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现场:左:《中国国家地理》记者尹杰 右:《中国国家地理》记者朱彤 |
8月26日13:30,搜狐传媒“记者在线”第四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编辑、记者今年第七期的中医专辑编辑朱彤、《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主编助理、编辑长城专辑策划尹杰做客搜狐聊天
网友:《失落的中医》这个话题跟地理有关吗?
朱彤:我们理解的地理是一个大概念,而且并不尽是地理学本身,应该是人文地理。人的文化和地理这种结合,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地理概念,不能离开人去谈一个东西,否则是枯燥的冷冰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医属于地理的范畴,中医是在中国的地理位置中产生的,在中国文化中的酝酿下产生的。即使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宗教派别,不同的医学区别,我们当时做中医这期专辑的时候想做关于不同地方有不同中医术的不同,各地中医医术有些不同。
尹杰:我补充一点:刚才提到大的地理概念,地理范畴和大家平时学的不太一样,城市有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经济地理,实际上从大地理的范畴来看,都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之大,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地理可以报道的。中医中药既是地理选题,又跟SARS这个热点时事有一定的联系。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中医失落的状态又一次推到了前台,受到众人关注,而且让人反思:为什么在面对西医冲击的时候,中医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我们做这个专题主要策划人朱彤的宗旨是想呼吁中医的复兴,我们有这样一个观点。
主持人:中医在海外这么多年来形势发展很快,相反在中国,中医的地位好像不太高。而且,在世界上出售的大部分中药来自于韩国和日本。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据说,中国自己的中药销售额占世界总销售额10%不到。
朱彤:这个现象是中国中医管理的问题,跟中药管理、行政人员有关系,具体产业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这次做中药专辑,重点不是放在这里。据我所知,在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中药已经形成了市场化,可能跟由来以久的市场经济有关系。
尹杰:他们做的是一种包装,我们杂志上面专门讲到药材,中药和生长的药有关系,比如哪个地方才最正宗最有药效。韩国、日本绝大部分药材从我们中国进口,中国人把包装的利润让给了国外,而我们现在可能做不起品牌维护,自己的中药很简陋,从土里取出来,美国人、欧洲人不是很认可。通过日本人、韩国人搞了很精巧的包装,就可以大行其是。
主持人:中医、中药本身并不是很陈旧,但是我们从业人员必须要转换思路,接受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更好把中医中药发扬光大。
朱彤:应该是这样。我做中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感触非常深的一点,民间、私人对中医的情感远远高于官方。中国官方对中医的重视更多是一种形式,而缺少实质上的东西。这不仅是我的感觉,我们采访当中有很多人向我们反映了这一点。中医问题实际是多方面的,很大层面上是来自于管理层的问题。
主持人:好的,我们换个话题,谈《中国国家地理》另一期策划:关于长城的话题。关于长城的稿件很多,为什么想到这个时候做这一期节目?
尹杰:我们是八月份做的《长城魅力》这个专辑,我们还是利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8月1号北京市有一个最新的法令——《长城保护法》。根据这个法令,在批准为旅游区的长城境内,不可以随意攀爬,以此保护对中国最重要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在这个法令实施之前,喜欢长城的很多朋友,包括在长城学会、长城研究会还有文物局,他们告诉我一直做关于这个法令的准备工作。我们也想配合这个法令做一定的宣传。我是一个很爱长城的人,现在它的现状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做《长城魅力》这个专题分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讲“印象”,一个部分讲“真实”,第三部分讲“呵护”。这次是我们做长城的主旨,像我们呼吁对中医复兴一样,现在呼吁对长城的爱护。
主持人:你为什么对长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尹杰:我是一个南方人,第一次见到长城是20岁,我在北京上大学,去了常规的旅游项目八达岭。我看到了城砖,长城的那种雄伟气势让我震撼,在南方清秀的水乡看不到这种情景,当时对我的震撼非常大。你在长城上面看到城砖,我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那些城砖并不象想象的古老,并不是已经有一千年历史的城砖,但是当时我觉得那种砖上面的斑驳脱落的表面,用手去抚摸砖,有一种历史沧桑感。一个历史学家讲,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国史,从那里面能读到很多东西,在上面感觉自己很渺小。
我们这次专门开设一个部分——“真实”。从历史角度讲长城,其中三篇文章,一篇是文物局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哲文给大家讲长城的问题。大家觉得长城是军事防御设施,但是在历史上外族军队越过长城,战争总是发生在长城周边的地方。真正到了国力不行、朝代要更换的时候,哪怕城墙再宽十倍也是拦不住外敌入侵的。
另一方面,它虽然作为一种军事目的建造的设施,但实际上在民族的融合还有文化经济交流上起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我们分析长城就是汉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大集市,两边的边民在长城内外进行交往交流。在长城那一带现在已经不能开垦,因为太繁荣了。长城的分界线在地理上属于汉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长城生态脆弱程度达到5,属于十分脆弱,很容易被破坏的程度,生态最严重的程度是6,所以长城的生态环境已经很恶劣了。
我们做这期专辑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体会是:长城坍塌很严重,你看这期杂志文章中的一幅图片:长城的土墙遗址似乎已经融入大地,和庄稼地连成一片。大部分的长城状态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实际上长城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在八达岭看到的是砖,而在别的更常见的长城遗址,这些土块堆积的城墙本来是夯柱的方法,已经和大地差不多融在一起了。
本来大地连成一片,建立长城城墙,从生态角度来看把一块土地隔成两片,当年建造的时候,可能对生态环境有所破坏,人为划分解线。从长城保护角度来讲,根据《长城保护法》,长城的两边应该是五百米,不可以有庄稼、有房子、有任何设施。这张照片说明长城和大地已经融合在一起,现在这种状态已经无法控制了,所有中国的万里长城渐渐淹没于大地,最后可能剩下慕田峪、八达岭。我们这期主要讲万里长城,而不是讲八达岭长城,我们应该保护整个长城,长城有秦始皇修的,有汉朝的,几乎所有的朝代,我们有一篇文章讲“寻找历代长城”,历代都修过长城,一直到清朝现在在江西凤凰看到的一段长城,实际是最早建于明朝。现在能看到的建筑都是清朝的,所有你能想到的朝代都在修长城,但是这些长城遍布于中国,其中我们从历史来看,至少有四条超过一万里。总的里数加起来起码十万里或者更多的里数。这个工程要想保护起来确实非常困难,但是整个状态确实让人非常担忧。这个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
在凤凰那一段的长城主要是守护苗疆,相当于少数民族内部纷争。清朝所修的长城很多,左宗棠在新疆修过很长一段,现在只剩一个像平时看到的敌台、敌楼那样,在新疆像土墩子叫延绥,到了西部就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条线。中国地理从最西部到最东部是5200公里,实际长城已经快修到最西端,东端已经出了鸭绿江口,历代重叠,反复修,工程非常浩大。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虽然大家已经做了很多关于长城的报道,我们还是想做这样一个题目。这样一个题目即使我们做了60页也是远远不够的,以后还会做。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是我们永恒的文化遗产。
主持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游客,保护长城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
尹杰:现在《长城保护法》针对性比较强,主要是限制游客到非经批准的长城区旅游。未经批准就是野长城,大家知道像北京周边一些著名的野长城像黄花城,一些没有收费管理的那种地方,现在不许你去。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野长城,实际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长城如此之广,从什么地方进去是合法的,从什么地方上长城是不合法的,非常难以界定。提醒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最重要的。我是很喜欢长城的人,我经常去野长城。在《长城保护法》颁布之前,我的一帮朋友在一个网站上说:为了告别野长城我们赶紧再去一次野长城吧。希望我们每个游客,对长城带有喜爱和敬畏的情感,我们在长城上尽量不要去踩即将坍塌的城砖。而且尽量不要把任何垃圾扔在长城上。你可以观摩它,可以体会它,但是你不要体会它。我想所有的公民在法令不能够规范你做什么的情况下,只能自己规范自己。我们在法令颁布之前就是这么做的,之后我们会做得更加谨慎。陈长芬——我们的作者——也呼吁:长城法颁布以后,政府是不是应该在比较合适的、便于观赏长城景观的地方建观景台,可以领略长城的魅力又可以不破坏它。
主持人:古老自然景观旁边建新景观是不是违背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则?
尹杰:要修观景台或者做一些什么设备来保护它,都应该是要遵循世界文化遗产的修护和保护法令。北京周边著名的长城司马台经过修复,现在去了之后还有历史沧桑感,说明修复工作做得比较精心。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慕田峪长城中间修的梯子像水渠一样非常难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修复,名义是保护它,实际效果非常大煞风景。
主持人: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一部法律的可操作性如果不强,只能不可避免的寄希望于公民的良好素质和自我道德约束,这样的法律出台之后实际效果往往不太理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尹杰:一些喜爱长城的人也提到:“法律的出台让我们觉得政府对长城的保护提到了日程上来,这种负责任的心态是非常让我欣赏的,虽然它可能也确实限制了我们出行自由”。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法令只是在北京推行,如果推行到全国范围,扩大到对整个长城的保护,不管这个法令是否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大家心里有这根弦,长城法令就可以朝好的方向修整,让它操作更合理。
朱彤:关于长城的这期尹杰做得很好。画面很漂亮,关于长城本身每个中国人有自己的感觉,我属于对长城感觉比较迟钝的人。不是像尹杰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长城,十几年以前我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觉得长城代表了落后的农业文明,阻断外国的入侵,也阻断中国迎接海洋文明的进程。所以,我喜欢经常爬野长城,不喜欢风景区的长城。这个法令的颁布我从骨子里面不喜欢。
主持人:有些人喜欢爬长城,但是分不清楚哪些能爬,哪些不能爬。
尹杰:现在我看了一下法规,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只是说了非常官方的语言,“未经允许游客可攀爬的……”,可操作性很差。现在长城方面的专家在谈到法律的时候都会说:立这个法的人可能对长城不是特别懂,不知道长城有可能是历史造成的,就像庄稼地长在长城边上,要规范长城边上多少米不能有庄稼,我们杂志上有这样的照片。有人根本没有这种历史责任感,比如有人在长城上挖一个坑,和自己的农舍相通,这种事情在西部非常多,甚至挖一个洞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猪圈和长城连着比较方便,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让猪跑到洞里面躲躲太阳。这个根本不能怪农民,农民各方面的认识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只能说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把长城纳入为某地人民的生活中去是不合适的,比如:很多地方要建一个水库,可以淹没一段土地和长城。为了修一段高速公路,跟长城交汇的地方剖开一条大口子,文化遗产就要为经济建设让路。
有的法令规定,修路的时候不能穿越长城,如果穿越就要罚款比如十万块、二十万块。长城学会董耀会先生对此非常愤怒,觉得这条法令就是拿二十万把长城给卖了。
主持人:每个人心目中的长城是不一样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是朱彤做这期长城的策划,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我有个疑问: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医、长城都是更多地代表农业文明,都给人保守的印象。但你对中医感觉很亲切,对长城代表的文化却有些排斥,为什么有这种反差?
朱彤:长城是禁锢的象征,你可以说长城很保守,但中医它的禁锢在哪儿?每份中药都有它的用处,看你用什么药,看你用在什么病上,从中医角度来看一切药都是有毒的。中医绝对不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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