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要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苏北几个村子的农民们在其最近一次选举农村发展协会的实践中，就印证了一系列政治文明的时代要求。

　　夏夜的晚上，路灯下，人们在乘凉、聊天、打牌，孩子们在做游戏。

　　如果在城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一幕。但是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村庄里，这一幕却很难出现。夜晚的乡村，家家户户天黑闭门，早早上床睡觉。

　　苏北的所房村、桑庄村和陆口村原来也是这样的，但是今年，这一切被改变了，他们有了城里人一样的，路灯下的生活。

　　除了路灯，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农村发展协会。

　　路灯，相当于一个肥皂箱

　　“路灯可以被看作乡村中公共物品很有象征性的一个内容。我自费装上了这三个自然村的路灯，其实投资很小。然而有了路灯，村民的生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晚上他们可以到路灯下来打牌、聊天，孩子们可以做游戏，讨论公共的乡村事务。路灯，就相当于伦敦海德公园的肥皂箱。以往农村一直处在一团散沙的状态中，不是他们天性使然，而是有种种原因迫使他们这样。结果单个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成本就非常高。路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聚集在一起讨论的空间。只要有了讨论，就相当于有了舆论的力量，这是一种组织再造的舆论前提。”在南京高战家的钢琴旁，他平静地对记者说。

　　所房村村委会名誉主任高战的身份有一些复杂，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但他在城里有一个公司，又是一个大学教师。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东西好像很难结合在一起，他笑着对记者摇摇头：“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高战出生于苏北最贫瘠的地方，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18岁之前，他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子弟。考上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说他忘不了农村，忘不了那里的父老乡亲。于是在获得了一定物质和精神积累之后，又回身到农村中去。

　　“我本来想为大家修路，但是修路不现实。村民们一听说修路都很气愤，说修路的钱早就收过了，但是很少做什么，最多在路上铺些沙子。”

　　高战认为，修路只是三农问题的一个缩影。它背后的问题是整个农村公共物品的缺失。原来应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基层政府，近年来由于人员膨胀等原因造成的财政负担，自顾尚且不暇。而农民们被各种税费折磨多年，再要提收费或者集资，即使是想干好事，也已经很困难。于是，“乡村的道路一年比一年糟糕，乡村诊所的听诊器几十年不变，人民公社时期的参天大树、东方红拖拉机，还有很多农用机器荡然无存，甚至电灌站也被卖掉了。我们突然发现乡村进入更衰弱的状况。”高战说。

　　他认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农会，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代表自己，相互帮助，共同争取和维护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而农村发展协会的目标，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为农民提供服务，比如优质种籽化肥的提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也会逐渐介入农民的政治权利。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充分，而实践领域才刚刚开始。”高战说。

　　今年8月，高战带领一批大学生推动了苏北农业大县—沭阳县官墩乡农村发展协会的成立，10月1日到6日，在他的家乡新沂市窑湾镇，高战又率领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数所高校，数十名支农学生建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涵盖陆口和桑庄两个行政村的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这两个协会都由高战担任会长，由村民选举产生执行工作的理事会。这段时间里，记者亲历了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的成立过程。

　　热身—理财小组的选举

　　在农村发展协会成立大会之前，先有一次热身的机会让陆口村的部分村民实践了民主选举的过程。

　　9月14日，陆口村的尹庄一组（陆口村的7个生产组之一）王组长曾经找到高战，想请高战以其较高的威望帮助说服村民，完成他的计划—合并100亩多余的承包地种薄荷和山芋。高战一口应允，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到全组村民会议上再公布。王组长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

　　9月15日尹庄一组会议上，高战表示赞同王组长的计划，并认为这的确是一件帮助农民增收的大好事。这时他公布了他的条件：由全组村民推选成立一个理财小组，管理财务和定期公开组里的财务状况，帮助和督促王组长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底下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组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但是自己说过的话，又不能收回，只能答应下来。”一名村民后来向记者回忆道。他接着分析组长这个计划的动机：“组里耕地的承包费从来都是进组长腰包的，我们组一共300亩土地，每年每亩土地承包费200元，那么每年这项收入就有6万元。而每年组里要交给村里的各种费税总数是4万多，一个组哪里能够花掉一年2万的经费？他被任命（记者注：注意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为组长7年，组里的财务状况从来不公开，农民就是有要求，也不能怎么样。种薄荷这个事，说起来是给农民谋福利，还不是想在里面接着捞？”

　　高战对记者说：“后来王组长多次向我提出理财小组候选人名单。他向我推荐的时候说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是老同志，这个是老党员，那个又有怎样怎样的能力。我一直不同意，只是说既然是全组的理财小组，那么一定要让全组所有人一起来选择。”

　　10月2日，大学生们在尹庄一组挨家挨户作基层问卷调查时，向每一户村民询问：“您认为组里哪几位同志比较有能力，又有公益心，能够参加这个理财小组为大家服务？如果有，请告诉我您认为最好的3个，3个以下也行。”调查结束后，大学生认真统计了村民们推举的名单，并根据被提及次数的多少形成了这次选举的5名候选人。

　　晚上7时，尹庄一组村民大会在陆口村小学的一间教室中进行。尹庄一组全组32户，当晚出席会议的有28户，还有很多其他组的村民来看热闹，把一个教室撑得满满的。有两个尹庄三组的老妇人前来旁听，告诉记者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民主选举。记者马上问：“不是早就要求选举村委会了吗？”她们表示根本不知道。后来有村民告诉记者，在这里所谓的村委会直选，往往把选票发给各个组长，由组长填写完毕就算了。

　　在投票过程中记者观察到，村民投票都非常认真。有些妇女不识字，还特地 让边上别家的孩子给自己念选票上的名字，然后再躲到一边去偷偷把选票填好。

　　经过大学生的唱票，在村民们的热烈掌声中，理财小组的3人名单产生。组长推荐的几个人选中只有一个被列为候选人，最终落选。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3位当选人都上台向大家说了几句话。其中村民黄殿福非常激动，说：“尹庄一组社员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公正公开办理，不允许有任何人做一点小动作，只要我发现了，我一定把他给揪出来！”

　　后来记者从其他村民处了解到，这个黄殿福很有能力，但脾气很冲，而且素来与组长有矛盾，很多人就是为了制约组长才把他选上去的。

　　选举结束后，全组大会继续进行，讨论理财小组成立后的其它问题。在讨论理财小组和组干部出差补助的时候，王组长提出除了记工分，食宿交通实报实销之外，每天补助人民币5元。没想到素来极其反感干部出差时大吃大喝的村民们，这时纷纷提出每天补助5元太低，不过实报实销要有一个金额上限。最后决定将补助提高到8元，报销上限以后再定，但是一定要本着尽量节俭的原则。

　　在讨论中，有一个妇女站起来诉说：“我们家的男同志身体不好，我一个女的又干不了什么活，儿子还是一个残疾，这怎么办？我们家主动没要承包的地，确实是因为干不了，可是以后怎么生活呢？”大家都表示要给予帮助，但是具体的方法一时还未能确定。记者后来得知，陆口村这样的弱势群体数目很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救济，大都以乞讨为生。

　　会议结束之后，王组长也很兴奋。因为他发现以前一切东西都不公开，那么别人只能在背后骂他。但是现在问题当场提出来当场解决，或者至少给予回复，他和大家的交流就很痛快，他自己的收获也很大。“没想到会开得这么好。”这是最后他对记者说的。

　　这次选举之后，其他组长都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一名组长找到高战说：“这种方式很好，我们也要马上进行选举。”另一名组长则捎来话说，他们将要在明年4月以前进行类似的选举。高战向记者翻译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希望高战和大学生们现在不要逼他。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尹庄一组理财小组顺利选举之后，大学生们沿用了这种方法，在调查之余进行农村发展协会的理事会候选人推举。按照计划，被推举最多的14人将成为候选人，在成立大会上由到会的全体村民投票，从中选出6名执行理事和2名候补理事。大面积调查两天之后，出现了一部分候选人名单，但是由于村民们过去没有议事、集中的习惯，相互之间非常陌生，尤其是跨村之间极其缺乏了解，因此推选的候选人名单十分分散，大量被推选的只有一票或两票，最多的也仅仅是5票。

　　有一个同学提出，他在调查时发现一个村民非常关心乡村的公益事业，很有想法，对于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感触，看得出很有能力，但是没有得到其他村民的推选。因此他表示完全可以将这个村民直接列入候选人名单。这个方案马上被否定。

　　为了解决候选人分散问题，有人提出以两个自然村各自选举产生人数相同的理事，也有提议以生产组为单位，每组产生一名理事，但都由于种种操作上的难度被否决。这一天的讨论会开到深夜2时，为了达成一致，学生们甚至开始举手表决。最后仍然回到开始的海选方案上，因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最不坏的方案”，而且相信协会的章程比较完备，在以后的运行中有试错和纠错的能力。

　　之后一天晚上，对于当地已经有所了解的学生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处在一种紧张的对抗状态之中？谁能够代表农民？

　　有学生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难道政府官员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对方谈判吗？非要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去谈判、去争取利益不可吗？高战认为，政府官员必须而且应当代表农民利益和对方谈判，在美国总统布什去年访华时，朱基总理就和他谈判过美国大豆进口中国的问题；但是，政府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代表农民的具体利益的，作为政权的政府是不能代替农民的群众组织的，如同政府不能代替工会一样。

　　中国是一个存在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利益集团不断增多，具体利益矛盾也复杂起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以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因为它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节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引自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但是，政府的兼顾和调节，并不都是正确的，也不是都能成功的。例如，农民与国有粮食部门、供销系统之间存在具体矛盾。1994年开始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双方的具体矛盾。但因为政策取向是为了弥补国有部门的亏损，因而实行的结果，到2001年，国有粮食部门不但没有扭亏，反而出现高达7000亿元的亏损，棉花收购部门的亏损也达456亿元，农民的损失则会数倍于此。政府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代表了国有部门的利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决策失误就能说清楚的。

　　正因为我国社会存在多种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矛盾，所以，我们才有工会，才有妇联，才有工商联，才有商会，才有各种工业产业协会，才有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等组织，来代表这些阶层的利益，表达他们声音，在政府与各阶层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尽管这些组织还带有不同程度的官方色彩，但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现在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诞生出来。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加入WTO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代表农民利益组织的建立更为迫切。有了这一组织，就更有利于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农民的利益，更有利于把我国农产品和农民推向国际市场。

　　高战进一步举出沭阳县所房村的例子：“因为有这样一个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的协会存在，干部下来收取计划生育罚款时就比较克制，而在其他村都非常凶。”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苏北农村的贫穷，与农民的素质是否有关？目前农民的素质能否履行自己代表自己的义务？

　　尹庄一组的选举给了大家非常大的启示，因为无论素质高低，甚至无论识字与否，农民们对于自己投下的这一票都非常珍惜。学生们基本得到一个共识，所谓的“素质”，不是实行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决定自己的利益，代表自己的利益，然后与他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谈判和妥协。

　　倒是后来在沭阳县采访的时候，记者遇到一名村干部，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用一口一个的“农民素质就是差”来解释，说完之后总是习惯性地再一口痰吐在地上。

　　窑湾农会成立

　　10月5日下午，农村发展协会成立大会也在陆口小学召开。由于下雨，不得不将会场转移到学校的食堂进行。当天到会的村民大约有200多人，虽然占全村总人口数目的比例并不算很大，但也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农民最大的一次集会。

　　大会的第一个仪式是全体起立，唱国歌，由大学生和当地的小学生们一起领唱。这是记者在国庆期间看到的惟一一面国旗，听到的惟一一遍国歌。遗憾的是，台下农民们基本都不会唱国歌。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让人尊敬的、中国公民的庄严—没有人说话或身体晃动，所有人立正面对国旗敬注目礼。事后高战告诉记者，那一瞬间他几乎落泪。

　　之后由高战作为协会的会长介绍农村发展协会的主要服务内容。他以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分化为开始，谈到在加入WTO之后，“农民们必须组织起来抵抗越来越大的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是小农经济，但是都有发达的农业协作组织”。

　　“农村发展协会将首先推动的是农村的劳务输出，这项工作在所房村已经开展得很好。其实农民和工厂都有这个劳务流动的需求，但是缺乏组织化的运营体系进行操作。此外，农村发展协会还会进行种籽化肥代销等方面的协作，为会员服务。

　　“中国农村其实商机无限，就看有没有代表农民的商业组织把它们承担下来。比如，到目前为止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品牌连锁店经营农药和农耕必需品，农会将来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国美电器一样的农用连锁零售店……”

　　在演讲中，高战着重强调协会的目的在于协助政府解决政府职能以外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获得了相关的法律证明。

　　记者观察到，农民们对高战所说的理念大致都能够理解，尤其是对于农村发展协会马上能够提供的服务，都表示非常关切。不过，最让他们关心的是此后的选举。

　　选举与之前尹庄一组的投票方法完全一致，不过在前一次的经验上，大学生把程序更加完善：在下发选票的过程中，村民们可以同时借用圆珠笔划票；后来的唱票中，还专门有一名学生负责将选票一张一张从投票箱中取出，看一遍之后在空中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再交给唱票员。如果出现废票，这个学生必须向大家解释废票的原因：或是选择了过多的候选人，或是同时打勾又打叉，而且也必须向村民们展示一下废票。

　　这次投票总共使用选票240张，废票为6张。最后陆口村原妇联主任李霞获得最高票（68票）。其他当选的理事得票均在50票以上，而落选的候选人大多在20至30票之间，从这一点看选票比想像之中要集中。当选的8名理事有退休的原乡供销社主任、小学校长、退休的村支部书记，其中有两位女性，都曾经担任过妇联主任。但还是发生了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第6名和第7名的选票相同，于是谁为理事谁为候补理事就成了一个悬疑。高战表示要经过理事会成员讨论之后再决定。

　　记者观察到，李霞在整个投票的过程中都非常紧张，双唇紧闭不说一句话。而有些候选人则耐不住会场中的紧张气氛，开始投票不久就出去抽烟，然后进来看看，再出去接着抽。

　　此次当选的理事也都被要求上台即兴发言，所有的男性理事都大致能够应付，有几位还滔滔不绝地谈了很长时间。两位女性理事在推脱了一番之后，还是说了几句，表示一定会为大家好好服务。

　　长达两个小时的投票和当选理事发言过程中，没有村民退场。

　　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被聘请为农村发展协会副会长的，桑庄村村支书发言。他上台拿着讲稿开始念：“这次大会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此时开始有大量村民退场，甚至不顾学生们的劝说和挽留。

　　农村发展协会的走向

　　窑湾农村发展协会成立后的第二天，一名会员的家属因病去世，理事们商讨之后，决定全体理事到死者家送花圈哀悼，并为死者写了悼词。悼词重点强调了死者一生向国家交纳公粮和农业税费，作为一个公民所尽到的遵守法律、尊老爱幼和团结邻里，就是农民爱国的最好表现。记者从村民中了解到，一个贫困农民的去世之后能得到一个组织的花圈，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农会成立的几天正赶上省政府投资在苏北农村铺设乡村水泥道路，村民们都担心政府的好心到了基层又会出现豆腐渣工程。理事们于是筹划要成立监督小组，并组织会员免费出工共同参与道路建设。高战说，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题，要引导农民参与到农村发展的所有领域中来。

　　在新沂采访的间歇，记者还走访了高战同为会长的沭阳县官墩乡农村发展协会。

　　遗憾的是，官墩乡农会的活动现在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大家对于高战个人的依赖心理实在太强了。”一名理事对记者说。

　　根据记者的判断，这种依赖主要在资金和能力两个方面。官墩乡的农会到目前还没有自己的造血机制，会员入会为免费，而协会还没有开始其他商业活动。因此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开支都来自高战一人的积蓄。高战离开所房忙于建立窑湾农会之后，所房的工作就没有理事敢起头干，也没有人有这样的威信可以带领大家干。但是受访的理事们也表示，协会的前景还非常广阔，现在需要的是资金和经验。

　　回到新沂之后，记者又和高战就所房的状况做了交谈。高战表示所房的状况他也很着急，也有经验不足的地方。以后他会把所房和窑湾两个农会做通盘考虑，组织理事们一起到南京的大学进修，然后由理事们自己推动农会此后的发展。而且资金问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

　　“协会的章程规定，会长最多只能连任4年，这也是对我个人的制约。我和大学生能做的只是一个扶上马送一程的工作，后面还要靠协会的章程让协会自己发挥作用。”分别的时候，高战最后说道。 （本刊特约记者 朱雨晨　发自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