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 义

　　就在全国性的土地整顿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国土资源部门的当家人——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政治生命却走到了尽头。4年前，当田凤山由一省之长晋升为政府要员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历史旧账还会对这位“入阁”的部长有什么致命的影响。不过，“形势比人强”更是一句真理。根据公开的报道，田凤山与1995～1996年震惊全国的哈尔滨国贸城行贿案，以及今年处理的涉及下辖10个县市50%以上干部问题的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难脱干系。

　　田凤山也成为继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后，今年因腐败遭到查处的第3名正部级高官。

　　事实上，据可靠消息，年中稍后的时候，一次讲话中，在谈到反腐败工作时，一位中央领导人就曾不点名地暗示了中央对田凤山的行动。当时，这位领导人强调：“当前尤其要注意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根据这次会议透露的信息，田凤山也不是当前正在遭受审查的省部级干部的最后一个。

　　细查贵州、河北、黑龙江三个省份，在腐败问题上，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群体性腐败。“马德案”涉及的买官卖官干部达260多人，人数之多，建国以来所罕见。程维高影子下的李真案，涉及到厅、处级干部46人。刘方仁更有“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中央对三个正部级高官的处理，清楚地表明，在反腐败方面，不会因为是群体性问题就投鼠忌器。打击黑社会组织，不能不挖其背后的保护伞；铲除群体性腐败，也不能不挖其背后的保护伞。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因为地方大员的位高权重，围绕其周围一旦形成某个牟利性群体，那么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也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比如，程维高对帮助过其儿子程慕阳的企业负责人就广施恩惠，这类企业的负责人也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混进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掌握在程维高之流手里的政治资源实在太多了。并且，他们这样的高官，可以绕过所有的部门规章，直接给下级或者下下级施加压力，往往又无往而不胜。程维高为了自己的儿子，就曾经亲自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据不完全统计，程慕阳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为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之多。一个程氏家族背靠程维高这棵大树隐然成型。2000年9月，随着李真案发，程慕阳出逃国外，至今仍未抓捕归案。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的领导集体开始运作之后，为了推行各种新政，首要的任务往往就是澄清吏治。新华社在最近一篇报道中总结了新一轮改革的3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利益的调整。在反腐败领域，这种利益调整以比较激烈的整治群体性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背后的逻辑应当是，通过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相对大刀阔斧的调整，为新一轮的体制创新扫清道路，至少是赢得舆论上的“先声夺人”。

　　至于利益调整从何处下手，如何布局，目前从公开的报道中，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清晰的轮廓。不过，根据各方面的消息，除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之外，对政府强势部门的上下系统的腐败窝案，中央也在加大打击力度。前不久曝光的，围绕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周围，涉及全省18个县市中8个县市工商系统一把手的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如果今后有更强势部门系统的窝案曝光，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这不是一场“扫清桌子重上菜”的大潮，却注定是一场会波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