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提出一个加入成都国腾的条件：引进商地置业作为其新股东

　　因为何燕而反目成仇的男人应该为数不少，但莫晓宇和宋克荒是其中很特别的一对。在认识何燕之前，两个人私交甚好，莫晓宇是宋克荒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从1997年开始，两个人的名字与何燕形影相随。

　　莫晓宇军人出身，早年曾在云南边境带兵打仗，由于功勋卓越，晋升中校军衔，1993年退役，开始踏入云南商界。他外表俊朗、才能卓越，至今仍保持军人风范：言语简练，办事准确、守时。在云南时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身为北京商地置业总裁的宋克荒，莫注册成立云南商地——商地置业在云南的分公司，成为宋的下属，不过宋允许云南商地在财务上和经营上完全独立。两家公司曾经一起合作，希望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投资云南的高级公路项目。

　　莫晓宇拒绝回答他什么时候认识了何燕，但他承认，1997年的时候，俩人已经非常熟识。两人是“一见倾心”，军人出身的莫感慨于何燕的勇敢和坚强，而被认为天生有商业头脑的何感叹莫“卓越的市场开拓能力”。何有意拉莫离开云南，加入成都国腾由她担任总经理的创业队伍。

　　但是莫晓宇在云南已经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他提出一个加入成都国腾的条件：引进商地置业作为其股东。

　　当时与莫甚为相投的商地置业总裁宋克荒，是一位在北京甚至全国各地人脉甚广的人物，资源很丰富。“我那时觉得宋能利用自己的资源给国腾带来好处。”莫晓宇对《商务周刊》说。

　　何燕欣然应允。在商地置业出现之前，何燕实际上也正为成都国腾四处寻求新股东。

　　成都国腾创立之前，何燕在一家国有控股公司，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成都）下属的一个投资公司当总经理。当时有两个项目让她感兴趣，一个是全国卫生防疫卡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发展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国腾的IC卡项目。何燕选中了后者。而IC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何燕当时的丈夫——赵平原。

　　何燕深知赵平原的价值。1990年，赵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打工的时候，便因其表现出来的技术天分，被《计算机世界》评价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他担任着成都贝特软件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赵对《商务周刊》说：“我当时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平台，依傍一个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

　　赵等人早期开发出来的IC卡产品体积小、损耗低、防盗打功能强，技术优势明显，并且得到参加邮电部3级网结算系统、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标准制定机会。何、赵两人都相信，该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于是他们俩从社会上召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包括崔予红、王建、王振宇等，七八个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最早几个人租住在成都一家工厂的技工校舍内，赵平原说他经常三天吃一顿饭，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几个人各凑几万块钱投入研发，长期一个月只领300元的工资。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只能引进外来投资者。”赵平原说。于是，在何燕的努力游说之下，中储成都投资了该项目，何燕也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之一。

　　1995年9月，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40万元，主营IC卡电话机的生产和销售。法人代表是时任中储成都的总经理梅春文。三家股东中储成都、四川省邮电科研规划院（以下简称规划院）和成都贝特软件（以下简称贝特）分别占62%、30%和8%的股份，随后又调整为50%、40%和10%（图1）。

　　何燕为这家初创企业取名为“成都国腾”。“她认为‘国腾’两个字很有力量。”莫晓宇说。不久，何燕成为继赵平原、原邮电规划院院长以后的成都国腾的第三任总经理，开始了在成都国腾的创业。

　　成都国腾成立之初的前三年，公司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业务拓展缓慢。但莫晓宇称，成都国腾技术领先、有意与之合作的企业很多。据说深发展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提出5000万购买成都国腾。1997年7月2日，成都国腾甚至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接受成都当地一家名叫高频的房地产开发公司800万元购买40%股份的投资。这个时候成都国腾的作价是1200万元。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商地置业成为成都国腾的新股东，高频退出。1997年9月15日，成都国腾董事会同意扩股40%，“其中商地置业400万购买20%，20%（400万）作为个人股发售”，并决定职工个人股方案另行拟定。此次扩股后中储成都占30%股份，规划院、贝特和商地置业分别持有24%、6%和20%的股权，员工股为20%。

　　事实上，据赵平原透露，当时创业团队要求拥有30%的原始员工股，“但经过多方协商，最后董事会只同意我们得到20%的员工股”。然而，这个决议后来因为随即而来的股权纠纷并没有得到执行。不过，莫晓宇仍以员工股代表的身份顺利进入成都国腾董事会，成为国腾系核心权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