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里尼瓦桑 翻译/龚伟同

　　像印度这样庞大而差异性很大的国家如何能实现融入世界经济所需的灵活性呢？2002年后上任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强调，该国每个邦都要从根本上打造全球竞争力

　　1947年独立后多年，印度仍是一个贫穷的大国。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采取了旨在使中央政府成为增长和发展火车头的政策，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却受到极大限制。

　　印度现在的人口已多得多，而且仍处于贫穷之中——但不像原本那样贫穷。十几年前，它推行新路线，加快了发展，减少了贫困。外贸自由了，政府对国内投资的许多控制取消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思维转变了，更加面向市场，包括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印度发展的一大突破。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在其最近对统一后德国不景气的经济进行分析时所指出的，新的技术和贸易机遇提高了保持现状的成本。赫克曼表示：“在下一代，世界贸易的赢家将是那些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灵活反应的国家。”

　　但是，像印度这样庞大而差异性很大的国家如何能实现融入世界经济所需的灵活性呢？2002年后上任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强调，该国每个邦都要从根本上打造全球竞争力。通过强调印度政策的联邦性质，他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经济改革争论的核心问题。

　　有人担心，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会大步向前，而其他地区则贫穷落后。这种担心不仅在印度很普遍，在中国、南非、墨西哥和巴西均如此。比如，在印度，班加罗尔和孟买可能会成为在思想观念和成就上与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不相上下的“飞地”，能牵引它们所在的邦——卡纳塔克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走向繁荣。而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则可能会依旧落后，贫困加深。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种黯淡的假定：随着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印度各邦之间的人均产值出现了不平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作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就不可避免地出问题，因为落后的邦人口众多，占了议会选区选民的多数。

　　这样的结局，尽管令人不安，但也并非不可避免。的确，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使各邦政府在制订自己的政策时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其采取的措施差别很大。此外，中央以下的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主要结果之一是邦政府之间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激烈竞争。此前，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某些地区。

　　但邦与邦之间不平等的拉大对印度并非生死攸关。其理由如下：

　　GDP等产出数据并没有表明会出现长期的差距（尽管很显然，资金流——包括国内资金和外资——对增长至关重要）；

　　国内劳动力的流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虽然这在产出数据中表现不出来；

　　其他发展指标，如印度人发展指数（包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饮用水安全、牢固的住宅以及正规教育、贫穷率和人均支出）等，并没有显示出不平等的扩大；

　　如果只关注各邦，就会忽略低一层存在的问题：有证据表明——虽然证据有限——目前邦一级的决策权分散化能进一步提高整体经济状况。

　　在摆脱贫困方面，印度中央政府仍扮演着关键角色。将政府资金转到邦政府，是全体公民要求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印度中央政府必须更加自由化。它必须实行耗费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整顿金融业，并实行金融业私有化。政府对金融的控制仍很强，因此邦一级几乎没有财政纪律可言。简化政府间转账系统，将使手段和结果更加明晰。

　　这些改革措施仍难免挂一漏万，但它们对中央政府与各邦紧密协作，成功应对全球化给印度带来的重大潜在危险大有帮助。卡拉姆总统呼吁“培养各邦竞争力，使它们能在国内和全球胜出”。这是正确的。现在，印度必须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