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高集写墓志铭，怎麽称呼他呢？想了想，用两个最简单的字就可概括：报人。

　　高集，从小就向往当报人。他有个姑父，就是个大名鼎鼎的报人——张季鸾，他主笔的大公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一纸风行。高集刚满二十岁，就毅然离开城固的西北联大，前往山城重庆，一头就扎进大公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人生涯。

　　那时，抗日战争的如火如荼。他任时政记者，跑政治新闻，采访的都是头脑机关，台面人物。但他不溢美，不隐恶，客观报道，秉笔直书，很快就赢得敬重，成了重庆新闻界的名记者。一九四五年。他和重庆另一位出身救亡日报的名记者高汾结婚。郭沫若的贺诗中有句云：“宏抒康济夜深时。各具生花笔一枝”。二高合卺、成为当年一件盛事。

　　高集在大公报啼声初试，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从一个进步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後，国民党的独裁腐败日甚一日。高集大声疾呼，呼吁民主，被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南京“下关惨案”中，他被国民党暴徒殴打致伤，周恩来曾亲往探视。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结交了一大批新闻文化界的朋友。几十年来，云谲波诡，但这种在危难中结下的情谊绵绵不断，成就了一段世纪佳话。

　　重庆有个“碧庐”，是传奇式的神话。富裕的华侨唐瑜建了一座大房子，让无家可归的文化人住进去，还管饭。结果被郭沫若戏称之为“二流堂”。没想到，“二流堂”的成员如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丁聪、高集、高汾等都在反右或文革中遭了殃。但是，仁者寿，他们历经磨难，大多健旺。雨过天青，他们的友谊历久弥坚。

　　解放初，高集被范长江请到人民日报，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领导工作。他或运筹帷幄，或亲力亲为，大量笔端浸透感情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署名文章见诸报端。特别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署名高集的专稿飞越重洋，从莱蒙湖畔飞回北京，通过人民日报天天与读者见面。於是，高桌这个名宇和变幻无定的国际风云紧紧相连。

　　十年浩劫，报人高集遭到残酷迫害和严重冲击。

　　恢复工作以後。高集痴心不改 ，依然不能忘情於那些散发着油墨的只有一天生命的脆弱纸张。他先後在评论部、记者部任评论员、记者。粉碎“四人帮”，万象更新，高集也焕发了青春。他奔走於高山大川、车间原野，撰写反映基层情况的报道。在审判“四人帮”的记者席上，有一个过半近花甲的老人奋笔疾书，他就是高集。

　　一九八五年，人民日报筹备出版海外版，高集以六十五岁高龄参加了筹备小组。党的机关报如何面向海外读者？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创造的热情激活了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他和年轻人一起熬夜，一起画版，—起下车间。为一个好的策划可以抚掌大乐，为一个标题可以捻须沉思。海外版成功创刊，高集倍感欣慰。

　　一九八八年，高集离休。此後，他依然关注中国的改革，依然关心着报业的动。他和报界的老朋友经常聚会，和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们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缅怀那些逝去的报人战友和报人老师。到了晚年，他口授了作为报人的回忆录。

　　二OO三年六月一日凌晨四时五十分，报人高集驾鹤西去。

　　众多新闻界领导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悼念。他们是：胡绩伟、钱里仁、谭文瑞、王晨、李普、张颖、爱泼斯坦、丁聪、冯亦代、黄宗英……八十七岁的D胡绩伟、八十六岁的李普亲自登门吊唁。李普一进门，就老泪纵横，喃喃地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是我年轻时最好的朋友。

　　“二流堂”的“堂友”黄苗子、郁风和老报人谢蔚明联名送来挽联：

　　许国忘身功昭报史

　　宏文谠论痛失故人。

　　高集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大公报老报人高集病逝

　　本报北京八日专电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大公报著名老报人、人民日报海外版前领导成员、高级记者、离休干部高集因病医治无效，於二OO三年六月一日四时五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高集遗体告别仪式定於二00三年六月九日上午十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原载香港《大公报》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