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出版社“捉迷藏”

　　一位作家在北京“考研”，忙里偷闲写了两部长篇。于是，她这边忙着复习考试，那边还要忙着推销自己的书。常常要背着厚厚的书稿奔波于各家出版社之间。而一位已经出过几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仍然苦于为自己的作品找“婆家”，不知道如何与出版社打交道，更不知道如何在谈判中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每个作家在最初都有过自己叫卖的经历，著名青年作家邱华栋说，就像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叫卖自己的产品一样。邱华栋是少年才俊，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作品出版，现在更是许多出版社追求的对象，不愁自己的作品找不到婆家，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有过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经纪人的介入，作家亲自跑到市场上搞“直销”，有许多不便之处。前些年，有人在媒体上做广告，以这样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作品，后来知道买主多半是卖主的朋友，而买卖之间所达成的默契，更多也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媒体的炒作，提高双方的知名度，实现所谓“双赢”，对文学市场机制的建立意义不大。

　　实际上，除非作家刚一出道就闹出惊天动地的响动，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否则，出版社没有理由一定要关心他的作品。韩寒的经历比较能说明问题，他的《三重门》能够引起作家出版社编辑的特殊兴趣，和他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的特殊表现是分不开的。九丹是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她在最初几乎全靠自己把自己的作品推荐给社会，她甚至把自己的写作说成是“妓女文学”，其中多少包含了希望引起更多关注的意思。然而，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人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要让别人注意到你太不容易了。

　　现在，网络盛行，一些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网络写手，借助这个新兴的传播工具来沟通与出版者的关系，出版社也乐得从网络写手中发现比较有潜质的作家，这几年确有一些作家从网络中脱颖而出，为社会所熟知。但网络作为沟通写作与出版的桥梁，至少在目前还不具有稳定性，它更像一群喜鹊在七月七日搭起的“鹊桥”，偶然为之可以，却还不能承载更多的人通过这座“桥”抵达彼岸。原因不在于网络本身，网络空间是无限大的，但如果没有形成完善的经纪人制，也就是版权代理机制，那么，无限大的网络空间也只能是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写作者难于找到出版社，难于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一样，出版社也常常为找不到好的、更有发展潜力的写作者发愁。通常，出版社只能根据朋友的介绍或作者的自荐发现文学新人，而缺少朋友或羞于自荐的人要让自己的作品得到社会的认可就显得困难重重。比如余杰，如果不是钱理群先生向孙郁先生推荐，而孙郁又辗转认识了出版人贺雄飞，他这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恐怕还要在抽屉里多放一些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余杰是幸运的，还有更多的写作者则没有余杰的这份好运气。

　　没有经纪人的出版业能走多远？

　　文学应该拥有自己的经纪人。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出版者，几乎没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事实上，没有经纪人的出版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出版事业，引进经纪人制度势在必行。有人算了两笔帐，一笔帐是，“文革”前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共只有170余部，而现在，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一般都在千部左右；生产能力增长了，写作者的队伍也扩大了。如果说从前的写作者还能被作家协会一网打尽，出版人通过作协就能找到作者的话，那么现在，作协已经不是出版人发现作者的惟一渠道。这种计划经济时代沟通写作者与出版人的方式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笔帐是，从1990年到2000年，通过出版社开展的版权贸易已经超过3万项，尤其是1998年以后，每年签订的出版项目都在6000至7000项左右，但其中大部分是引进项目，输出项目很少，还不到600个，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约为10:1。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缺少有经验的经纪人。

　　旅英女作家虹影对媒体说，欧美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经纪人制，有很多著名的经纪人公司。一般情况下，出版社只和经纪人或经纪人公司打交道，很少直接找作家。即使找到作家，他们也会要求出版社先和经纪人谈，自己绝不轻易抛头露面。虹影1991年到英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可以为自己做版权代理的经纪人。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作家要考察经纪人，经纪人也要考察作家。幸运的是，虹影找到了著名的托比（TOBY）经纪人公司，这家公司也看好来自中国的这位女作家的创作潜力，双方一拍即合，接下来便是签合同，交纳预付金。虹影说：“在国外，经纪人公司为新人做版权代理常常要收一定的费用，但对作家来说，却少了许多麻烦，你可以安心写作，你的权益有人为你操心。这些年来，我的小说版权已经卖到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家经纪人公司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常常感叹缺少优秀的畅销书作家或流行文学作家，偶然冒出来一两个，出版一两本书也就销声匿迹了，没有后劲儿。著名出版人白烨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象样的经纪人和经纪人组织，没有人肯做培育市场、培育作家的工作。很多做书的，追求的都是短期效益。

　　客观地说，出版业在市场化和商业化方面并非毫无作为。1988年，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挂牌成立，这是中国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家国家版权代理机构，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代理版权种类最多的惟一一家国家级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它所从事的版权代理业务，包括了传统的图书、音像制品以及期刊、影视作品、美术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电子出版物、数字化制品和网络传输等方方面面；它与俄、美、英、德、法、日、意、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多家版权集体管理机构、版权代理机构和主要出版公司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15年来，代理版权贸易合同5000余项。在这家公司供职的杜清告诉记者，当年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替作家维权，保护作家权益不受侵害，是一家非盈利性质的服务机构，版权贸易是近几年的事，而且是以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为主，至于国内的版权贸易，做得很少，每年也就十几项。她说：“作家自己能搞定的，不会来找我们，而我们对外宣传得也很不够，很多作者对我们不了解，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业务。实际上，我们希望能为更多的作者牵针引线，给他们的作品找到出路，我们需要大量的权源。”为此，公司建立了中国版权信息网。

　　不过，多年来，民间所培育的民营出版人，大量的民营出版公司、工作室，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大多数民营出版人都有相对固定的作者群，一些民营出版人为了培养作者，培育市场，甚至不惜血本，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纪人，在这方面，他们和传统的出版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将版权代理与出版发行合二而一了。他们既赚版权代理的钱，也赚出版发行的钱，他们希望包揽一本书的全部盈利。他们的胃口太大了，这在短期内也许有效，但放开眼光就会发现，这种不规范的经营和不确定的身份，很可能会给图书出版市场带来一定的危害。

　　为什么出版业没有经纪人？

　　一位民营出版人，俗称“二渠道”，在记者提出来要采访他时拒绝出现名字，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经纪人”，但他确实兼有出版人和经纪人的双重身份，他也承认，中国出版业确实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他说，他所以不愿意做经纪人，是因为做经纪人风险太大了。

　　“经纪人”是什么？在经济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纪行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都可以称为经纪人，说白了就是做中介。做中介最重要的是信誉，这也是最难得的一条。许多作者出过书，但能与联系出版的中间人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不多。出版社为他出了第一本书，卖得好卖得不好，都留不住人，签了合同也不保险。所以，大家都说，老作者不好签，新作者风险大。现在，发现一个有潜质的新作者太不容易了，大海捞针一般，而且，一本书或一个作者，要想被读者接纳和认可，不投入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宣传广告费，想也别想。投入这么大，如果只赚10%或15%的佣金，而且只是一次性的利润，这种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做呢？有的作者就是这样，帮他做出了名气，他就要飞了，或者就以提高版税要挟，不答应他，他就改换门庭，一点信誉都不讲。其实，风险大还是次要的，要紧的是有没有信誉，讲不讲诚信，再有就是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制度的约束，“二渠道”的合法地位无法保障，双方的利益也没有保障。”

　　青年作家邱华栋认为，现在还不是实行“经纪人制”的时候，制度上没有保障，在出版界，市场经济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尚未形成良性的、完整的产业链，出版物的生产方式甚至还是手工作坊式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赚得着就赚，赚不着就跑，甚至赚着了也跑，跑得作者找不见人，少付或拖欠作者稿费的事时有发生。更恶劣的是向作者隐瞒印数，作者永远弄不清自己的书到底印了多少本。如果经纪人能够保持其独立地位，真正做到“中介”，情况可能就不会这么糟了。

　　发掘了很多文学新人的著名评论家白烨也表示，他不是经纪人，他只是借助自己和作者、出版社都很熟的方便条件，为朋友牵线搭桥，属于友情出演，不牵扯经济利益。他也觉得，做经纪人，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也和出版业的市场化、商业化正处在探索、尝试阶段有关，距离成熟还有一段路程。

　　出版经纪人，你准备好了吗？

　　但是，我们要与国际出版业接轨，要在出版业引进市场机制和商业机制，实行经纪人制是早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纪人已经成为衡量出版业市场化程度高低的一把尺子。在我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流行音乐界和美术界、体育界对经纪人都不陌生。据金兆钧先生介绍，音乐经纪人出现较早，他们签约歌手，包装明星，组织演出，为活跃演出市场，不断推出新的歌手做出了突出贡献。尹吉男先生谈到美术界的情况，也指出，早期的美术界也像个自由集市，没有代理制，没有经纪人，主要是没有这种需求。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经纪人开始浮出水面。但尹先生特别提醒我们，目前在美术作品交易中普遍实行的现金交易方式以及地下黑市的存在，严重威胁着刚刚降生的经纪人，如果不加以改进，将从根本上销蚀和瓦解现代经纪代理制度。在体育界，据有关人士预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要崛起的28个“金领”职业中就有体育经纪人。有报道称，未来10年，我国体育界所需经纪人可能会超过7000名。

　　实际上，文学出版越市场化，对经纪人的需求也就越迫切。白烨说：“长篇小说是目前最靠近市场的一个门类，经纪人的作用也就最明显，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做经纪人，白烨指出，做经纪人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懂文学；第二，要了解市场；第三，要有经济常识；第四，要有丰富的选题策划能力和经验；第五，还要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有眼光，有判断力和决策能力，有信誉和良知。中华版权总公司的杜清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不能只是买进与卖出，或者纯做中介，他还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钱是一方面，服务是更重要的方面，能不能服务到位，作者能不能满意，这是衡量经纪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出版业在完成了最初的积累以后，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在积极寻找走向世界的机会，更多的外文版图书将进入中国，更多的中国图书也将进入世界市场，这个美好的前景激励着许多有志于版权贸易的人投身于这项事业，新中国第一代版权经纪人也将在这个伟大时刻诞生，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