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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覃里雯聊天实录

MEDIA.SOHU.COM  2003年09月15日14:34  搜狐传媒

聊天现场:左:搜狐编辑 右:覃里雯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嘉宾已经来到搜狐聊天室。从今天开始,我们陆续邀请经济观察报几位著名记者作客搜狐,先请今天的嘉宾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覃里雯介绍一下自己。很多人知道经济观察报,但是不知道它的记者。很多人读过大使系列文章,但是不知道写这些文章是何许人。

  覃里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覃里雯,2002年加入经济观察报。自从进入经济观察报之后,我得到很多机会,让我进行外交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采访,我非常喜欢我所做的这一块领域,而且从中获益很多。我所写的报道得到的反馈并不是特别多,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反馈相当肤浅。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机会跟更多的朋友交流,在国际报道领域里面与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磋商。

  如何确定重大题材的选题

  主持人:嘉宾访谈引起业界反映比较大的系列文章,比如说大使系列,你当时怎么想起这个选题?

  覃里雯:最早想起这个选题的不是我而是许知远,之前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做过此类选题,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近各国政要人物,了解各国的途径。大使的任务就是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从采访大使开始,一开始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国家大使不是很感兴趣,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但是第一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是印度大使梅农,他现在已经是巴基斯坦驻印度的特派大使,自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后的第一任大使。跟梅农大使的采访突然激起我对国际关系领域报道的兴趣,我忽然发现采访一个人可以采访到这个国家整个的背景,作为大使个人非常有魅力,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只不过放错了位置。从巴基斯坦大使之后,慢慢中东局势变得紧张,我陆续采访了中东各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能够迅速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大使也是因为之前所做的铺垫。再后来中东路线图,我之前刚好采访了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驻华大使,当我提出我要去中东的时候,报社老总很支持。我大概在一周之内办妥所有的手续,直接到以色列。

  主持人:出发之前没有一点犹豫,因为那是比较危险的地区。

  覃里雯:当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所有的人问我,中国的SARS是不是很可怕?我连SARS都不怕,我怕炸弹干什么?而且报社给了我们很好的条件,我们不用坐公共汽车,可以打的。主要的爆炸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公共汽车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我在以色列唯一两次感到紧张的时候,一次是晚上从西岸外的地区,即1967年停火线之外的地区进入西岸之内,那条高速公路当时发生了很多狙击射击的枪击案,可能是巴方的武装组织从高速公路旁边向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射击。一般来讲他们不袭击亚洲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很紧张,一颗子弹就完蛋了。还有一次我们被一个向导骗上一辆公共汽车,他本来说有车接我们,结果没有车接我们。当时很紧张,坐了相当长的一段路,那条线路也是曾经发生过爆炸的。到加沙的时候我都不觉得很紧张,当时局势没有恶化到现在这个样子,在我们采访亚新的时候,他还是光明正大在他的屋子里面,我们离开一个月,亚新开始东躲西藏。昨天发生一起爆炸,这起爆炸之前的那一起发生在我们旅馆附近,那是一个犹太政府教徒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多教徒穿得很奇怪,晃来晃去,那片地方原来属于约旦统治,后来巴基斯坦收归过来。他们想占据耶路撒冷东城,一直遭到很强的敌意,在那个地方发生爆炸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我们所遇到的危险并不是那么大。

  主持人:你现在在做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带有一点挑战性的工作。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之前,是什么样的事件或者你什么样的性格对报道国际关系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女性可能更感性一些,很多人对于需要理性的像国际关系、深入分析比较排斥。

  覃里雯:有可能,但是时代总在变化,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所接触的讯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父亲一直告诉我,你要将来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或者你想有所成就,你必须学会思考。你学会思考的时候,就必须关心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强迫我看很难看的《新闻联播》,那个时候《新闻联播》没有现在好看。我似懂非懂一直听到阿拉法特的名字,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到他的官邸去。对国际政治的关注一直是我父亲给我培养起来的,我之所以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学外语没有什么困难,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阻碍。当你克服了语言的阻碍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跟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并不觉得它们非常遥远,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相连的。

  女性感性的问题我从来不觉得哪一方更理性一些,现在女性都被逼得很理性。你不理性的话,你会遭遇到很多困难。我所写的国际政治报道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素描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作为女性的一种特色。对我影响很深的有一个意大利女记者叫法拉奇,我大学的时候偶然间在翻书的时候碰到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很出名。那本书可以说给了我终身的影响。我意识到新闻报道可以这么做,可以从个人角度去切入,把这样一个人物变成有缺陷、有优点,受到环境拘束的一个人,还原成这样一个形象。当时我很震惊,我觉得这个东西更接近真相,比枯燥的事实和没有人性化的更接近真相。不知不觉我一直向这个方向靠拢,经济观察报正好提供给我这个机会。


覃里雯在聊天现场

  财经如何考虑栏目的设置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有一个栏目《全球视角》,当时建立这个栏目的想法和有关思路是什么?为什么在财经类的报纸里面花这么多力气做这样一个栏目,而且做得很出彩。

  覃里雯:经济观察报刚建立时的风格实际比现在更加混杂,有各种各样的栏目。我从一开始给经济观察报写专栏的时候没有顾忌,社会、政治、文化、甚至网络黑客都写过,做了很肤浅的研究。经济观察报特别重要的一点,总编何力是一个很开放的人,而且他非常宽容,他对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非常宽容,除非他能力达不到。这当中有一群人跳出来,许知远是最明显的一个,出了很多好的主意。他的好多主意迄今为止可能只实现了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想已经相当不错了。许知远写过一段时间的媒体观察,这些栏目基本都是由许知远提出来的特别栏目。这点和总编的想法比较契合,何力以前有一个外号叫何观察。思想比较活跃的一群人碰到一起,全球化的今天做全球化的媒体,你试图写文章做栏目的时候,你要想到你的读者将不只局限于中国,可能是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我们试图建立一个英文网站,有可能这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平台。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的风格是不仅仅获得比较默契的结果,对于读者来说感触很深。财经类报纸居然可以做成这样,对财经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我们把政经放在一起考虑问题。

  覃里雯:经济永远不能离开政治,这是很正常的。比如我们的贸易关系,如果没有中美恢复正常邦交的话,终日恢复正常邦交,怎么会有今天的经济?政治是经济背后巨大的推动力量。包括直到现在贸易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不是这样,在相互敌视的国家间不会进行贸易。政治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主持人:你写的一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我们敬佩一个人也许并不是因为他全对,而是因为他的勇气。您是怎么看待法拉奇的特点?

  覃里雯:我写第二本书的导语里面写到这一点,她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她的历史知识不是很丰富,她没有兴趣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她就像60年代价值观的维护者、战士。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是完美的制度,反对权威,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60年代的价值观。她作为一个战士要和一切向这个价值观作对的人作对,当时风云时代出了很多人物,基辛格、邓小平,当时那个世界今天我们看起来是群星璀璨,那个时代赞成造反。她选择这些人作为靶子,她思想犀利,反应很快,被她采访的时候,大家被弄得焦头烂额。她一下子变得很出名,她很努力,她的出名也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最后没有想到这一点。她想维护她的价值观,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她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虽然是多元化,同时又有一个超级大国在主宰。各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争,这种争斗改变了形式,不再是国家的戒备状态,除了美国可以这样干,其它国家都办不到这一点。在这样的改变下,二元对立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我后来意识到,她的斗争是因为她生来就愤怒。她从小跟她父亲一起制作手榴弹,反对法西斯,这个东西给她留下很深印象。死亡一直威胁着她,她战斗是因为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这是她自己说的。她愤怒,她要战斗。我相信不管给她什么样的理由,她都会战斗,这是我对她印象更深的了解。我意识到我个人在气质上跟她相差很大,我不会以一种战斗者的身份会出现,我对世界更为好奇,我愿意保留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新的观念,这点上可能因为我没有生于艰难时世。

  主持人:也许你不像她那么偏激,那么富有战斗性。

  覃里雯:也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战斗方式。关于70年代生人的讨论,人们可以认为70年代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代,生下来在和平环境里面,经济发展,尤其在我国迅速发展。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向着幸福狂奔,但事实上我们会慢慢发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垃圾需要清理,有自己的责任需要担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世界,有些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有很多美国学者这样认为,只不过这场战争开始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包括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危机,从中东一直到朝鲜半岛,这些东西可能将来慢慢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各方面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这代人所需要关心的全球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切跟我们紧密相连。如果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非常和平甜美的世界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东西需要去考虑。

  如何加强财经类新闻的可读性

  主持人:你在文章中会用到一些素描的手法,经济观察报比较吸引人的特点就是很多文章包括写财经的文章可能加入了可读性的办法,读起来更好看一些。昨天何力提到一个事情,他希望他的记者编辑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加入太多主观的描述性语言。他说有一个记者写某某总裁最近有些头疼,因为这个不顺心那个不顺心,他把那个记者叫过来说,你怎么知道他头疼,你是他妻子吗?你是他亲人吗?他认为这样的句子不应该出现在经济观察报里面。

  覃里雯:这是很好区分的东西。你预测还是观察,你预测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可能想到什么了,可能会感觉怎么样,我甚至看到一些国际评论专家说,布什现在可能正在白宫里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不是描述性的话,这是臆测。臆测就是指你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是个人化的东西,你凭空设想出来的,就像一个卡通片一样把它描写出来,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做判断,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个人在当时说了什么话,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很好肯定的,他的客厅里面空空如也,但是他告诉我,我现在很忙。有时候他可能并没有电话,他故意拿起电话好几次在打,他只是给我造成一个很忙的印象。当你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臆测,你所能做的是描述。你做出判断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根据。这一点很好区分,尤其在操作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一点。当你说出你臆测东西的时候,你心里会发虚的。

  主持人:新锐报刊可读性比较强,有一些细节描写,看完之后很过瘾。

  覃里雯:纽约时代的记者都可以在家里编出如此动人的细节,如果一个记者想编出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他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但是你要考虑到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身处各方监督之下,如果做了不慎重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因为你不是完全没有关注的。一份报纸发行出去,几十人、几百万人在看。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此而回避更为丰富的细节,回复到以前那种新闻报道中极为枯燥表面客观的东西。CNN的报道和BBC的报道,当它们讲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叙述的故事起始点刚好是倒过来的,给读者造成的第一印象就不一样。比如究竟是以色列先袭击巴基斯坦人,而那个人刚好是炸弹制造者,还是这个炸弹制造者先制造了炸弹炸了巴基斯坦。不存在主观客观的问题,只存在捏造和不捏造的问题。

  主持人:你采访了很多国际名人,包括去过国外很多地方。您的工作方式包括写稿的方式,包括叙述办法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覃里雯:这样的比较比较困难。我接触过新华社的记者,我在以色列的时候认识了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工作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任务可能比我更重更散,他们需要一天写好几篇稿子,同时给几个新闻社写,新华社可能给几家报纸写,他们的中文稿、英文稿都要放,很多时候要兼制其它事情。我认识的一个记者还要兼职做帐。新华社的朱依君,她是一个女超人,是新华社驻加沙的记者。开着吉普车,挤在一堆男记者当中。他们这些人身上的责任和他们要做的事情和受到的要求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所做的事情比较悠闲。我可以花更长的时间研究一个人的背景,然后去做这个人的素描,包括对整个事件的叙述。他们必须做新闻稿,简单提及一些背景,每天疲于奔命。他们长期做下来一个东西确实对整个东西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一些。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如果放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也可以写出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些报道。


覃里雯在聊天现场

  介绍在中东采访的经历

  主持人:你去中东采访了以色列或者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覃里雯:以色列的前总理希盟佩雷斯、埃乌德、巴拉克。还有一个议员毕沙拉,还有一个前议员卡南。阿拉伯外长沙拉斯,阿布阿拉、库赖,当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巴方的立法委主席。还有一个巴方谈判代表,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被搁置在一边,埃里凯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佩雷斯,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巴方新总理库赖。可能气质不一样,当一个人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在气质上跟别人不一样,他会比较从容。当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是从更长线的角度去思考。巴拉克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他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他这个人非常急躁。巴拉克当初跟克林顿跟阿拉法特进行和谈的时候,据说他跟阿拉法特只见了30分钟的面,在戴维营。他直接参与救助人质的活动,冲上去把那个人干掉就完了,他以为和谈也是这样的。中东是很复杂的局势,牵连到其它国家的时候不能一刀切。他急躁的性格造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短暂,这是一个短命的政客。

  主持人:中东和谈的搁浅是否归因于巴拉克?

  覃里雯:在中东每个人都在责怪另一个人,他们总得责怪一个人。我曾经问过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我说你责怪什么人?我责怪领袖沙龙。可能有的以色列人不想责怪沙龙,而想责怪阿拉法特。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实在是纠缠不清。阿拉法特在对付激进组织的态度,我不是上帝不能无所不在看到这一点,我看到上一届巴方政府的安全部长受到威胁,前一起爆炸事件的时候,阿巴斯要求加强对付极端组织的措施,阿巴斯阻断了通向印度的地下通道,他能在几天之内找到这些洞,说明他早已知道这些洞的存在。如果封上四个洞,可能要封上一切洞。他们并不是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愿意立即将极端组织扼杀掉,我想是民族感情、战争需要各方面有很大原因。不能说阿拉法特对此一无所知,那个地方很小,每个人都认识另一个人,更加不要说巴解组织逼近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组织。只责备没错,阿拉法特这么干有他自己的道理。政治家做出决策的时候,更加考虑力量均衡。

  主持人:只要中东紧张的时候,激进组织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会高一些。

  覃里雯:激进组织在任何地方比温和派更容易获得支持,但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是不可避免要领导一切。这个强有力的领袖未必一定要激进,阿拉法特当年也是相当激进的,也曾经策划过一系列爆炸案之类的活动。慢慢他认识到这些东西不能长久,因为政治和政治报复是不一样的,当一个政治家想长期在一个地方获取他自己权利的时候,他就必须为他的人民长远考虑,他不能够仅仅说我把对方炸掉,你能炸死多少人。以色列有六百万人,其中有一些阿拉伯人。这六百万人用多少颗炸弹才能全部炸死,如果对方采取相同的态度那就没完了,这是很不现实的态度。最终极端组织在获得政权之后,他要放弃他的极端立场。即使是哈马斯,如果让他参与政府,给他相当政权的话,他也一样可以放弃他的极端立场。政治途径是最长远的途径。

  主持人:给你印象最深的采访对象是西盟佩雷斯和库赖,能不能说说这两个人?

  覃里雯:我们在联系佩雷斯的时候毫无困难,可能因为他现在慢慢被冷落被忘却。其它的政客一天几百个采访邀请,他可能一天只有几个,他接触起来比较容易。他当时刚刚过完80岁生日,估计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工党临时主席,当时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几乎是很努力在让自己维持一个坐得很笔直、精神的老人形象。在采访进行到半小时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的倦容,这是一个老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那么对未来对和平充满信心,当他讲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像一个诗人一样。他每个句子都像诗一样,你直接听到翻译下来就可以,都不用修改。我很少在采访人物的时候被感动,因为我是相当尖刻、刻薄的人,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我80岁了,固然活不了多长,但是我的理念要把它传给后人。他的理念还是从欧洲的思想家那里继承过来,社会主义、青年教育、和平共处、民族融合。他好像跟这个时代的一切格格不入,不太适合放在电视上,比较适合放在书上。我采访他的处境非常艰难,工党已经被忘记了,大家认为他是软弱无能的象征,工党内部四分五裂,大家不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衰老的领袖。但是他一直给自己鼓劲,他的这种想法总有一天会被大家意识到,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平等。虽然是犹太国,但是我们让这些人给我们一样平等,有同样的公民权,有同样的财政预算,有同样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这些东西现在在以色列绝对不吃香,讲出去人家觉得你太糊涂了,怎么可以这样呢?阿拉伯人一定是不识好歹的。他的勇气和执着已经到达了智慧的地步,不仅仅是愚昧的。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

  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么多年,包括在以色列建国之初本古里安的指引下,他从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一路跟下来,一直把工党最初的理念带到今天,到巴拉克这边就完蛋了,不存在这个故事了。要的就是强权、武器说话,迫使屈服,我给他们就得接受什么,这样的逻辑就不对了。

  巴方新总理库赖和佩雷斯是患难之交。最初的和谈由双方预先沟通达成的,最终促成和谈的实际是库赖还有以色列这边也包括佩雷斯在内,促成1993年的奥斯陆和谈。库赖在谈判期间突发心脏病,佩雷斯送他去医院。他们俩的关系是老绅士的关系,跟现在政客与政客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固然我们有政治立场的区别,但是在人方面我尊敬你作为一个有智慧有道德人的特质,我们相互之间都互相欣赏。库赖是一个非常随和、非常热情,在时间上很慷慨,什么事情慢条斯理的人。也许他们经历很多,他们比较从容有智慧,他们看到短期的一切压迫,现实条件的压迫都只是漫长过程当中的一瞬间。他们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暴躁,他们会想得更加长远。而且他们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充满信心。巴以双方的沟通到现在永远是猜忌和愤怒,但是当库赖谈到他和以色列谈判的时候,他一再谈到佩雷斯,好像他在讲述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他很感兴趣。如果中东都能保持这种态度的话,我想中东局势不会恶化成这个样子。在这个情况下,人们最需要的是有智慧的人,强有力的领袖气质的人出现。可惜库赖没有强有力的领袖气质,他有智慧。佩雷斯和库赖是优秀的助手,就像周恩来总理一样,但是他们不能领导国家走出困境,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库赖是一个银行家,你不能说他是贵族,但是有点接近贵族的气质,悠然自得,非常为对方考虑。这种气质现在很少见。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智慧、领袖气质。智慧更多带有本身修养和对中东长期历史问题更清醒冷静的判断和认识。领袖气质可能更需要政治家的果断和执行能力,包括说服同僚,说服国家的民众按照自己设定的时间表进行妥协。中东问题我们也知道,更多是依赖于双方的理解和妥协,不能自己一味得分而过分牺牲对方的利益。

  覃里雯: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情况尤其复杂,他们处在多民族、多文化冲击的地方,他们必须联合各方不同的力量,联合本民族各方不同的力量来进行对抗,强大自己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艰难的选择。本古里安,包括佩雷斯在内,他认为本古里安将学者气质和领袖气质结合在一起的人。本古里安是一个很勤奋的学者,他读了很多的书,让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很投入。最终他还是有知识分子的幻想气质,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犹太国,要和巴基斯坦人做朋友。虽然你不可否认本古里安有很多糊涂的地方,比如他希望有一天把西岸半岛,把约旦归为自有。当他清醒做决策的时候,他又是非常现实的。

  当时一个将军把武器从欧洲运过来,半路上想把这些武器留给自己,他也在为犹太复国做斗争。本古里安毫不犹豫要求自己的手下向船开火,当时犹太人不愿意开火。他们想这是我们的同僚同盟,他要自己的武器就让他去。本古里安要求开火,后来船被击沉了。当时我采访巴拉克的时候,他还指着港口告诉我,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绝不允许他的国家中出现另一个能够和他抗衡的武装力量。阿拉法特在这一点上没有办到这一点是他的最大失误。

  主持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谋求换掉阿拉法特,巴基斯坦符合你刚才提到两点的领导人,真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吗?

  覃里雯:美国人过于天真。阿拉法特是巴基斯坦几十年来的民族象征,不可能被换掉。如果能够轻易被换掉,完全可以把他的官邸给炸掉,你希望把他换掉,用强硬的措施办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大概有两百年历史,它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民族主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领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近乎救世主或者神一样的作用,在某些国家会达到这一点,尤其是充满战乱的国家。阿拉法特可能没有达到那么极致的作用,但是他的符号性作用不可被取代。现实的政治权利问题,在巴基斯坦政府内部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阿拉法特的作用,没有任何人。库赖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说过,阿拉法特是毫无疑问是领袖,没有他就没有和谈。这是巴基斯坦新总理说的话,巴基斯坦周围没有人取代库赖和阿巴斯的人。如果阿巴斯辞职,库赖接任,大家都认可阿拉法特的决定,除非美国凭空造出一个人来接替阿拉法特。

  主持人:有人说阿拉法特老了,控制不住自己政府的激进。

  覃里雯:这是有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统领全局,阿拉法特至少有符号上的号召力。哈马斯的号召率上升,但是不断受到以色列、美国的打击。他真正壮大起来的历史不是很久,可能只有十来年。这样一个组织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替代巴方政府。假如巴方政府能够成功让哈马斯进入政府,成为政府权利运作中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办到这一点,可能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但是现在确实是四分五裂。

  主持人:中东和平进程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

  覃里雯:领导人决定一切。

  主持人:知识分子或者我们称为精英阶层,他们能从下往上做一些推动,这个作用大吗?

  覃里雯:很不幸,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领导人决定一切。当一个领导人身边有很多精英可以供他团结起来去做事的话,那么他会成就更大。如果一个领导人凭空生在没有任何精英集团的国家,他可能获得不了支持,可能比较容易失败。总体来说,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领袖。因为精英也是四分五裂的。以色列队伍内部有左派右派的纷争,实际军队当中左派占了大多数,他们每天去打仗,受不了这个就要求和平,反而左派占大多数。现在政府是右派政府,最终领袖决定一切。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路线图计划的前景?

  覃里雯:我很悲观,我昨天跟一个犹太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关注中东的和平进程,我问他你对未来怎么看,我觉得路线图已经搁浅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次尤其复杂的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以色列、巴基斯坦问题,牵扯到伊拉克问题,甚至更遥远牵扯到朝鲜半岛威胁问题,最终是无所不在的问题。美国霸权已经到了顶端,说不定就会成为美国走下坡路的转折点。美国过多牵扯于国际冲突之中,而且我昨天采访了一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者叫米尔谢默斯,可能美国在伊拉克会比越南呆上更长的时间。他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泥淖。一个大国寻求无所不在的霸权的时候,总是没有止境,直到别的大国兴起跟它对抗。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国家跟它对抗,无所不在,导致很多怨恨。巴基斯坦问题不仅仅是巴基斯坦问题,而是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问题。巴基斯坦曾经得到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就是因为看美国不顺眼,不能在我这儿指手划脚。这是一个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不能通过换一个巴基斯坦领袖来解决,要解决的是全局性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谈论的就是这个,我们要赢取阿拉伯地区的心和灵魂。目前路线图我觉得比较悲观,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和谈,布什的支持率下降了,新的总统上来可能采取温和的政策可能有效。与此同时,巴方和以方领导人也需要更换。当领导人更换之后,可能出现不同的局势。我只是觉得这次路线图给人能够看到的希望非常渺茫。

  主持人:当时推出的时候好评如潮。

  覃里雯:我之前对此没有任何评价,但是我很好奇。又是十年过去了,又出来新的谈判,很宏大的计划。美国总统亲自参与的一个计划,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以色列,去完之后再回来就觉得很悲观。当然我可能是错的,佩雷斯说悲观主义者终归是要灭亡的。悲观很容易,任何人都可以悲观,其实我不喜欢悲观主义,它不能引导你向任何方向去,最终是要乐观的。虽然我对此次路线图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但是这个局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说不定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这个局势会好转起来,会有和平的。

  主持人:中东地区的和平太脆弱了?即使很好的计划也许一两颗炸弹就可以破坏掉。

  覃里雯: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中国当年军阀混战,军队落后,国民党军队小米加步枪去打日本人。后来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现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

  网友:你做女记者太浪费了,做政治讲解员更适合。

  覃里雯:这个职业给我很多自由,我喜欢做这个工作,我不喜欢做评论。我做评论只是因为我做思考之后我做结论,我并没有强迫自己每件事情做结论。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这本书里面,对各类报章评论员做了讽刺,他们的作用是提供的是高级娱乐,人们喜欢看到支持自己的观点,假如有一个聪明人动用某种学说支持自己的观点更让人愉悦。至于他们对实际的政治运作或者对启迪人们起到多大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你出了一本书《冷酷的新闻者》,为什么用冷酷这个词?

  覃里雯:原来叫《冷酷的新闻》,新闻有它自己的运作规则,尤其在美国赫斯特报系兴起之后,黄色小报耸人听闻的新闻,这一类的东西渐渐成为新闻业的主流。虽然看起来不主流,但是事实上是主流的。以色列卖得最好的是小报,它的知识分子报纸叫《国土报》,只占8%到12%的市场,小报占了80%甚至90%的市场。大家看很多很怪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闻。你不够惨,没有那个人惨就不会报道你,最终新闻业在选择新闻的时候有很多很冷酷的东西,因为要同行竞争,要做很多更极端的新闻。在这个过程中会忽略人们生活中更为微妙的痛苦和困难,所以我说新闻是冷酷的,虽然表面看起来热血沸腾,不断为贫弱者哭泣或者呼吁,但是最终在选择的时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盲区。我们需要更多更宽阔的市场,更多的自由竞争。我想人和人不一样,可能很多人喜欢看耸人听闻的消息作为消遣,但是还有很多人同样关注更为深刻更为微妙的东西希望思考。经济观察报在最初建报的时候希望带给人们新的思维方式,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提供多元化的东西,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可以对世界愤怒,但是仅仅有愤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思考。

  我从以色列回来一个月没有看报纸,在香港我随便拿起大陆报纸翻了一下。经济类报道看起来像黑社会报道内幕一样,什么迷雾,什么做大、庄家,这些问题是存在可以报道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是很大的问题。有时候是为了造新闻而造新闻,这样不好。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去做,仔细看这些报道,他们的证据不是很充分,所做的采访不是很到位。如果你真的把整个内幕都写出来,根本不用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说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别人直接看到报道就行了,不需要你用这种勾魂的标题勾引我。事实本身胜过一切雄辩。现在很多报道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竞争的关系。他认为这是吸引读者的最佳方式,我认为长久下去读者总能看出区别来,你到底有没有做扎实的功夫。

  建设性的意见,有人把这个理解为谄媚,最终是要对事实的尊敬以及对新闻业职业道德的操守。记者要有长远眼光,不要为一点小事情牵着鼻子走。谁家要换高层领导人,跟着去挖,其实这毫无意义。要从长线来看,这个事件能起什么作用,一个个去追寻它们的线索。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要尽量诚实,呈现多方意见,不能够隐瞒你所听到的你不喜欢的观点,这样不对。有偏见的筛选绝对是致命的。

  主持人:你出第二本书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覃里雯:主要是我的大使采访系列和中东采访系列的合集。这本书可能比上本书更加让我满意一些,我不能说很满意,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主持人:你现在回国了,下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关注什么新的问题?

  覃里雯:国际政治时评和国际政治人物采访都会继续,可能慢慢偶尔做一些国际组织在华的报道。在华的国际组织很多,他们所起的作用到现在不是很清晰,我并不认为我们离了他们活不了,他们起的作用没有被清晰阐述出来,了解这个比较有意思。

  主持人:我们期待你有更好的作品提供给读者。

  覃里雯:谢谢大家对我以及对经济观察报的关注,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给我们。经济观察报走到现在这一步,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不断上升发展的阶段在走向成熟、有责任的报纸。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建议和关注是特别重要的。这样才能防止我们误入歧途。我们有一个网页是报纸几个比较杰出记者做的WWW.MINDMETERS.COM,欢迎大家去浏览。QINLIWEN@EOBSERVER.COM.CN,这是我的个人邮件地址。

  主持人:感谢覃里雯精彩的演说,谈话让人意犹未尽,相信广大网友也是这样。我们明天将继续进行经济观察报周在线交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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