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日，随着一架CH－47直升机被伊拉克抵抗力量击落，美国遭受了伊拉克战争开始以来“最阴暗的一天”。而与此同时，美国公众舆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也被进一步激化。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对伊拉克局势表示不满，60％以上的人无法接受美军的伤亡状况。但回想战争开始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战争几乎众口一词的支持，大多数战前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公众也一步步靠近政府。公众舆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实践了新闻自由的价值，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一个“合理”的解释很重要

　　2002年的时候，美国对伊拉克已是杀机渐露。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激进政策，美国内外压倒性的声音是对美国政策的强烈的质疑。很少有人认为，应该使用战争这种激烈的手段，对付一个已经遭受十多年制裁而民不聊生的国家。

　　美国对外崇尚武力、霸权和对内坚持自由、民主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战后美国参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一直是对执政者的重大挑战。对美国而言，许多重大的外交决策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9·11”之后突然激化的伊拉克问题中同样包含着这样的矛盾。布什总统也许可以忽略外部的反应，但是他却不得不对国内公众作出一个足够合理的解释。

　　这一次，布什和鹰派人物牢牢盯住恐怖主义与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在龃龉数月之后，2002年10月，白宫成功说服美国公众与国会，授权布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摧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案，也将关注点锁定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

　　在整个公关与决策过程中，美国政府使公众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与“萨达姆的独裁、暴政”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战争在消灭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的旗帜下展开，在推翻萨达姆的进军中，间或伴随着美军在沙漠中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2003年4月，在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战斗基本结束之后，美军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武器搜寻上。然而，经过了将近半年的努力，美国负责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家大卫·凯被迫得出结论，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英、澳等国参与武器核查的专家都私下承认：伊拉克从未有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也没有积极筹划发展核武器。

　　战后步履维艰的重建工作打击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乐观，他们开始检讨这场战争，检讨公众舆论是如何被政府的对外政策所左右的。

　　政策主导舆论的时代

　　美国人不再奉行孤立主义，不再对本国以外的事情漠然视之，公众舆论普遍支持美国担任世界的改造者和领导者。这种重大转变始于二战，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成为美国政府此后推行外交政策的基石。

　　全球主义兴起、冷战揭幕加上公众整体上对国际事务一知半解、漠不关心，造就了一个政策主导舆论的时代。对待国际事件，舆论往往是一致对外，决策者因此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他们经常按照既定的计划，有意识地“引导”公众舆论，“先斩后奏”———编造某种理由或设计某种骗局———的手段一般说来都能如愿以偿。

　　例如，在美国政府决定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之前，大约有2／3以上的美国公众几乎不关心越战问题。由白宫、国防部和美国驻联合国机构精心策划的东京湾事件很轻松地赢得了国内的信任，约翰逊政府“顺利”地滑向越战泥潭。许久之后，人们才发现约翰逊在他执政时期的一盘录像带上亲口告诉他的国防部长：“我们认为，也许他们（北越）根本就没有发射鱼雷。”

　　越战的后果是，美国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对外决策都会遭到公众舆论强烈质疑。1990年美军在海湾集结，引起了舆论反战情绪的高涨。当年10月20日，纽约、洛杉矶等19个城市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为了应对舆论，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十几岁的科威特女孩作证说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在一所医院将15名婴儿扔出保育箱，后者无一幸存，美国民众的反伊情绪立刻被这一事件调动起来。但战争结束后，《纽约时报》披露该女孩是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这是一场由科威特政府资助、希尔·诺顿公司策划，旨在赢得舆论支持的宣传运动。老布什政府的“理由”平息了公众的反战情绪。

　　“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再次形成了“言论一律”的舆论氛围。民众“谈恐色变”的心理为布什政府挑起反伊情绪、推行单边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必须承认，舆论的自由与多样化对美国政府制定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政府掌握重要信息来源的权力明显削弱了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制衡。

　　舆论自由的异化

　　公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他们切身的安全感直接相关，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也以安全利益为重点追求目标。美国人在冷战中丧失了二战中赢得的安全感，导致世界范围的军事部署，而“9·11”事件使公众舆论更关心美国本土安全。

　　越战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海湾战争时期对萨达姆专制集权的憎恨、伊拉克战争前夕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比任何宣传都更能激起公众对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无论战前美国国内舆论的分歧有多严重，战火一旦燃起，多数人都会把自身利益置于道德利益之上，舆论高度统一，总统支持率骤升，即使部分铁杆的反战者也站到了政府一边，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全国团结对外。

　　大量的民意调查显示，截至伊拉克战争前夕，一直有超过半数的人反对战争，但是战争打响后，赞同不经联合国授权就攻击伊拉克的美国人却达到60％左右，而布什本人战争期间的支持率一度高达90％。

　　对安全感的追求使公众甘愿牺牲一些民主、自由，政府则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在强调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推行强硬政策。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对内加强新闻管制、阻止媒体泄露军事秘密，甚至改变司法制度的政策，都赢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

　　公众成为战争的“同谋”

　　公众对战争畏惧和求胜的复杂心态往往使公众成为战争的“同谋者”。舆论对战争的支持或反对都掺杂着这种复杂的心态，在战争进行期间表现的最为明显。

　　此次美国是背负着沉重的舆论压力走上伊拉克战场的，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求胜便成为举国上下压倒一切的目标，大多数反战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军事层面，而他们曾经坚守的道德与人权却被抛在了一边。这是因为公众对伤亡的承受力从来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越战摧毁了舆论对政府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信念，但随后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不仅淡化了舆论对使用武力的戒备心理，而且治愈了几代美国人的“越战恐惧症”。

　　当然，公众对战争的期望值很高，战争伤亡一旦突破公众心理承受力，舆论态度便会突转。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越战后期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实际上就受到狭隘的爱国主义驱使。反战运动和媒体倒戈更多的是对政府深陷泥潭、失败不可避免所作的应激性反应，而不是无法忍受美国在越南造成的军事灾难。

　　战争结束后，除少数人公开质疑这场战争的道德与正义外，绝大多数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反思的是战争的失败：“我们的努力成功了吗？我们是否陷得太深了？我们是否太注重军事手段了？”

　　今天，公众以及新闻媒体对伊拉克局势的反思仍沿袭了这一思维定式。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在其新著中剥下美国对外政策的堂皇外衣，指出动辄给别国贴上“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美国才是最大的无赖国家时，会引起美国舆论的震动。

　　政府高扬的理想主义常常能够激起美国式的爱国主义。舆论一般都非常支持政府推翻专制政权、传播民主的做法。美国在伊拉克的两次战争中获得盟国的支持逐渐减少，却更加强调战争所具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布什父子两度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惊人的相似：萨达姆·侯赛因专制独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国只是被迫作出反应，充当救世主。英国学者彼得·高恩一针见血指出，“西方盟国利用伊拉克国家的独裁形式，以便把它们攫取帝国主义利益的行动体现为一场争取自由主义、要求尊重人的主张和政治压迫之间的斗争。”

　　自由主义的种子将跟随美国的旗帜在世界各地扎根，这种价值观使公众感情的天平不断向政府倾斜，“天定命运”、“民主优越感”在战争中不断深入人心，全球主义观念日益强烈。可以说，除了美国自身实力强大增强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外，战争作为最有力的刺激因素，把全球主义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为了传播自由民主，全球参与是必要的，全球干涉是理所应当的。

　　公众舆论的“双刃”作用

　　从总体上说，官方与媒体在对外行动中通常相互取悦，立场基本一致，从而争取更多公众舆论支持。越战是第一场得到电视实况转播的战争，新闻媒介，尤其是电视新闻对帮助美国公众了解越战，激起他们的反战、厌战情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直到越战后期，媒体一直纵容、包庇政府的越南政策和军事行动。比如，新闻媒体从未公布美国以巨额费用暗中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也没有质疑美国在越南扶植的右翼专制政权，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隐瞒或缩小战争升级的后果。除个别记者外，多数记者与军方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新闻报道对美军许多罪行几乎只字不提。民众获得的真正震撼性的信息实际上多是从一些民间反战组织、地下报刊和大学的讲座中获得的。

　　直到越战后期，《纽约时报》著名新闻人索兹伯里才深入越战现场，以真实的报道驳斥了政府散布的轰炸成功的谎言。但这场媒体与政府进行的“另一场越战”同样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后越战时代，媒体成长为直接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公众已经习惯通过电视接受战争信息。海湾危机、伊拉克战争，媒体制造了大量丑化敌人的假新闻，以挑起公众的痛恨和反感，达到舆论支持出兵远征的目的。除了假新闻，电台和报纸更多的是报道一边倒或倾向性很强的消息，低调处理伊拉克遭受的战争灾难。

　　处于国家利益和新闻自由夹缝中的新闻媒体，像一把双刃剑，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有限、歪曲甚至错误的信息，从而把民意推向了政府一边。

　　舆论虽然在美国对外政策和行为中一直发挥着制约和监督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受到政府足够重视，但舆论分化、态度多变成为监督和制约政府政策的致命弱点。现在，公众舆论在美国就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是否有助于把一个真实的伊拉克呈现在美国人面前，从而扭转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盲从呢？世界在拭目以待。（马文丽 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