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覃里雯 特拉维夫报道 败于沙龙手下的以色列前总理埃乌德·巴拉克,矮小浑圆,眼睛有婴儿般的狡黠,握手坚定有力。一旦开口说话,这个卡通人物就会不断捶桌子。在接受采访前的一周,他参加了一个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回顾戴维营和谈的研讨会。在那里,他把一个5分钟的结束讲话变成了将近1小时的激烈辩护。为了这场演讲,他耐心地倾听了一天,所以大家礼貌地忍住了哈欠。是的,是的,佩雷斯和奥斯陆和谈结了婚,巴拉克和戴维营和谈结了婚,他们一再捍卫自己的婚姻,但是,我们还是更关心沙龙和路线图之间的婚礼…… 戴维营和谈的破碎、2001年巴勒斯坦因地发打运动的开始,是巴拉克失去政治地位的直接和惟一原因,而从此之后,“责怪阿拉法特”成为了巴拉克的长期使命。他一再引用克林顿对200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上德波拉·桑塔格的文章《寻求中东和平》的愤怒评价:“戴维营和谈的真相是,在(巴以)冲突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一次把建议摆上台面,根据的是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非常接近巴勒斯坦方面的要求,但是阿拉法特拒绝接受,甚至拒绝将它当作和谈的基础。他走出房间,故意转向了恐怖主义。那就是真相——其余的一切都是闲扯。” 在这些闲扯中,最让他不可忍受的是“改良主义者”的批评,就像西蒙·佩雷斯对我们所说的,巴拉克没有与阿拉法特进行足够的接触,“整个戴维营和谈他只和阿拉法特见了半小时”。巴拉克反驳道,那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吃饭时和阿拉法特见面,还在阿拉法特的小别墅里呆过两小时,虽然这些时间都浪费在寒暄上了,但是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理由。“在越南和谈前尼克松有没有和胡志明见面?戴高乐是否和(阿尔及利亚领袖)本·贝拉说过话?”失败归于阿拉法特。那个巴拉克的阿拉法特:狡猾、精明、危险、疑心重重的伟大演员,一口“支离破碎的英语”,但是“运用到了极限”。总之,这个家伙必须被踢出局。 这才是巴拉克最关心的东西,其余的一切,即将在意大利听歌剧,“音乐改变了房间的氛围”,都是闲扯。但是巴拉克并不是热爱闲扯的人,他只是负责任地偶尔为媒体提供闲扯的素材,以便使自己的形象更加清晰。他仍然年轻,精力旺盛,渴望重返政坛。但是,他在自我辩白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对未来的设计上却乏善可陈;他一再强调“现实感”和现实的复杂性,却不能提供打破短期困境的视角,除了和谈,还是和谈,没有为以色列准备的长远未来计划。他看到加沙的隔离墙隔离了自杀袭击者,却看不到隔离墙造成的深深怨愤——这些怨愤正是和平的长久敌人。顺着他坚定的手势向远方望去,你什么也看不清楚。 17岁就参军的巴拉克曾经是一个传奇。40岁,他荣擢少将,49岁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Chief of General Staff)。他领导过两次成功的突击行动,一次是1972年比利时航空反劫持行动,他们解救了所有人质;一次是在1976年的贝鲁特,他们捣毁了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小组。他的骁勇善战和机智果断是他赢得1999年5月大选的主要原因,那曾经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似乎暂时走出了迷茫。人们已经对佩雷斯的温文尔雅和内塔尼亚胡的僵硬强势失去了信心,这时,左派阵营里出现了一个备受尊敬的战士(他的名字意思是“闪电”),他看上去如此完美,工党的软弱形象获得了拯救,而且,他是在和平使者伊萨克·拉宾的指导下开始政治生涯的…… 在落选一年后,巴拉克对《纽约书评》的采访者说:“瞧,一年以前公众不投我的票。我感到像一名后备士兵,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召回,但是我暗自期待,除非情况完全必要,我不会被过早召回。毕竟,拉宾第二次担任总理是在他首次卸任15年之后。” 如果他足够幸运,在15年后返回时,他不必再面对戴维营和谈中的老对手,他也许真能带来改变。谁知道呢,现在一切都看美国人的了。他向美国人不断告诫,支持阿巴斯,与阿拉法特周旋只是浪费时间,要“握住阿巴斯的手”,要直接邀请阿巴斯和达赫兰——在我们采访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访问了巴勒斯坦城市杰里科,在那里向阿巴斯提出了邀请。7月23日至25日,阿巴斯来到华盛顿,带着他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和(不得不带上的)巴勒斯坦立法委主席阿赫迈德·库赖(阿布·阿拉);同时,像在亚喀巴会议上一样,忠实于阿拉法特的老谈判对手萨伊卜·埃里卡特再次被拒之门外。 这似乎说明,你不能忽视巴拉克的演讲和建议,还有他那赋格曲般上下交错、反复出现的:“我告诉过……”。西蒙·佩雷斯也这么说话,但是带着老人的悠缓和嘲讽,巴拉克并不真的希望等上15年。他生得太晚,没能成为和平的开拓者。除了一次失败的和谈,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标志能让他被牢记。他总是以参选演讲的方式说话,他不希望被打断,要插入一个问题,你必须和他大声争吵,克制自己捶桌子的冲动。 位于千禧年大厦的巴拉克办公室正对着闪亮的特拉维夫海岸。1948年6月22日,一艘名叫“阿尔塔列拉号”的军火运载船在那里被击沉。军火本是运往耶路撒冷支援对阿拉伯人的战斗的,下令击沉该船的是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工党的前身巴勒斯坦工人党主席)。他顶住激烈反对,向犹太人的船只开火,是因为运送武器的伊兹尔司令梅纳赫姆·贝京拒绝将军火立即转到国防军手中,想私自储备武器。从海水中爬出来的贝京终生痛恨本·古里安,即使他后来成了以色列的总理。人们相信,工党的故事将由巴拉克继续。如果他能够像他的偶像一样宽容、果决、高瞻远瞩和克制对权力的迷恋,他也许会创造奇迹。目前为止,无论从巴拉克的政治地位还是从他的政治目标来看,一切还只停留在闲扯上。 问:昨天我和西蒙·佩雷斯谈话时,他提到要革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以提高工党的政治地位和支持率。 答:他说了什么新的意识形态? 问:新科技、幼儿教育……我们想知道,左派正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淡出,它的未来何在? 答:这都是因为对方(注:巴勒斯坦方面)的缘故。以色列人并没有转向右派,这不是真的。事实是以色列公众意识到了现实,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现实是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谈判伙伴,没有像埃及总统萨达特或者约旦国王侯赛因那样可以对话的伙伴。以色列人看到本国国民在街上和公共汽车站遭遇爆炸,他们希望政府结束这些。一旦另一方出现一个愿意寻求和平的伙伴,你会看到大多数以色列人会考虑停火,做出真正的让步,以寻求和平。在战争和和平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你可以单方强加战争,却不能单方找到和平,就像离婚协议一样。所以,首先,在这个阶段,这都是另一方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工党本可以在戴维营和谈末期采取我所建议的不同战略,可是选民们不想要。这就是民主,这是很重要的。基本说来,我们永远不应该失去希望,一个伙伴会出现,而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应该一直敞开继续和谈的大门,在戴维营原则之上,只设定一个前提:停止暴力。 但是,假如在另一方没有和我们匹配的伙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对方。另一方不要和平,不能使我们行动瘫痪。惟一的方法就是随时敞开和平的大门,同时单方致力于和平行动,向巴勒斯坦方面送去信号,我们确实想停止对他们的统治。工党一直对此非常清楚。 在戴维营和谈上,我直视阿拉法特的眼睛,并且和他坐下来交谈。我确实比你们当中任何一位都准备走得更远,但是我和克林顿一样发现,他(阿拉法特)不准备接受任何基本的和谈。那是痛苦的,令人沮丧的,但是多少也有些合理。不合理的是他不去一条条地进行谈判。我们,整个世界,都不能接受任何回避谈判的人。 然后,左派开始认为我太僵硬,右派认为我走得太远。但是事实是,阿拉法特的心不在那儿。 所以,我不认为需要什么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的是实用主义。睁开眼睛,准备接受现实。意识形态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时倾向于忽略现实。而这个国家在过去30到40年中,你我都发现,多少应当通过现实去了解。 问:现实是,沙龙在绿线(1967年停火线)之内修建隔离墙。你怎么看隔离墙? 答:我想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沙龙最近刚刚接受了它。两年半前我说过……我在大选之前的采访中被问道:“如果另一方不要和平,你想做什么?”我说,我会开始建墙,或者铁丝网。我下令设计和准备这个铁丝网……在我去戴维营之前,我说过,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我们会非常成功,一个是我们失败。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单方分离(巴勒斯坦),或者脱离(巴勒斯坦),这对安全是很重要的。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修建隔离墙的念头的呢? 答:我是很理性地看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需要尽快脱离(巴勒斯坦);而且,也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民的特性和未来。因为在约旦河以西60公里和地中海岸以东两公里的地区,住着1000万人。和中国相比,这个地区很小,但是由于犹太人的比例和人口增长速度不占绝对优势,假如这里只有一个国家,并且每个人都有权投票,最后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变成非犹太人的和非民主的国家。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投票,就会出现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所以,现实逼迫我们选择两国方案。我们必须为安全修建隔离墙,同时向对方送去信号,表明我们愿意结束统治。 然后,我们如何得知隔离墙能够带来安全?从加沙的例子。加沙只有一道很小的铁丝网。在过去两年半中以色列发生了250起自杀性爆炸,没有一起来自加沙。那里有几百万人,有哈马斯和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总部,他们不知道怎么跨过铁丝网,就这么简单。 沙龙曾经反对过它,我还记得在他上任前两个月我对他说过:“瞧,我上任时有35个人被杀,现在有70个。等到700个人死去时,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就得修墙。但是那时你将无法向大众交代。为什么不在死亡人数只有70时修墙呢?”我知道回答是什么。他不喜欢被暗示,说我们准备放弃一些土地,开始与巴勒斯坦分离,并且关注几小块地方,而不是整个地区。但是我告诉他:“要运用希伯来语的灵活性。你可以创造一块安全区,把它命名为‘向永久协议发展的渐进初期国家’……都没关系,建起来就行。” 他最近才采取了这个建议,但是现在太晚了。美国人在过问此事,他们想停止它。 问: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停止隔离墙的修建吗? 答:只要墙不是沿着1967年停火线修建,压力总是会有一些的。但是如果沿着它修建,我们就受到了威胁,它会把很多以色列人抛在我们身后。 这个世界不愿接受隔离墙,是因为沙龙政府没有提供政治方案。如果政府说:“我们修墙,把一些定居点包进来,占大约10%的西岸土地。但是你要记得,我们随时准备继续和谈。”敞开大门,这就会说服世界上所有诚实的领袖和人民。即使隔离墙看上去占据了某些西岸地区,这也需要巴勒斯坦方面来扭转!这不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会在那里呆上几千年。它只是一个安全措施,一个政治信号。作为一个政治性、符号性的信号,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确实下定决心中止我们对你们的统治。” 问:但是那些隔离墙地带的巴勒斯坦村民呢?你是否考虑过他们? 答:当然! 问:他们的土地被隔离墙吞噬…… 答:不不不!没有吞占土地。我们在墙上建了门…… 问:是的,但是通过那些门是极为困难的。 答:他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去照顾他们的土地。 问:可是我们去过那些村庄,凯尔丘利亚,雇工不能到地里去,只有土地的主人能,一个人怎能照看大片的土地呢? 答:那么,这只是规章的执行失误。法律上说来,它不是以色列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铁丝网隔开也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必须在两件坏事间选择:一个是你的国民在街上被炸死,一个是稍微限制你通往葡萄园的自由。两者之间无法比较。 巴勒斯坦方面应该处理这个问题。回到谈判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重要的是,修墙的同时,和平之门是敞开的。 问:门在哪里?我看不到。 答:现在没有门。这正是我和沙龙政府之间的争辩:现在没有通向和谈的门。每个诚实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敞开大门,完全地、公开地、清楚地这么做。 问:什么样的努力能够敞开这扇门? 答:什么努力?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会说:“我们随时准备好在戴维营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和谈。”同样的提议曾经被阿拉法特拒绝,但是我们还把它摆在桌子上。 现在,沙龙告诉世界我们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所以大家无法判断计划是否合理。大多数人相信这不过是他的老计划。我告诉过他,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在看着我们。 但是沙龙可能会告诉你,他面临和你同样的问题:缺乏有效的谈判伙伴。我和阿布·阿拉谈过,他清楚地告诉我,阿拉法特仍然是做决策的那个人。你认为这些年阿拉法特改变了吗? 不,我不认为。我知道他在全世界备受尊敬,但是当他拒绝我们的提议时,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障碍。此外,我不相信你到了75岁还能改变。 我该告诉你关于阿布·阿拉的话。他在今年6月12日接受采访,被问到亚喀巴会议的事,比如阿布·马赞(阿巴斯)为何没有向以色列提及巴勒斯坦方面的要求、返回的权利等等。他说那是个大错误,阿布·马赞应该提及这些。“否则,”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让戴维营和谈失败?” 想想看,现实从来都不简单。 我是沙龙的政治对手,但是我想,只有他们(巴方)解除了恐怖组织的武装之后,沙龙的责任才开始。英谚有云:“看着像鸭,走着像鸭,叫起来像鸭,可能就是一只鸭。” 问:巴拉克先生,你心目中的边界应该是怎样的? 答:边界应该通过协议达成。首先我们能够保证国民安全等等方面要求,然后巴勒斯坦应该有一片有连续性的土地,大约是西岸地区的95%到96%,加沙地带的100%,并且自由通往阿拉伯邻国。 问:你年轻时可否想过,巴勒斯坦应当独立? 答:你知道,我的感情与日俱增。5岁时,我记得自己去一个阿拉伯村庄。我记得一个巴勒斯坦母亲在当地惟一一家商店前给孩子喂奶。 当阿拉法特告诉我关于难民的事,我告诉你,我完全理解那种苦难。但是,我们不会为此负起道义的责任。我记得1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以色列领土,但是在那同时,65万犹太人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到以色列。我们从不把后者称为难民,而是称为兄弟,拥抱他们。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成了以色列的大多数。 这就是区别。我们没有强加战争,战争被强加给我们,尽管本·古里安情愿接受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我们理解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在他们消灭我们的努力失败后接受他们的……权利。 转自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