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2月起，笔者先后三次对《南方周末》原主编、著名报人左方先生进行采访，下面为访谈的部分内容。

　　问：《南方周末》自1984年创办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一张报纸。您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能否简要地谈谈《南方周末》的创办背景？

　　答：《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叠，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当时南方日报编委会曾经有将《南方日报》扩为8个版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搁浅了。所以《南方周末》可以看作《南方日报》的延伸和补充，“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也是当时《南方日报》新闻改革的一项措施。

　　问：您如何评价《南方周末》走过的这20年？

　　答：《南方周末》这20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反思“文革”，进而反思建国之后的历史，再进而反思鸦片战争以及现代史。而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冲破和溶解冷酷、专制这个板块，然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才能够扎根。1983年广东第一批民工潮，我悄悄到火车站去看，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潮水一般的民工，让我感觉到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民工为什么来到广东，一是因为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由于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吸引。我当时想他们的命运会怎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伤痕累累地离开，极少数人将留在城市里成为小老板，还会有一两个人成为李嘉诚、霍英东。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我听到了这个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第二个定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主体读者对象，我把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南方周末》主要的读者对象。我认为，当时中国10亿人口中，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超过8亿人，其中真正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不超过1亿人。启蒙就是针对他们的，必须让他们接受科学民主思想。

　　今天还提出启蒙，是因为“五四”传统的中断。五四的领袖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把它作为武器。而今天需要的是将科学民主的原则还原到知识与道理的层面，通过报纸传达到大众中间。所以在办报方式上，我提出大俗大雅，雅俗共赏。领导将它改成大雅大俗，一定要雅字当头。但是我提倡的大俗不是庸俗，俗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升华，雅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在最初的头版“名人专访”栏目中，我们注意的是将这些名人放在与普通人一致的立场上，我们不去谈民众所不理解的东西，这才能达到启蒙的效果。

　　《南方周末》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从《真理报》模式中挣脱。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像群工部等等，都是直接按照苏联《真理报》模式设置的。这个模式有几大特征：第一，它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第二，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对《真理报》模式的反思，使我意识到实现商品性是突破口。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抓住市场杠杆，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原有的优良传统是忧国忧民、强烈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些东西在市场条件下运作。

　　黄文俞同志是《南方日报》“文革”前的总编，我觉得他是当时广东省不多的懂得办报的人。他偷偷地作过一次接轨，那就是创办《羊城晚报》。当时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要创办一份新报纸，陶铸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办成卸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黄文俞很为难，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是一个模式的。他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南方日报》“右派”邬为梓，让他帮忙出主意。邬为梓每天晚上偷偷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到黄的家里，最后确定了“五层楼”的方针：在《羊城晚报》上每天一个“晚会”，一盆“花地”，加上一个批评的小专栏，每期四五篇文章，标题很艺术化。“晚会”主要是强调知识性和趣味性，“花地”是副刊。《羊城晚报》的风格马上就影响了全国。“文革”的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羊城晚报》护报。可见谁率先摆脱真理报模式，谁就有巨大影响力。

　　问：那么初期的《南方周末》，在新闻和市场操作上有什么特点？

　　答：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市场经验，所以一是向人请教，二是自己摸索。我请来的第一个老师，是《白云集锦》的李玉刚，一家小报的老总。我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的时候他是作者。因为他在市场上实践过，我就向他请教：报纸怎么卖得出？他说关键是头版，最好看的要放在头版。一版决定性的是头条，头条的关键是标题。标题很讲究，一定要抓人，要有悬念，报纸能卖出去就成功了50\%。电影《刘三姐》中扮演刘三姐哥哥的演员要到广东来，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们把标题作成“三姐阿哥”——这就有悬念，能够抓人。因为读者是站着选报的，所以标题要大。我们当时是对标题一条一条进行研究的。

　　为了了解市场，我自己上街卖了6期报纸。我发现当时《南方周末》的主要读者是这些人：干部、夜大学的工人(他们买了报纸放在夹克里)、大学生和高中生。老大爷老大娘、“港台青年”则很少买，初中生以下基本不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对象抓对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南方周末》能够进入家庭。所以我们设立了家庭生活栏目，像“父母心”、“后车之鉴”、“连环画”和“每周一歌”等，是为了吸引高中生和初中生，我们还请宾馆的理发师评点最新潮的发型，这是为了吸引时髦青年。到1984年底《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就达到了11万。

　　关于抓住市场我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是先做瓶，再酿酒。不要先酿酒——酒的味道太浓不好。瓶子作好了，酒自然会有的。

　　问：《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的由来是怎样的？

　　答：“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是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在主持《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说假话是《真理报》模式最典型的特征，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这绝对不是要引导群众和政府对立，而是要化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四个维护：1、维护党的领导，2、维护现行政治体制，3、维护现行政策，4、维护社会稳定。这四个维护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的素养，不是包装，不是保护品，是讲真话的方针。突破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但是要平衡。揭露问题要有度，要有耐性。比如关于性的问题，当时开了一个专栏，叫“性与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副教授潘绥铭和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师一起写稿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栏目会有难度。

　　《南方周末》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不仅我主持《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如此，我当时还宣布，我退休之后，这两条原则不能改，改了我就不承认是《南方周末》的人，和《南方周末》就没有关系。我在编辑会议上宣布，我放弃发稿权，包括所有亲戚、朋友的稿件，但是为了对他们尊重，如果要退稿的话可以通过我退稿，这同时也可以减轻编辑的压力。张中行先生是我的师祖，文章写得极其漂亮，可是编辑删了他来稿一半的篇幅，我想与其如此还是退稿为好。我向老先生解释说稿子很好，就是太长，不好删，所以还是还给他，请他原谅。老人家很理解，说没有问题，别的很多地方都催要他的稿子。这样的事情搞得我都不敢参加北大的百年校庆。但是这些牺牲确实换来了《南方周末》的立常

　　问：您觉得一个报人的理想境界是怎样的？

　　答：我把报人的最高境界归纳为“从容不迫”。这其实还是黄文俞说的。当时我不理解，干了10年总编，我理解了。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它意味着吃透党的政策和现实的社会情况，同时有敏锐的触觉和政治判断力。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黄文俞去世前我和他说起关于“从容不迫”的话题，他说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可以“追认”这句话。(作者：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