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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德磊:德国的转折点

MEDIA.SOHU.COM  2003年09月04日14:45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覃里雯 北京报道

  在薄德磊大使启程回国度假前后,令人揪心的8国峰会在法国召开。美国总统布什刚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重申了及时打击邪恶国家的必要性,可以想象,老盟友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仍然使布什不适。不过,6月1日在社会民主党内部“2010日程”获得的90%的支持率,足以抵消德国总理施罗德对美国总统的不适。这被英国《卫报》称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施罗德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

  “2010日程”是施罗德在3月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其时,德国失业率高达11%,经济零增长已经进入第三年,而施罗德本人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去年7月,德意志银行的研究小组做了一份报告:“德国是否正在走上日本的老路?”报告强调,几乎在十年里,德国经济增长落后于其欧盟同伴:“在20世纪90年代,黯淡的前景和周期性的弱增长……已经提出了一个正在公开的问题,即德国是否正在继日本之后成为大工业国里第二个潜在的麻烦点——一个经济发展乏力,需要依赖其他国家获得主要发展动力的地区。”

  “我们需要改变德国的心态。”在党内投票前,施罗德慷慨陈词,告诉大家,拒绝改变现状者需要受到现实的教育。

  关于改变德国人的心和脑子的讨论为时已久。“德国需要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一场在思想和意识中的内部革命。”一位匈牙利记者在1964年写道,“服从是一宗德国罪,也许是德国最大的罪。”学者们称,为了重蹈二战覆辙,德国还需要革新其哲学体系——比如说,降低黑格尔的历史地位。但是这一切也许都不会比施罗德正在进行的抛鸡蛋似的经济改革更为困难,如何在经济改革中激发竞争活力,同时又不损害莱因模式——全面的福利国家体制和商业集团制度,这两者似乎只能是你进我退。

  米歇尔·阿尔伯特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竞争是在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他希望“美国兔子”被“莱因乌龟”超过,但是他承认:坏的资本主义将驱逐好的资本主义。

  作为好的资本主义的样板,德国的社会市场严格限定了将劳动力作为商品销售的做法。据报道,西门子电子公司总裁海因里希·冯·皮埃尔曾说:“雇佣与解雇的原则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我也从来不想让它存在。”如果德国工人失业,会得到相当于他们工作收入2/3的失业救济,而英国只有1/3,美国——赤裸裸的坏的资本主义——则给得更少。

  亲切可人的乌龟自己知道外壳有多么沉重。两德统一后,西德为东德的浪费、污染和技术落后程度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为东德的社会保险承担责任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由于生活水平的差异,改革带来的痛苦在东边将会得到更敏感的回应。可资借鉴的是6月4日在东德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发生的罢工,这场罢工的起因在于雇主削减了每周工作时间——从38个小时削减到35个小时。这3个小时的削减尚未在相对富裕的西德引起如此反响。

  薄德磊大使并未提到的是来自亚洲的竞争。亚洲的工业化带来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另一批“劣币”(虽然这确实使亚洲得到参与竞争的机会),当美国公司率先将生产基地移到那些工人日挣1美元而没有任何福利的亚洲国家时,高薪水、高福利、具有维护国家就业率义务的德国公司就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经过80年代崇尚自由市场和物竞天择的撒切尔主义(以及里根政策)的挑战,奥多自由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Ordo-liberalism)仍然在德国经济改革中屹立不倒。这种经济哲学认为,市场自由是具有法律和社会性质的人工制品,不是基本的人权。它没有把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因取消调控而产生的天然的自由状态,而是理解为一种精细而复杂的人造体制,市场经济不是一种自立的、不需要任何支持的实体,而是一些核心机构(如地方社区和民主制国家)的延伸。如果要使市场经济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就必须对它进行周期性的改革。

  施罗德的“2010日程”改革计划削减二战后各届政府建立起来的慷慨的国家福利体制。其中的具体措施包括,将过去按原先薪水53%至57%发放的失业救济降低至社会救济的水平,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得到1660欧元的救济。而对那些拒绝工作机会的失业者,政府将增加罚金,降低健康保险所占薪水的比例,等等。允许不景气的公司在一定期限内降低雇员薪水也是努力的目标之一。

  德国模式真的不会被弱肉强食式的撒切尔主义替代吗?薄德磊大使认为不会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德国官员,他有义务引用现任总理的话:改造福利国家和对它进行革新,目的在于保持其本质,而不是促使其死亡。

  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在5年前《伪黎明》一书中的预言与这一说法相近,虽然他预测的那个“既有别于战后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自由市场”的德国社会市场面目模糊,但是,他巫师般的预言也许曾为施罗德提供过灵感:“在未来的世纪里,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将具有很多强项。但只有等一段时期的、深刻的创伤性改革之后,这些强项才能发挥作用。”

  正在发炎的创伤并不完全来自改革,归根结底,无论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发展,寻求动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对莱因乌龟充满留恋之情。英国《卫报》评论员大卫·高在3月17日的文章中说,现代德国还不是撒切尔主义适宜的尺寸(他辛酸地补充道,那会子英国也不是),德国还不能进行一场消除所有战后体系好处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最后,他祈祷,实用主义者施罗德会让自己的一揽子计划变小一点,更温和一点。希望大卫·高的祈祷得到实现,在过去3年里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激进的变革大概是我们此刻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访谈

  问:由于出口需求下降,德国经济已经第四季度陷入停滞。德国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正在面临复兴经济的巨大挑战。有人认为,沉重的福利系统和强大的劳工组织是实现经济复兴之使命的巨大障碍。施罗德总理正在推进相关改革。欧洲是否面临撒切尔主义的复返?这是否是1945年以来德国经济体系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

  答:德国的经济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景气,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虽然我们有许多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还想提一下:德国是一个富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万多美元——我们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并拥有世界水平的技术。我们经常向中国出口这些技术。我们在很高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但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倒退。

  这没有问题,我们的经济需要进行一些改革。我们的福利制度结构50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劳动市场太不灵活,而且这一切都处于完全变化了的人口状况和世界经济框架条件之中。此外,德国统一在大家高兴之余当然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施罗德总理领导的现政府试图通过被称作“2010日程”的改革方案。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出口的成功说明了我们的经济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主要是建立在确保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内和平的基础之上的。

  问:在约翰·格雷的《伪黎明》中,他认为德国的社会市场正在瓦解,但是它最终不会崩溃。您是否同意他的说法,即德国的资本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差别极大?或者,全球自由市场是否正在导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质化?

  答:根本的决策是实行自由定价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具体如何实施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来决定。

  我们决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进行有效的经济调节与团结和公正、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这些看似对立的东西在福利型市场经济中恰是和谐的。

  福利和市场必须有合理的比例。本着这一精神,我赞成下列观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肯定与美国式的经济制度不同。我确信,社会市场经济将在德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它也必须有所变化,从人口状况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蓬勃发展的经济和高就业率是高效力的福利国家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考虑改革我们的结构。

  问:德国将如何把自己拖出目前的经济停滞阶段?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起什么作用?欧盟呢?

  答:怎么办?这是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如果我能作出简要的回答,那我就不会长期在中国当大使,而是应该回国当政治家了。

  但认真地说: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为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竞争力,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对所有结构进行试验。施罗德总理曾说过,改造福利国家和对它进行革新已经不可避免,这不是为了促使它死亡,而是为了保持它的本质。

  我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只能起咨询和讨论其他国家的积极经验的作用。欧盟,特别是东扩后的欧盟对景气的复苏起着更大的作用。那里开放新的市场,我们的企业面临新的机遇;那里也在形成新的竞争。这种竞争给我们增加压力,也推动我们自身的结构改革。

  问: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却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您是否认为这一排行将在未来几年中有所改变?在增进中德经贸合作的努力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我们两国可以为最近30年中取得的成果而自豪。我个人相信,贸易和投资将会继续蓬勃发展。德中经济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去年超过了日本,现在是德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我们的统计,德国去年向中国出口达145亿欧元,增长20%。中国外贸厂商更加成功。他们占领德国市场,去年提供的货物超过210亿欧元,是1972年刚建交时的100多倍。

  最近几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投资国。德国公司主要进入汽车行业——大众汽车是在中国最知名的品牌。此后是化工、电信和机械制造。此外,德国公司也对医疗器材、投资银行、保险、建筑储蓄以及出版和运输等行业感兴趣。

  我们德国大使馆与商会都认为,可以有更多的德国企业来华投资,德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整体环境,即消除官僚主义和提供法律保障。这些公司希望中国简化耗时繁琐的审批手续,信守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和保护知识产权。

  问:您对中国经济在SARS之后的前景怎么看?

  答:我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因为我认为SARS只是暂时的打击。如果处理得当,坏事最后可以变成好事。当然,SARS将对中国的经济繁荣投下阴影。在中国,受影响特别大的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却比香港等地小得多。显然,商品零售额也至少暂时受到重大影响。中国出口商有很多订单。但取消博览会和商务旅行造成的出口增长下降可能几个月以后才能反映出来。

  现在有许多关于SARS对经济影响的论文。目前,大多数专家估计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一切都取决于何时能完全控制SARS。

  政府宣布的经济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但当然要花费许多钱。这可能会使较快地推进其他领域结构改革的能力受到限制。根据我与别人的谈话,我可以说:国际投资者站在中国一边。目前,只是推迟了个别投资的实施。原因是由于限制旅行既不能进行合同谈判,也不能派遣技术人员。但我乐观地认为,中国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

  问:您生于1944年4月,当时正是德国的困难时期。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些您个人的经历,包括柏林墙倒塌时的感受?是什么使您走入政治生涯?

  答:您可以从我的简历中看到,我出生于当时的苏台德地区。该地区当时位于德意志帝国境外,后被纳粹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家被驱逐。我们后来在德国西部落了户。我儿时亲身经历了德国战后政治和经济的重建。

  德国的统一对我和所有德国人来说,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事件。我从远方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当时我任德国驻越南大使。

  我作出从政决定出于下列信念:政治——根据希腊哲学家的经典解释是建立一种良好和公正的制度——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需要尽可能多的人的积极参与。当时的联邦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维利·勃兰特的政策,特别是他那与东方邻国和解的东方政策也促使我积极参与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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