代艺术以及茶马文化为卖点，让骄傲的北京人见识了这个云南人的超前与大胆。金子，自然是要带上的，因为光是餐厅墙上的那些画一幅就是好几十万。要知道，你吃进去的可不仅仅是新派的滇菜，还有艺术和文化。

　　既是抱定了玩的心态，就希望每一次都玩得开心和花样百出一点。马上，在北京现今最红火的后海，他又要开张一家新的“茶马古道” 餐厅。名字，还是禀承了先前那四个字，但风格却要大变，价格嘛，将便宜得让同行觉得是不合法竞争。其实，玩归玩，不同的市场区隔和定位却早已在聂荣庆的心里算计好了。

　　聂荣庆的最大理想在于将茶马古道做大，不是指餐厅，而是指包括茶马古道INN的一系列客栈，茶马古道的烟、酒，还有最重要的——普洱茶，让云南特殊的茶文化，在这个无比贴切的名头下有一个无限风光的品牌价值。

　　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点障碍，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自身。一年1/4的时间用于游山玩水和打高尔夫，另外1/4的时间用于睡大觉，剩下真正工作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但是，还好，慢的好处是让他有时间来思考，谋定而后动。（文/李思坤 图— 灿雄/新周刊）

　　奚志农 金丝猴保护神

　　奚志农 生于1964年，云南大理人。曾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东方时空》工作。由于他的奔走，20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得以保存。1999年携家人回云南，建立“绿色高原”民间环保组织。2001年获得世界“野生生物摄影年赛”濒危动物类单项大奖，是对野生生物摄影师的最高肯定。

　　他是在1999年离开了中央电视台甘愿回到滇西北高原的云南人。通常意义的理解是“放弃什么”而“选择什么”。媒体开始大量注意这个从事环保至今已有10年的人。实际上他不觉得是放弃，“北京那么糟糕的空气，春天的沙尘暴，夏天的桑拿天，对我而言都是不可忍受的。”尽管朋友们说东方时空《我和自然系列》做得特别好，但奚志农认为他不可能老做那样的节目，总得回到他应该呆的地方。

　　奚志农无意成为环保斗士。那是人们加封的。他说，他不过是热爱鸟类，关注自然，拍摄金丝猴，到后来他无法回避环保成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偶然”事件。他同时无法否认自己是始终都以“民间”或“个人”的身份独立存在的环保人士。他不用一次性筷子、不用塑料袋、家里不装空调，夏天乘出租车也不让司机开空调，当年央视台的同事开玩笑说“奚志农洗澡会污染水，不洗澡又要污染空气”。

　　奚志农自认是个职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一直都想让滇金丝猴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他想确立滇金丝猴在云南这个动物王国的国王地位。“它在云南濒危的程度，它的生存状况，它的可爱面孔，如果云南还算动物王国的话，它绝对是要做国王的。”他以后的关注目标可能是黔金丝猴，毕竟，它的数量比滇金丝猴还要少。

　　奚志农从不承认野外生活的艰苦。尽管他经历了海拔高差、气候带、阳光暴晒、别人过春节他还在路上这样的事实，但总是纠正说：“自然是为自然准备的，不是为你人在那里生活准备的，吃苦受累都是再自然不过的。”相反他很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野生动物大国，拍摄野生动物却几乎是个空白而惋惜。

　　奚志农的生活显得动荡。北京、昆明、迪庆，哪个地方都不像家。最初离开央视，最大支出来自工作，而工作不能养活自己。但他幸运地拥有爱情：小他7岁的太太史立红，因为一次环保行动爱上他，离开《中国日报》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后来干脆辞职追随他到云南。他们工作时，把女儿也带在身边，她比同龄孩子更多地接近自然。（文/春晚、夏楠 图/小米）

　　吴文光 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纪录片

　　吴文光 生于1956年，云南昆明人。当过知青、教师、电视台记者，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及拍摄纪录片。其拍摄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一直在民间进行的纪录片和戏剧等方面的探索为他获得了比纪录片本身更高的声望。

　　对于“新纪录片第一人”的称谓吴文光很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任何扣在他头上的帽子都不以为然。尽管他在从昆明来到北京的1988年开始拍摄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该片先后拿去参加了多个国际电影节；1992年拍摄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中获“小川绅介”奖。2002年完成的片子是《江湖》。《江湖》跟踪了一个来自外省，在北京和北京周边地带巡回演出的大棚——中国远大歌舞大棚。这部作品得到了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回应：“看了你的片子，很喜欢，剪辑和拍摄非常有效……我喜欢这部片子展示给我的普通人的庸常、恐惧和渴望……”

　　每年吴文光都要回昆明两三次，因为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最近一次的昆明之行他遇见了25前一起当知青的朋友。朋友见面，令吴文光备感亲切的是，25年没人叫过的绰号“老瞎”在那一天被重新提起。如今他只抽云南烟，15年的北京生活也没能改变他的昆明口音。从1956到1988年的32年，除了1985年在新疆短暂的停留，吴文光绝大多数的生活记忆都是云南。在昆明时他和诗人于坚等人都是铁哥们，终日混在一块。于坚最有名的诗歌之一《尚义街六号》说的就是吴文光的家。

　　云南和北京是吴文光生活最久的两个城市，北京的忙忙碌碌如果放到昆明，用吴文光的话形容：这个人怎么傻里呱唧的。“昆明是一个闲人的氛围，而北京是一个赌场。”20岁时的他并不甘心那么闲散掉，他不愿意接受在20岁时已经看到50岁时的自己的现实。以至于来到北京后的五六年里他不想回头看故乡，也拒绝回忆。当别人感怀故乡的好天气和过桥米线，他彻底地接受了北方粗糙的气候、粗糙的饮食。北京给了他各种可能，他在这里不断发现自己，原来在昆明完全是一个白日梦的东西在北京成了现实。

　　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北京人，“这里只是我的身体暂时搁置的地方，云南才是我的根。”吴文光说自己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基点，不同的是，云南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觉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文/李冬莉 ）

　　柴枫子 6年徒步云南6大江

　　柴枫子 1957年生于昆明。中科大1977级微波专业，毕业后到云南省天文台，科研方向为太阳射电，曾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身为诗人，在文学上获得34项全国性诗歌比赛大奖。1996至2002年完成云南境内六大江的徒步旅行，发现红河源头并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立额骨阿宝·红河源碑，还发现云南最大的自然地理规律“天地之曲”，被云南人誉为“大地赤子”。

　　柴枫子的奇不在于他的多重身份。他从无心思向别人细致说明他在专业方向上如何有专攻。他也不拿出溯江而上兴致所就的诗歌，虽然有的获奖。如果他愿意对身份进行确认，那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云南的一个好孩子。”

　　柴枫子在没有开始他的徒步之前，在一帮老同事眼里，就是一个沉声闷气、永远加不完班的天文台职工。天文台位于昆明市东郊的凤凰山。距离市区半小时车程。农田环绕，树木林立，空气上乘。21年来，柴枫子隐士一般乐得其所，每周保持一次的频率回市区探望父母。他住在四楼，旧房子，50来平米，窗上、墙上不太均匀地覆过深浅不一的蓝，他用的电脑桌、电脑屏保、订在书柜上的布，还有散落的关于云南江河的绘图，都是蓝色调。他不用手机。电脑桌边是一部有来电显示的电话机及一大捧他自制的迎春花。柴枫子目前主要忙于与当地媒体合作编发属全国首创的关于每天日月星辰运动情况的《天象预告》。

　　柴枫子的徒步传奇始于1996年3月4日。有人不断发问，为什么选择了这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在与一家电视媒体的对话中，主持人固执地重复这一问题，甚至导演们轮番上场要柴枫子给出一个正面的理由。但他除了讲到这天是元宵节，拥抱了沉默流泪的母亲，出发，再无别的，让人极其失望的是居然连半点悲壮、浪漫的情绪也没渲染。但他很诚恳很完整地讲述了他遭遇的最为艰难的起步（他惟一想到放弃的那一次）。到最后失望的是柴枫子：似乎主持人、观众对开始的原因比对开始的过程更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爱！无法中断、熄灭的爱，如果一个爱只有大地与他相当的话，自然而然，他便走向她。她就像是，我的爱人。”

　　柴枫子在说，却没人能懂。一个人爱上大地？爱上江河？后来有人理解了，这同他经历的爱情有关。柴枫子依然故我的完成他六大江的徒步旅行。完成他所谓的生命的充分。6年。一个人。在生死之间。从此日历对他的家人有着重要意义。他哪天打电话回家，从哪里打来，又要到哪里去，母亲会一一记录。父亲则从无间断地奔波于市区与凤凰山，给柴枫子卧室里一盆生长了十多年的厥草浇水。“不能搬到市区，它只能长在这里，而且要好好地长着。”父亲坚定。柴枫子的小外甥女在这6年中出生，成长，后来陪他走过金沙江虎跳峡中快乐的一天，她说：“舅舅总是一个人走，我陪他，他就不再孤单了。”

　　柴枫子回到昆明的2002年，宣称：“如果说徒步是在这条江河干流峡谷的体系之中，保持在每天都能看得见这条江流的位置上前进，不回避，不绕道，不间断的话，”他说，“我知道，我是徒步云南全部的六条江河——怒江、独龙江、澜沧江、南盘江、红河和金沙江干流全程的第一个人。”他36公斤重的背囊里装有帐篷、橡皮艇，还装有天文望远镜。每到一处，他都让当地人捧着望远镜“吓一跳”（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里面的月亮）。

　　而柴枫子似乎得天地之灵，他在徒步中吃惊地发现被当地彝族人称为“额骨阿宝”（弯弯曲曲的一条水的父亲之意）的红河源头；发现云南最大的自然地理规律“天地之曲”；发现云南在今年7月刚获申报成功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其实应该是“四江并流”……柴枫子正感困惑的问题所在：“我很高兴申报成功，可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就像是说我们的母亲长着三条腿一只手一样，我无法容忍。”直至4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他仍然对“三江并流”这一称谓表现得耿耿于怀。也对我们没能在他所呆的天文台观看6万年来距离地球最近的火星而遗憾。（文/夏楠 ）

　　杨鹏 机关里的新道学大师

　　杨鹏 生于1963年，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身份除云南省政府“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外，多重官职加身，昆明、北京两地跑，令人称奇的是，他打着的旗号却是立场鲜明的新道家。

　　第一次见到杨鹏的人，会被他的经历绕花了眼。他的主业也可以说是副业，副业也可以说是主业。这位当年的云南省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在学校里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法国语言文学，成绩好到免试升硕不算，还全修了经济系、法律系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课程。大学毕业后当过乡长、办过公司、搞过产业政策、研究过绿色经济，虽然杂，但每一样工作他都能处理得有声有色。特别令人不服的是，对于一般人近似天书的经济学理论的专著他一天看个三四本没问题，最可气的是你以为他没看完，装样子，随便抽几章来问，他又回答得头头是道：除了天分，还能说什么呢！

　　最近，他的新作《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本书的简历一栏，长长的一串，各个身份都可以毫无关系——他目前的主要身份还是政府小吏——这也是他主要的生存之源。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是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问题项目而来，他谈得最多的，也是他目前乃至下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新道家。

　　那么道家和新道家有什么区别呢？杨鹏认为，精神一脉相承，都强调人的自立，但实现形式是现代的。在杨鹏的解释中，新道家、云南、云南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有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他作为云南人对道家的研究，而是在道家所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生活方式中。云南之所以是云南，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乐其俗”。“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到云南去休息，就因为这样一个地方让人没有心理压力。它的文化多样性，对各种生活方式的宽容性，在其他地方是体会不到的。”新上任的云南省长所说的“最好的政府是无形的政府”也符合新道家的执政观念。所以，尽管有很多机会调到北京，他依然选择呆在云南。只是呆的同时，特别是互联网没普及之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北京。云南虽好，万物总有局限，好的另一面也就是它可能造成闭塞。

　　杨鹏今后两年的大计划是在昆明开个新道家学院，类似于古代的书院，前面喝茶，后面讲学，还有专门为朋友准备的厢房，听起来很是诱人。（文/李冬莉 ）

　　宣科 把古乐变成银子的鬼才

　　宣科 生于1930年，云南丽江人，汉藏纳西的混血儿。音乐及民族学的杂家。21年牢狱生活造就的鬼才，将纳西古乐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宣科是丽江的一张明信片，他的名声甚至先于丽江而远播海内外。21年的监狱生活成就了他的奇思诡异，并最终炼狱变天堂。

　　宣科出生在丽江。父亲虽然只读过小学，但聪明过人，记忆力超强，能说7种民族语言。后来在给丽江传教士当佣人时学会了英语，之后又被选送神学院深造。父亲语言能力极强，又具有很强的演说煽动性，据说当年曾成功游说一喇嘛改信基督教。宣科自是秉承了父亲的演说能力，试看看每晚8点准时上演的纳西古乐，那个舞台分明就是宣科的演讲台，嬉笑怒骂，插科打诨，对观众情绪的把握和控制早已被这个老头拿捏得分毫不差。

　　年少时的宣科已粗通乐律，说一口令人艳羡的纯正的英式口语，正当裘马轻狂时，命运却大大地把他给捉弄了。在昆明读书时，宣科受的是姐姐姐夫的资助，解放后，曾作为西藏达喇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主任的姐夫迁往印度，钱依旧通过香港某银行汇过来。但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的经费亦是通过该银行提供的。一次，正当他兴冲冲地去取钱时，等待他的却是扣押和软禁。而后，他就消失了。

　　21年的炼狱足以让常人变疯魔，宣科却由狂人变鬼才。在无数个忧惧、揣测甚至惊魂的夜晚，他发觉音乐是治疗恐惧的良药，并由此而引发后来那个著名的论述：音乐起源于恐惧。从监狱出来后，他四处采风，把散落民间的古乐整理出来，再把纳西族那些历来喜欢吹拉弹唱的三教九流组织到一起，搞纳西古乐会。有音乐的底蕴，再加上一副聪明的脑袋和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出名，是早晚的事儿。他把那些故去老乐手的照片一张张地悬在舞台的正上方，把年纪大的乐手们像漂亮的水果一样摆在舞台的前面，这一切，都有算计，他要让自己的东西有个好的卖相，要显得矜贵。结果当然是矜贵的。宣科成立的公司，他自任董事长，演出及其他收入的99%都属于他个人。如今，他住在自己豪华的庄园里，美美地享受着这迟来的幸福。

　　不过，他也有忧虑，关于纳西古乐的明天，他说：“最终可能就得进博物馆了，因为不会再有一个宣科了，除非那人坐22年的牢，比我多一年。”（文/李思坤 ）

　　布农 好运布农铃

　　布农 1963年5月生于四川内江。文革中因父母的政治原因颠沛于乡村，养成孤独与叛逆性格。14岁开始大量阅读，深陷精神泥沼，写了30余本哲学笔记。高中辍学，流浪江湖，后进纺织厂，因长期旷工被开除。再次游荡江湖，国内国外。常与老天对话，与牧人同眠。曾两次从云南梅里雪山骑马徒步至西藏拉萨。1996年停留丽江至今。

　　穿过丽江古城的四方街，走过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大石桥，就可以看到布农的小楼，干净别致，楼上楼下的屋檐都挂满了铃铛。跨进门槛，姑娘笑着敲响身边的铜铃。铃音清脆并带着长长的回音。店内店外都被这声音闹得喜气洋洋。

　　布农在楼上的书房里干活。他正忙着为香港赶制一个紧要的订单。量很大，他手歇不下来。我只得在一旁静静地喝茶，看他聚精会神地做他的布农铃。他用钢笔在特制的小木板上熟练地写着藏教六字大明咒。布农铃是铜和木制作的，布农把自己的美好祝愿附于这两种古朴的材料，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说在国外旅行途中偶然听到自己的铃声，他已一点不惊奇。布农铃是1995年布农孤身徒步骑马进藏途中，与马为伴灵光突现的上天所赐。一路上马铃声单调寂寞，他拾得两片木块画上澜沧江和梅里雪山，分别挂于马铃和自己胸前，他历尽艰辛跋涉近两千公里，沿途受到9位活佛的开光加持，保得一路平安。为此，布农愿让世上与他有缘份的人，都能得吉祥平安。董建华、巩俐、朱哲琴等去过丽江的人无不喜欢布农铃。

　　布农偏爱听交响乐。有藏书若干。透过木窗楼下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而布农则似一个高僧，坐怀不乱。阁楼上方有一面大大的手绘地图，我每次来布农这里，都要抬头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我的视线从云南“走”到西藏。而这却是布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次徒步沿茶马古道走过的漫漫足迹。

　　布农少年时代迷上了西方哲学。他说：“哲学和艺术是智慧，不是知识，是悟出来的，是学不到的。”把那些大家的思想贪婪地吸进自己大脑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妈妈为他捏把汗。

　　布农没有当成大思想家，却把艺术、旅行、探险、生意融为一体。以丽江为大本营，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他常常独自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金沙江边读书吃饭，再停车山头看日落。要么跑到山上去放牛牧马， 躺在草地上看白云飘流。入夜去泡个温泉，周围白雪皑皑，头上星斗满天。

　　说实话，我无法不嫉妒他，为什么老天爷要把他喜欢的人留在这么美丽的地方。而把那些心浮气躁的人，哄到大城市里，罚他们住在深圳，罚他们住在上海。

　　布农眼下有几个大的愿望。首先是他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下，那一千多亩地的项目——他心中所描绘的艺术村。这是一个大胆并带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构想。

　　我们又去池塘看了那块地。每一次站在玉龙雪山脚下极目远望，身边是绿油油的青草，各种颜色的野花，池塘清澈平静，而心总会砰砰地乱跳。要能在这儿建一个自己的小屋那该有多妙。可布农想在这里建音乐厅、博物馆，数十个国家的乡村酒吧和漫山遍野的艺术家小院等等，并在山坡上盖一座教堂。他说，钟声一响，整个丽江坝子都能听见，牛群羊群就下山岗。

　　布农还想明年驾车去尼泊尔、印度兜一圈。他说那里是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他要拍摄一些影像资料，完成自己的一本书。他还计划沿茶马古道修建一些小马店，以便那些同他当年一样有志徒步的旅行者歇息。之后他想在没水没电的山上盖间木屋，在那里潜心画画，买辆皮卡车从山下拉水，再养两匹马几只狗。

　　布农在他的楼上写了两个小木牌，在书架上立有:偷情浪漫，偷书下贱。另一个写着：抽烟的女人，不是强人，就是贱人。布农用他的标准去衡量与他交往的人。在生意上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尽管他的布农铃每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我仍然建议他找个能干的女人替他打理。布农便可抽身继续云游四方。（文、图/肖全）

　　杨四龙 农民娱乐王

　　杨四龙 1967年出生，丽江纳西族人。1992年4月，杨四龙辞去公职，先后在丽江创建多家公司，成为纳西族优秀的青年私营企业家。1998年其创办的丽江正龙实业被命名为“云南省私营企业一百强”之一，原国家总理朱

　　基曾到公司视察。2000年，杨四龙在昆明开设正龙量贩KTV。

　　昆明人认识这个面孔黝黑、性格直道的纳西人杨四龙，是通过正龙量贩KTV开始的。

　　杨四龙三年前开了昆明的第一家量贩KTV。选择量贩，实际上就是娱乐业从暴利转向微利，也是回归平民生活的开始。甚至正龙的装修也跟杨四龙本人一样毫不花哨。时值云南娱乐行业的低谷，他却兴冲冲在全国各地跑了三个多月。“过去的娱乐，很多人都会想着是污七八糟，我不这么认为，我要去证明。”

　　杨四龙雄心勃勃想把正龙做成云南的百年老店。作为一个门外汉，他做得执着，包括一个话筒、一只音箱都极其讲究。他算过一盘账，如果有50%喜欢“带色彩的”，那么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素的、很干净的娱乐。“我的口号就是把云南的娱乐行业做得像玉龙雪山那样雪白、干净、透明。我这个人长得黑一点，但我的心非常干净。”

　　杨四龙家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外姓（全村都姓木）。6岁左右，杨四龙随父亲作为随军家属进了城，从农民变为市民，又当了工人，然后调到机关——丽江县县委驻昆办（实际是个饭庄）。4年后，杨四龙不要公职、工资，对家人突然提要出来单干时，母亲气得3个月不跟他说话。

　　杨四龙于是成了丽江古城第一个摆摊的。他自认为的本钱就是：年轻，能够吃苦，认识一些人。当时他没有钱，两口子总共能抖出来的钱就是1600元。就在当年丽江进古城的东大街上摆了个小地摊。

　　杨四龙还第一个尝到了丽江旅游开发的甜头。1994年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后，杨四龙向银行贷了款，一直围绕着旅游鼓捣着——纳西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纳西饮食文化城、东巴饮食文化城、拉市海旅游开发公司、三文鱼公司。

　　杨四龙的发展从他开的车就可见一斑。先是摩托，后是拉达、桑塔纳，现在是别克。但他时刻记得自己是一个纳西人。他每年只要赚10万，就要拿三四万来修桥铺路，资助贫困生。在丽江人眼里，他永远是被唤作“木龙”的纳西族人。乡亲们亲热地同他招呼，他就停下车，载他们一截，他的别克就像公共车一样。（文/春晚、夏楠 ）

　　宗庸卓玛 她的香格里拉听得见

　　宗庸卓玛 云南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代表作有《梅里雪山的女儿》、《故乡的哈达》、《山谷的回声》、《德钦情歌》，曾为电影《红河谷》、《宝莲灯》演唱主题歌及插曲，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瑞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外国朋友誉为“藏族金嗓子”。

　　一再声称自己是香格里拉梅里雪山的女儿，现居昆明的藏族女高音宗庸卓玛对家乡的眷恋之情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1979年，15岁的她拜别奶奶第一次离家去上海音乐学院，4年后，她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练得一手好钢琴，亦在名师王品素指导下找到了通俗与民族唱法的最佳结合点。凤凰当振翅高飞，却拒绝了大都市的挽留，她乘了三天三夜火车抵昆明，坐了6天汽车返德钦，又走了4天山路回到家——羊拉（就在一年前，羊拉还是云南省惟一不通公路的地方）。

　　有人评价说宗庸卓玛的音乐特色在于民族，在于以情动人。一次参加全国声乐大奖赛，卓玛用藏语演唱了为悼念奶奶写的《送别歌》。歌毕，掌声雷动。“你唱的歌词我们不懂，但我们感受到了你所表达的情感。”

　　在各类声乐比赛中获奖越多，对于“一定要扎根在自己民族的地方”宗庸卓玛领悟越透。因为想象跟真实的东西有距离。而真实就存在于她的家乡，她熟悉的羊群、雪山、草原、白云，还有亲人。

　　宗庸卓玛录制过4张专辑，她自己创作的歌曲还有：《梅里雪山的女儿》、《山谷的回声》等。许多歌曲都是她骑着马，提着录音机，走村串寨地从乡亲们那里整理当地的民歌为原始素材创作而出。在香格里拉录制MTV时，车子艰难行进在山路中，老乡们就用绳子去拉陷入泥中的车轮，还有的专门打来酥油茶，常常使得导演都在一旁感动不已。“我自己清楚在每一首歌的后边，有多少人在为我付出。”

　　她以同样的爱回报了家乡。去年，在她多方奔走下，家乡已经建了水库，通了电，修了公路。家乡人将那条公路意义深刻地取了名：冬梅（宗庸卓玛在家乡的小名）路。

　　值得一提，演出时的宗庸卓玛一身藏服，头饰闪亮，订满了家乡才有的那种珠子。据说，每做一个头饰需要的时间是一两个月，参与的劳动力可能是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她不仅唱了民族的歌，让人们知道中国云南有个藏区叫香格里拉，而且还令家乡才有的东西熠熠夺目在世界的舞台中央。她不禁感叹：“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

　　宗庸卓玛还想在家乡建一所声乐学校，发掘一个个来自香格里拉的小宗庸卓玛。（文/夏楠 ）

　　红嘴鸥 最受欢迎的“昆明人”

　　红嘴鸥 鸥鸟的一种，北半球常见的小型鸥类，身长315-410毫米，因其嘴、脚远远地看去均为红色而得名。1985年11月中旬，6000多只红嘴鸥首次进入昆明市区水域寻找食源。从此，每年的这个时候，红嘴鸥都要飞到昆明，在来年的3月中旬离去，数量最多时，约有几万只。这一道国内仅有的城市奇特自然景观至今已经延续了18年。

　　对于红嘴鸥来说，昆明从来不在她的想象之中。甚至18年前的邂逅之于昆明其实也不过是一场偶遇。

　　一个诗人是这样想象他们相遇的经过：某天，她从海上经过，风给了她一把钥匙，说，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春天永远醒着。春天对于她当然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于是，在一个特定的季节，她悄悄地来到这里，在霞光中，她找到了一个充满爱情和自由国度，她在湖面上轻轻地舞着，在昆明的天空中，一次又一次美丽而精致的飞翔。

　　诗人的揣测总是美丽而又浪漫的，其实对所有候鸟来说，迁徙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和其他候鸟一样，红嘴鸥迁徙的时间和顺序是很有规律的。每年大约11月份她们举家迁往南方，这样可避开北方严冬寒冷、食物短缺的不利条件。翌年3月份左右，即在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后，由于繁殖的需要，她们将再返回北方繁殖地，那里春暖花开，食物充足，有利于生儿育女。迁徙时，开始由少数勇敢者打先锋，一段时间后，主体群就大批迁移。在飞行时，一般成鸟在前，幼鸟居中或在后。红嘴鸥每年都要进行两次种群迁徙，那么她究竟能飞多远呢？获得“中国昆明滇池1987年1月14日环志”的一只红嘴鸥，飞行了8333公里，时隔7年6个月28天，此举为我国环志鸟迁往大洋洲的首例。

　　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探究当年那个有些微寒的冬季的早晨，究竟是红嘴鸥发现了昆明，还是昆明发现了红嘴鸥，反正，有个盟约，在我们都没有发现以前，已经悄悄而坚定地缔结了。

　　有人说，缘是天意，份在人为。如果说，红嘴鸥最初喜欢昆明是因为这里的气候的话，那么18年的"恋战"，为的自然是人。

　　每到深秋，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会若有所思的抬起头来，有些惆怅地问：“怎么还不见来？”仿佛是为了回应这想念，不几天，十余只红嘴鸥的“先头部队”必然会盘旋在翠湖上，这时昆明人的心才又落回到肚子里，恍然明白：红嘴鸥来了，冬天就来了。

　　冬天来了，翠湖上的阳光仍然是柔软地让人想要死去，只不过所有的繁花与喧嚣，都将让位于一群美丽的天使。她们欢叫着从千米高空直插下来，翠湖上下又见翩翩。数百年来，翠湖都是昆明城的灵气所在。想当初，著名音乐家聂耳在翠湖畔静思冥悟，撷自然万物之灵华而写出流芳力作《翠湖春晓》。而今，这些红嘴鸥对翠湖也是情有独钟，所以，要给今日的昆明添个“翠堤戏鸥”的景致。

　　昆明人对这些鸟儿也是呵护备至，不但立碑以记之，时令一到，便蜂拥至翠湖投食。斯时，环湖皆人也，面包与白翎齐飞，衣裳共鸥鸟一色。虽说红嘴鸥不是素食主义者，不过她们并不太在乎人们喂她们吃什么、吃多少，关键是喜欢昆明柔柔的轻风，微微的暖意，尤其是昆明人痴痴的目光。

　　所以年年相见，岁岁不厌。（文/纪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