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传媒9月23日长沙消息：由中国新闻社、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今天在此间开幕。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一百四十五家华文媒体的一百七十余位主事人，以及近四十家中国内地主要新闻媒体的代表聚首长沙，共商世界华文传媒合作与发展大计。

　　此次论坛为期三天，与会代表秉承“联谊、交流、研讨、发展”的宗旨，以“沟通、合作、发展”为主题，探讨进入新世纪后华文传媒的生存与发展重大问题。搜狐网做为网络合作媒体，自即日起对本次论坛进行全程图文直播。[进入搜狐直播专题]

　　在论坛现场，澳门新华澳报社长兼总编辑林昶发表了演讲：

　　澳门中文报业在两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澳门中文报业的历史及现况

　　澳门中文报业的历史，已有一百一十多年，开创中国中文报业之先河。此前，早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零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便翻译英文《澳门日报》中的澳门、广州消息及外商活动信息，在广州出版《澳门新闻纸》，供有关人员参考，以便于“睁眼看世界”，此为中国中文报业的雏形。

　　在澳门有了正式的中文报纸之后，即成为革命者传播革命理论的舆论工具。《孙中山全集》开卷第一篇《致郑藻如书》，原来就发表在一八九零年的《澳报》上。这份《澳报》已是以日报形式发行。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八日，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与正在澳门行医的孙中山先生合作创办了《镜海丛报》，并由孙中山先生任医务编辑和主笔。该报虽只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但已成为孙中山先生发表政见的重要阵地。飞南第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经常刊登言论较为激烈的抨击清政府的“论说”（相当于社论）。由于《镜海丛报》远销广东各地、香港、厦门、上海、北京以及吕宋、旧金山、葡国、帝汶等地，对反清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骨干主办的《知新报》在澳门创刊。《知新报》以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为宗旨，尤其重视论政，经常刊登外国政情和最新技术发展的文章，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由于澳门环境特殊，《知新报》言论较内地报纸尖锐，影响力甚大，深受海内外欢迎。但《知新报》仅出版了四年，至一九零一年一月自动停刊。

　　同年，在康有为的鼓励和支持下，何穗田创办了《濠镜报》。何穗田是当年澳门富商，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是力邀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几位知名绅商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澳门中文报业蓬勃发展，多份报纸应运而生。先后有一九一三年创刊的《澳门通报》，一九一六年创刊的《澳门时报》，一九一七年创刊的《澳门日报》，一九二零年创刊的《濠镜晚报》，一九二四年创刊的《平民报》、《民生报》等。这些报纸都具有相当规模，且在版面编排方面进行了改革，开始采用“栏”的编排方式，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编排方法，而行文亦渐趋白话文化。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内地政治活动风起云涌，澳门市民普遍关心内地时事发展，故当时澳门的中文报纸，设有“京省新闻”、“澳港新闻”、“香山新闻”和“环球新闻”专版，并因内容较为详尽而畅销省港澳四乡。此时，由于澳门政府向每家报社发放每月几十元的宣传费津贴，亦令报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后十年间，先后有《新声报》、《朝阳日报》、《大众报》相继问世。但各报为节省开支及便于单独向政府领取宣传费，出现了“套版”的情况，即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报纸，在同一处印刷。电讯和澳闻版等采用同一组版，只有副刊不同。当时，《澳门日报》与《平民报》、《民生报》是“三位一体”。《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则是“两位一体”。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澳门同胞掀起抗日救国热潮，促进了澳门中文报业的发展。当年十一月，《华侨报》创刊，由于使用先进器材，并率先在澳门报业使用电讯报机，新闻及时，又首设采访部，内容进一步充实，故销量大增。后来还曾经出版过《华侨晚报》。此时，澳门的报人大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成为澳门救亡运动的主力之一。

　　“四界救灾会”是当时澳门最大的爱国团体，积极推动抗日救国的各项活动，其会址就设在《朝阳日报》社内，而该报社的负责人陈少伟亦出任“四界救灾会”的主席。《朝阳日报》、《大众报》、《新声报》等亦成了澳门同胞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由于当时各地居民涌到澳门避难，令澳门人口大增，澳门报纸亦成了向四乡宣传抗日的重要舆论工具，大量报纸销往内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香港沦陷后，澳门亦陷入经济极端困难之中，物价飞涨，白报纸缺乏，言论受干扰，报业经营十分困难。先后有《澳门时报》、《平民报》、《新声报》、《民生报》等相继停办；而《大众报》、《朝阳日报》亦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停刊。

　　在此期间，日军虽未占领澳门，但澳门受日特驻澳机关控制，限制新闻报导，并出版《西南日报》、《民报》、《世界夜报》等亲日报纸。澳门政府受制于日特机关，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实施新闻检查制度，有些报纸经常被迫开“天窗”。

　　抗战胜利后，百业复兴，澳门中文报业发展平稳。一九四四年八月创刊的《市民日报》销量较好，由国民党人开办的《世界日报》销途平坦。由澳门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创办的《复兴日报》亦维持了两年多，《大众报》也于一九四八年复刊，而于一九四八年开办的《精华报》则到一九五二年停刊。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旧报人到澳门谋生，澳门左右两派报纸阵线分明，政治性小报也风靡一时。其中有左派的《新园地》，亦有亲台的《群与力》，内容针锋相对。不久，《群与力》停刊，而《新园地》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发展为《澳门日报》，但仍以“新园地”作为报纸副刊的版名。

　　踏入六十年代，澳门中文报业中，除了继续出版的《大众报》、《市民日报》、《华侨报》、《澳门日报》之外，《星报》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三日创刊，此格局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末。但在七十年代，有两份中文周报面世，即一九七二年创刊的《时事新闻》及一九七八年创刊的《澳门体育报》。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后，澳门政府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言论不受管制，报纸本身自负法律和道义的责任。解除了报纸言论的桎梏，报纸的销量日升。但在内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报纸受当时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全部刊登硬绷绷的大块政治文章，取消“小说版”及“狗经版”，减少软性新闻娱乐消息，而令销路一度下降。

　　上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报业迈入了一个璀璨时期。首先是《先锋日报》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创刊，该报以高薪向各报“挖角”，争取现职资深从业人员加盟以打开局面，但由于经营不善，该报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停刊。与此同时，《澳门体育报》先由周报改为《澳门体育日报》，后又易名为《正报》，成为综合性日报。此后，澳门形成了拥有六家中文日报的格局，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年。而在此期间，由于澳门人口激增，工商业发展迅速，再加上自一九八六年六月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中葡谈判开始后，澳门居民普遍关心社会政治，而令各报销量大为增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文报纸发展的另一表现，是中文周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八十年代初，曾有《中西报》、《至尊周报》创刊，但瞬即停刊。随后《澳门人周报》、《现代澳门》、《澳门论坛周报》、《讯报》、《华澳邮报》、《澳门脉搏》、《濠海报》、《东望洋报》、《濠景邮报》、《象人周报》、《文娱报》、《葡华导报》、《澳门地产报》等周报相继创刊。不过，有的已经停刊或暂停出版，至今仍出版的有《时事新闻》、《澳门体育周报》、《讯报》、《澳门脉搏》、《文娱报》等。《现代澳门》则于一九九一年四月改为《现代澳门日报》，《华澳邮报》亦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改为《华澳日报》（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改名为《新华澳报》）。至此，澳门形成了拥有八张中文日报的新格局。

　　二、澳门政府的新闻政策

　　澳门回归前，前澳葡政府的新闻政策跟随葡国政府，标榜“新闻自由”，并依照《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公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包括拥有无须事先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受保证金或任何先决条件限制而创办报纸及从事其它任何出版物的权利，政府也不设新闻检查制度。但是，为了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前澳葡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颁布了《电视广播法》、《出版法》等法律，并就《社会传播委员会法律提案》和《新闻工作者通则草稿》咨询新闻工作者的意见。按照上述有关法律或提案的规定或建议，澳门居民有创办报纸及通讯社的自由，也可担任外地新闻机构的驻澳记者，但必须向新闻司进行登记后方可开展出版活动，而定期刊物则不受此限制。新闻工作者有批评公共行政机关的自由，不受任何形式的检查，亦有接近信息来源的自由及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自由。但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亦须遵守一些规定，禁止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须成立有关的新闻评议组织对此进行评议等。

　　前澳葡政府不干预新闻行业的经营，但鉴于葡文报纸的销量较少，广告收益也不多，而接收葡国新闻消息又须支付较高额的电讯费用，亏损严重，遂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发出批示，对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提供电讯、电力和纸张津贴，按实际支出给予百分之五十的津贴额，但每月最高限额不超过电讯费用二千五百元、电费三千元、印刷用纸五千元。

　　翌年三月，对报社的津贴延伸至中文报章，津贴方法亦有所更改。即无论每月的电讯费用、电力及纸张消耗程度如何，每月均津贴一万，但只限于向已创刊一年并在新闻司注册的报章提供。一九九零年八月六日，前澳葡政府又颁布当年第七号法令，规定凡在前澳葡政府新闻司注册的日报和周报，只须创刊满半年，就可领取每月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津贴。此外，在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设备时可申请利息津贴。此法令由于将领取津贴的创刊期限缩短，刺激了一些非新闻工作者亦蜂涌创办中文周报，而个别新创刊的周报素质欠佳，且此举又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遂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颁布批示，每月的津贴额改为该月电讯、电力及印刷纸张支出的一半，并不能超过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津贴标准。与此同时，保留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设备利息津贴的办法，但期限缩减为三年。另外还向新闻工作者参加培训课程、研讨会及进修等活动提供其费用一半的津贴。此法颁布后，对中文周刊影响很大，先后有几家因经济不支而停刊。

　　前澳葡政府新闻司对新闻事业的行政管理，除了对新闻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外，还负责换发记者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已有不少新闻从业员虽因各种原因离开新闻业或逝世，但新闻司未取消其登记，所以发出的记者证的编号已逾一千号，远远超过现职记者的数字。

　　澳门回归后，原政府新闻司改称新闻局，由行政长官直接领导，新闻局依《澳门基本法》中有关“五十年不变”及“新闻自由”的规定，基本上延续前澳葡政府的新闻政策。但鉴于澳门经济持续低迷，各中文报章经营十分困难，而由行政长官何厚铧颁发批示，以“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的名义，对报社提供资助。其中，工作人员为五十人以上的日报，资助额为每月五万元；五十人以下的日报，资助额为每月三万五千元；周报则每月资助额为一万八千元。从二零零二年一月起，上述资助与原先执行的“电讯、电力、纸张津贴”合并，分别以“协助提高竞争力”和“协助经营”的名义发放，数额则略有增加，增幅约为百分之二左右。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前任葡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虽然对报社提供资助，但并无干预报社的采编业务，真正落实了“新闻自由”政策。

　　三、澳台媒体互动及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

　　随着台湾与澳门两地发展迅速，相互间联系与往来势必渐趋频繁，当中尤以传播媒介的交往至为重要，因此要达到双方对对方有更多认识和了解，传媒所承担的责任最为直接，担当着两地政府、民间的桥梁角色。但是，由于澳门媒体规模较小，或是虽有经济实力而因为具有北京背景，一般没有在台湾派驻记者。到目前为止，在行政院新闻局登记的澳门媒体驻台湾记者，只有澳门电台有一位驻台北记者，而且还是兼职的。至于台湾媒体在澳门派驻的记者，回归前在前澳葡政府新闻司线册的，则有《民众日报》（林仲仁）、《天下日报》（胡大仁）。而台湾其它各报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所报导的澳门新闻，大多是由其驻香港记者所采写或转录。

　　目前澳门八间中文日报由于没有在台湾派驻人员关系，故对台湾讯息来源，大部份来自各地通讯社消息，或者参考香港传媒报导以及改写《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系在澳门销售的报纸。八间日报中，《澳门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现代澳门日报》、《新华澳报》有每日收取“中央社”稿件，而澳门电视台及澳门电台也有接收“中央社”稿件。除此之外，澳门电视台与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有签署合约，每星期将两地本地新闻辑录并作交换，当中澳门电视台采用中视新闻平均每天达两条。现在，《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市民日报》、《新华澳报》每日均有“海峡两岸”专版，并大量刊登台湾消息。而《澳门日报》、《新华澳报》亦辟有评论专栏，发表有关台湾或两岸关系的评论文章，其中《新华澳报》的《两岸观察》专栏，还基本上是每日的内容都与台湾及两岸关系有关。

　　自一九九六年以来，台湾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总统、立委、北高市长选举，澳门电视台、澳门电台、《澳门日报》、《华侨报》、《新华澳报》等媒体，曾同时或分别派出记者专程到台湾采访。澳门电视台还曾就《港澳关系条例》问题，专程到台湾采访政府官员，编辑成特辑播放。

　　由于《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可在中国大陆公开发售，《市民日报》、《新华澳报》等媒体亦可在中国大陆作内部订阅，另外，澳门电视台、澳门电台的发射覆盖面亦涵盖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故上述媒体所报导的有关台湾的消息，中国大陆有部份受众亦可接收得到。

　　另一方面，《大众报》已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批准在台湾公开发行，并计划与台湾一家传媒机构合作，在台湾办理发行业务。而《澳门日报》、《华侨报》、《新华澳报》亦分别成为“澳航」”、“长荣”及“复兴”的澳台航线班机乘客赠阅报纸，这些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大陆消息亦可为部份台湾读者所阅读到。

　　近来，台湾媒体已注重了澳门新闻的采访报导，澳门回归、澳门国际机场通航典礼、劳委会主委谢深山辞职后到澳门旅游散心、台湾警方发起治平项目后黑社会头目到澳门避风等事件，台湾媒体都有派出记者专程到澳门采访。而澳台航线通航开创了“一机到底”两岸间接通航及两岸航权谈判新模式的新闻，在一年一度由台湾地区采访海、陆两会暨两岸关系新闻的媒体记者所共同票选的“一九九五年两岸关系十大新闻”中，竟高踞第二，仅次于名列榜首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表对台八点讲话，却高于同样亦具爆炸性的李登辉访美和中共导弹演习、第一次“汪辜会谈”推迟举行等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若干媒体的投资者，在两岸经贸交流中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如《大众报》的投资者吴福先生，具有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身分，但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澳台和两岸经贸交流，八十年代中曾与台湾朕伟集团合作经营澳门赛马会，近来又与台湾商人合作投资澳门机场酒店等项目。另外，他曾于一九九六年初邀请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常委高清愿先生率团访问澳门，并促成高氏与当时亦正在澳门访问的北京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会长胡德平先生（胡耀邦公子）会面。又如，《市民日报》的投资者张伟智先生（现已由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收购），具有北京市政协常委身分，但亦长期关注和推动澳门葡国与台湾的经贸交流及合作，领头成立了“澳葡台商会”并出任会长，多次邀请张平沼等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组团到澳门访问。一九九六年七月间，他又领头与台湾有关社团在台北联合主办“一九九六台澳经贸旅游展望研讨会”。在澳门代表团成员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澳门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且他们所任职的单位，基本上已包括了澳门地区最主要的中资机构，故他们前往台湾出席研讨会，其某种意义比这个研讨会的本身，更为彰显。

　　四、展望未来澳台新闻交流及其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

　　（一）台湾对大陆政策：海峡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对台澳传媒互动有决定性影响，若两岸关系更趋缓和，台湾对大陆政策更为放宽，且需要更多大陆（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新闻，那幺澳门可以发挥桥梁角色，透过派驻澳门记者报导珠江三角洲西南面讯息。但若政策变得更为开放，台湾传媒很容易就能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则澳门中介地位就受到影响。目前，珠江三角洲已有一万多家台商，台北中小企业银行已在澳门开设分行为这些台商服务。澳门媒体可以而且应该为这些台商提供服务，向他们报导台湾新闻，或是向台湾报导有关他们情况的消息。

　　（二）大陆对台政策：澳门传媒立场整体是属于亲北京路线，故此大陆对台政策是直接影响到两地传媒互动关系，澳门个别传媒若与台湾传媒加强联系，必须要取得“某些”批准和信任。

　　（三）澳门与台湾未来关系发展：两地交往越趋频繁，则新闻需求相应增加，反之亦然。

　　（四）澳门传媒因素：澳门传媒一般规模小，经营困难，所谓“无财不行”，派驻记者（设立办事处）需要庞大经费，这方面自是影响到了澳门与台湾传媒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