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行业正经受着转型的阵痛，只有那些坚守职业信念的人会成为最后的快乐者。

　　央视记者冀惠彦问答

　　伊拉克战争打响，本已离开巴格达的包括冀惠彦在内的央视报道组决定重返巴格达，冒死把战争场面搬到中国观众的眼前，用镜头实践战地记者的职责：为观众再现第一手的战争场面，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神舟五号返回时也在现场做了许多相关报道，记录下了珍贵的镜头。

　　问：你觉得自己是个好记者吗，为什么会选择做记者？

　　答：我绝对不是。中国的好记者不多，因为要按自己的想法做新闻很难。当记者不是我选择的，是工作需要。但是我做了以后，就特别希望自己做一个好记者。

　　问：对自己现在所在的媒体满意吗？最想在哪家媒体工作，为什么？

　　答：我喜欢电视这个行业。央视给了我很多机会，所以非常满意。至于其他电视台，因为我没有实践，我不知道。

　　问：你理想中的薪酬是多少，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满意吗？

　　答：钱够花就行了，我比较满意。因为钱是挣不完的。

　　问：你认为做记者最难的是什么？

　　答：我觉得最难的是捕捉信息的渠道。我总觉得有时候不能在第一时间到事件发生的现场，渠道不畅通。所以我们要疏通、拓宽信息渠道，要能够在重要信息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问：记者是你最喜欢的职业吗，如果转行你会做什么？

　　答：当然。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这个行业不是轻松的活，要发挥一个人所有的潜能，是很大压力的。我觉得电视是个总是有遗憾的行业，总想做得非常好、更精彩。

　　问：你觉得自己做记者可以做到多少岁，为什么？

　　答：我会做到不让我干的时候为止。

　　成都商报记者

　　10月中旬，《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离开了机动部的岗位，被调职到该报新闻中心负责对外联络。

　　据传，此次调动是因为她6月22日见报的一篇批评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前将3岁的女儿锁在家中，当天李被警方强行送往戒毒所。李桂芳跪地哀求警察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其他亲友，她再回来投案，遭拒绝。被锁在家中的3岁的女儿被活活饿死。

　　据称，因为这篇报道，报社受到压力，结果是她离开了记者岗位。据该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说，李亚玲在报社做了8年记者，这次调职“对她的影响很大”。目前，李亚玲本人不愿意就此发表意见。一位熟悉她的同事说，她为此事“伤感至极”。

　　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上月14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广播电视报》的记者郝建军因为“朋友来往多，影响其他人正常办公；再者衣冠不整，有损电视报社的形象；反面报道有点多”等理由被单位辞退，知情者说最后一条才是郝被辞退的原因。

　　在中国，目前有75万新闻从业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处在变动不居中。

　　新闻可以有如此力量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很辛苦，也不算高薪阶层，但是这个行业却有一些特性吸引着年轻人乐此不疲，中外概莫能外 。

　　成都某报的时政部记者曹东(化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以前在机关报工作，因为被活跃的报业市场吸引，最终抛开安稳选择压力。“人们常说在成都生活工作很悠闲，但这绝对不适用于记者这个职业。”武汉某报一位跑突发新闻的记者说，他通常一早就开始忙碌，直到深夜才完成一天的工作，“有时候突发事件是在凌晨一两点发生的，领导一个电话你也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赶紧赶往出事现场。”

　　某网站最近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常年奔波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感到很疲劳，因此有人担心这种生活节奏只有在年轻时才顶得住，这种状态也让很多人觉得记者吃的是青春饭。

　　总体而言，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待遇一般。据北京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今年8月份对平面媒体业所作的一次薪酬福利调查显示，北京主流媒体记者、编辑的月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普通媒体的记者、编辑的收入通常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今年3月，互联网上还进行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的调查，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的60.3%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媒体行业中劳动力一方在劳动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发达国家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也不高。2003年4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发布了颇具权威性的记者生存状态调查报告。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记者目前的年薪平均为4.3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万元，属于美国中产阶级中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但这个职业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因为它有其他职业没有的特殊性。《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汉娜·比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美国，职业记者常常比较理想主义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求真相。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穷苦人说话。这个职业吸引人还在于它可以让人到处走动，和不同的人交流，增长见识。”另一位美国著名日报的驻华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选择这个行业主要是看重了它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新闻的社会价值是深入人心的信念，我相信自由言论能促进政府、大的商业集团以及其他有权势的人物更加有责任感。”

　　勿庸置疑，这些特质也同样吸引着国内的记者，中国媒体界的活跃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怀有新闻热情的人在推动。

　　从“小资”报到农村报

　　国内记者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发生在最近五年里，这和中国新闻改革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报业的激烈角逐就在很多城市展开，各大报业集团成立的市场化报刊吸引着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

　　吴燕(化名)1993年开始在某大报工作。

　　“这是一张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报纸，我早就干腻了。”吴燕说，1999年的时候，这张报纸还把“网络”当成一个新名词看待。

　　2000年，报社买了一个新的刊号，打算做一份市场化的周报。吴燕离开了大报，加盟这张新报纸，她很高兴有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时想以时政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走小资路线”。

　　后来上头决定这份周报为农村服务。此后，该报定位多次改变，最近终于彻底停刊。

　　重回原报成为吴燕无奈的选择。她曾考虑去都市报工作，但又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与年轻人相比没有竞争力。吴燕现在又回到了轻松的状态中，她的新闻理想也只有蛰伏下来并一点点消失。“这个沿海大省的机制决定了这里没有诞生名记的条件，这里的领导对省报记者很客气，对都市报记者却不放在眼里。”“职业记者所追求的独立性在这种不对等的采访关系中毫无存在的可能。”

　　吴燕说她看不到明确的方向，常常在设想转行。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专做娱乐新闻，他说当初选择这个方向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他认为娱乐是比较有前途的市场，会有很好的机会。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

　　为了这个想法他曾经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贴钱做了一篇杨钰莹的深度调查报道。他说那时候最难熬的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很闲，让人待不住。我又是个喜欢动的人，每天却必须等着别人给我消息。”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在现实中艰难游动

　　媒体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不同个性的记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媒体，那些血气方刚、为民请命的人应该可以成为出色的社会批评报道记者。然而，现实却使他们常常陷于不妙。

　　赵世龙现在心情黯然。10月20日，他入选中国八大风云记者，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好一些。

　　他前些天离开了广州。在很多人的眼里，广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片热土，但赵世龙觉得“广州已经找不到新闻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不矫饰的记录者……试图通过哪怕微不足道的行动，来改变一个小小局部的气候与土壤”。在他过去10年的记者生涯中，《三峡大坝开裂》、《南丹矿难事故真相》、《广州长洲戒毒所贩卖吸毒女追踪》等报道都令人印象深刻。

　　赵世龙在广州买了96平方米的房子，原本生活舒适，但他还是选择了流浪北京，“离开的原因只是为了寻找新闻”。他希望自由的选择那些价值重大的题目。

　　为了新闻理念，赵世龙非常顽强、非常努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已经很冷，赵世龙在电话那头说：“我把我个人的能量用到了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个人去撞。”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凉意。

　　赵世龙的长洲戒毒所报道见报以后，家里不断接到骚扰电话，扬言要给他好看。

　　赵世龙现在到了中央电视台。“来央视是因为这里的人给我很大的自由，多年来没达到过。”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对现实绝不妥协的新闻追求还可能碰壁“我在中央电视台也许是暂时的。我希望可以在这种现实里找到缝隙，让我在其间游刃。”

　　赵世龙也承认了自己的毛病，“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差，工作上也会产生矛盾。我常说，我不想做人，只做事。做人太累，我不懂那些人际间的政治。”他觉得自己这几年的磨练已经改变了很多，有点宠辱不惊了。

　　一个记者的满足心态

　　把报纸作为谋生的手段不失为一个安逸的选择，然而今年6月公布的《关于报刊出版单位暂停征订活动的通知》却让稳定的机关报有了变数。而8月1日出台的《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将使千余种公费订阅的报纸和行业报受到影响。

　　报业竞争对李清(化名)来说还显得非常遥远。

　　李清是中央某大报驻站记者，他形容自己的记者生活是“漂浮中的稳定和满足”。

　　去地方采访前，李清一般要和当地政府打个招呼，有时候市长也会出面作陪，“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下面走，和当地政府非常好沟通，比其他媒体更容易和官员接触。”

　　这个记者站也就两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同时兼顾新闻采写、发行和经营，挺忙。照他的说法是“发稿是任务，发行是生命线”，两头都很重要。李说他的工作量不大，可以轻松完成，“一般是中央工作、农民增收、新的人物典型等，主要是宣传工作。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自己不像在做新闻，缺乏成就感。”

　　李清还有写内参的任务，“但是调研性的内参需要时间太多，现在没有时间搞那个了，因为大会、小会都要请你。”

　　李清所在城市的报业环境比较平静，虽然有时候会和新华社有些竞争，但和当地的都市报基本上可以“相安无事”，“其实说到竞争，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即便如此，李清每个月的收入还是保持在4000-5000元左右。此外还有红包，每个月几百块，数量不定。

　　选择记者这个行业，李清经过深思熟虑。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他想从政，可是觉得“从政风险大且收入低”。李清有同学做了公务员，每个月大概就几百元的收入。再三权衡后，他决定做一个党报记者，因为这个工作算是半个公务员，个人的投入和产出平衡，没有太大风险。而且，在报社里做个处长比在政府机关里要容易些，将来还可以考虑再去从政。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有点遗憾，“做记者很多时候感到缺乏尊重。大多数时间，记者和被访者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别人请你去，就是想发个稿子。你不发，他们就会有点冷淡。双方表面上看来是温情的，但本质上是利益说了算。”

　　坚守，并承担使命

　　媒体行业的压力和阻力困扰着从业人员，但是人们也看到有些媒体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做得很出色。他们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变动，从而对现实社会进步有所帮助

　　“中国各大新闻媒体目前所处的环境都相似，即一个半市场化的环境。你要改变这个具有约束性的环境不太可能。”一位接受本报采访的《财经》副主编说纠缠于新闻行业现实存在的阻力毫无用处。

　　他认为，虽然现实如此，但中国目前的媒体环境已足够令人艳羡，“很多国外媒体的记者都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新鲜事物出现，而他们国家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个新闻发展的好机会。国内的这个半市场化的媒体环境足够让职业记者充分发展，那些因为环境约束而被迫离开的人也只是经历暂时的失落，即使他们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中国媒体的巨大空间里也会有另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对新闻有追求的人，只要他们坚持，最终都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平台。”

　　这位副主编说，“我认为要做一个好记者，就是尽新闻从业人员的本分。做这一行也并不一定要理想主义，甚至也不一定要热爱新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他只要坚持新闻行业的操守，做到诚实、勤恳就可以，当然还要有好奇心。”

　　但不可否认的是《财经》所提供的平台也是记者能够尽本分的重要条件。《财经》副主编林力博说，如果记者因为某些稿件触犯了一些人而遇到麻烦，《财经》肯定会保护他们，“因为这些选题都是经过杂志社认可的，采访过程也是合法的，当然应该保护我们的记者。”《财经》也遇到过企业试图干扰采编的事情，但是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严格遵循经营和采编分开的规定，广告对采编不会造成任何压力。除此以外，《财经》还严格规定记者不可以收红包。

　　他认为目前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对前途的担忧有几种原因，其一是对这个行业缺乏了解，是比较浮躁的表现；其二是有些媒体的环境和待遇不太好，生活压力使他们考虑转行；其三就是记者自身的素质问题，所以出现腐败。

　　“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新闻行业也受此影响有很多变化。但是中国新闻界的未来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只要这些方面朝好的方向发展，新闻界就能发展顺利。国外的记者编辑都可以干到六七十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的新闻从业人员就是喜欢这一行，也会坚持下去。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他们看重它的社会意义。”

　　“这种社会意义会转化为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使命感，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变动，对现实社会的进步有所帮助。”

　　林力博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感，但至少作为一个合格记者，他应该有职业精神，即认真、有正义感以及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现实却是这个行业颇为浮躁。“因为现在不断有很多新的报刊出现，版面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所以整个行业的门槛低，年轻人很多，大多数地方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他认为门槛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从业人员整体职业素质不高。

　　中国媒体市场化真正开始活跃也就是5年的时间，童兵教授相信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会随着市场化推进而得到提高，“市场化经过不断地淘汰，最后留下来的记者群体会越来越精干，成为职业记者。”

　　童兵教授认为不必担心部分记者转行所带来的人才流失，“国内现在有400多个新闻院校，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学生。作为一名记者，他们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方向。”

　　中央电视台记者曲长缨问答

　　通过调查拍摄，追踪临汾特大矿难瞒报事件的前前后后，揭露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阳泉沟煤矿特重大矿难瞒报死亡人数。

　　问：你觉得自己是个好记者吗，为什么会选择做记者？

　　答：应该是吧，我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了。1978年上大学时正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时，很多报道失实，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很多真实的报道，作为年轻人感到很振奋。所以，我选择记者行业是自己的兴趣和社会需要，带着一点理想色彩。

　　问：对自己现在所在的媒体满意吗？最想在哪家媒体工作，为什么？

　　答：满意。我对栏目提供的环境满意，领导很支持我们，这个非常难得。如果说让我选择最想去的媒体，我想还是《焦点访谈》。

　　问：你理想中的薪酬是多少，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满意吗？

　　答：收入还可以，我这种人对这个要求不是那么高。只要有基本的保障，达到一般人的水平就可以了。

　　问：你认为做记者最难的是什么？

　　答：最难的是底下阻挠采访，有时是采访对象，有时是部门，基本上每次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问：你觉得自己做记者可以做到多少岁，为什么？

　　答：我可以干到退休，60岁。我36岁来《焦点访谈》栏目，现在已经4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