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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官本位”溯源——“机关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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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不仅是人民日报，就是全国的其他的媒体，也都是由政府指令创办的，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虽然有一部分报刊相对的自发创办，也只是下达指令的官方的级别相对低了一些，但决没有一份报纸是民办的，即使是某地某行业的报纸，甚或打着某报旗号的承包经营者，也必须有“挂靠单位”，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报业出版的法令…
这种长期形成的官办媒体的历史，使中国媒体在人员配置、部门设置、管理模式、从业意识等方面充满了“官气”，所以，当我们振臂高呼报业改革时，却往往感到力不从心，究其根源就在于，一个原本经营性的实体，几十年来一直在按它的缔造者——政府、党委部门的方式在运作，因而形成了媒体内部的“官本位”，它正在紧紧拉住中国媒体发展的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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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制重大改革 中央只保留三报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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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新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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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也一点都不冤枉他们，我们看看许多地方的电视、报纸，哪个竟是办给大多数人看的？仅以最具广泛性的“地方新闻”来看，难道是办给我们这些普通观众看得吗？当然不是。这样的节目恐怕只能是办给少数领导人看的，它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官本位的价值观，以官职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来决定新闻的价值，最终只能把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新闻从新闻中排挤出去。我一直不明白，像新疆大地震、渤海沉船事件这样牵动千家万户的新闻，为什么不能在《新闻联播》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呢？为什么新闻的安排一定要死守先大后小、先喜后忧，或报喜不报忧的八股和教条呢？观众最希望看到的不播、不放在前面播，或处理得很短，无足轻重，只有声音没有图像，说来说去，还是他们始终就没把观众放在心上。老说贴近观众，实际上是贴近领导；只对领导负责，而无须对观众负责。过去爱说一句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95%以上的广大人民群众给的。这句话现在不说了，是不是有人就以为，他的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播出领导人的新闻，有许多领导人参加的活动，也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也是他们希望知道的。但并不是所有领导人参加的活动都有新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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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改进会议新闻报道
少报官多报民
李长春:新闻报道要向“三贴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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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制度上论资排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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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何一家中国的报社，你都会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机关，如果你对中国的政府部门了如指掌，那么，你在一家报社肯定如鱼得水，因为它的人员、部门、管理等等，都是一副“官派”。
虽然自1986年全国恢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以来，新闻专业人员的评聘调动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相应地提高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待遇。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新闻专业职务评聘的有关政策也就暴露出诸多了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考评制度由于缺少严格的指标体系及数据，虽然有关部门对新闻专业职务评聘条件作出了明文规定，但长期以来受到“官本位”严重地影响和干扰，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相当的不公正现象。…
著名新闻学者陈崇山也指出：“‘官本位’抑制了新闻人才的成长，从而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目前新闻职务评聘干扰很大，视不同单位而定，风气好的（单位）能凭业务能力评聘，而很多单位能评上高级职称的是单位头头。我曾对1993年以前获新闻高级职称（正高）的人作过统计：有从事新闻工作仅一年就被评为高级编辑的，因他是总编辑。而现在不少总编辑是行政干部调过来的，并不懂新闻业务。”……>>
相关链接：新闻职称改革问题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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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人在社会上的特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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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帮助张丽玲拍摄《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日本著名电视人横山隆晴这样谈他的观感“在中国，电视的地位太高了。在日本，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从来就不认为，因为我是电视台的人，被采访的人就必须接受采访……在中国，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则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我们都处在畸形的电视社会。我很少拿出我的名片，但是在中国的电视台工作的人都带着一些特权意识。”
事实上，在传媒文化水平越低的背景下，从业人员的特权心理就越明显，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一张报纸，一个电台的时代，那时候的记者就等同于政府的高级特派员，尽管市场化的进程使媒体学会了为生存而打拼，但在重大新闻事件，在非生活类“硬新闻”传播方面，特别是电视媒体，仍然认为自己是“枪弹”，是神器，可以轻视受众，践踏新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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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的特权意识和太弱的行规意识总是形影相随的伙伴。特权下无规则，特权只服从于更高的特权，对传媒而言，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违反上级的政策、口径、指示，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新闻的客观、真实、中立等原则，则实际上被认为是次一等的价值标准。因此，新闻发布会不派红包就不出席、不发稿、电视新闻的采访每每是记者一遍一遍地教受访者按记者的意图说话。“娱记”、“体记”这些不涉及政治的传媒领域谣言、流言等小报作风盛行，甚至打官司也不怕，把官司当成“炒作”来消受，还洋洋得意……>> |
相关链接：中国的电视台人员都带着一些特权意识
顾海兵：致中央电视台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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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等级差别和资源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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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也有“歧视”现象，这不仅存在于官方的“观念”和行动之中，也植根于社会的“心理”和行动之上。比如，有的地方开会，电视台的记者不到，往往不开。吃饭的时候，电视台的记者哪怕是个初出茅庐的实习记者，也可能会被安排到主宾的席位，而一般报刊的记者哪怕资历很深，也很可能“黑不溜秋”靠边坐……
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中央级新闻机构在采访活动中有很多便利和特权，而许多“晚报”的经济实力尽管比“日报”强大六七倍，但在政府安排的国内外重大采访活动中，却常常受到所谓“名额”的限制，记者亦因其所在新闻机构的行政级别被分类对待。中央级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可以“享受”下一行政级别电视台的无法得到报道权。
对新闻资源的垄断直接导致了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在中国，广告是传媒的养命之本，超过90%的收入都是靠广告得来。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件大事，也已是我国广告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界广告的旗手，2001年、2002年，它广告收入均突破60亿元，这在整个广告行业下滑的状态下，确实称得上是"在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地方诸侯纷纷成立电广传媒的过程中，上海文广集团和湖南广电集团等少数几家实力集团都曾纷纷叫板央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内哪一家电视机构能够形成取代央视的地位及规模。央视是一个被广泛批评的媒体，其权威性的确立，首要的是在中国政治交流体制中确立的。……>>
相关链接：媒介种族与资本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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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明眼的传媒人可以发现，我国传媒业的生存法则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办报者更多地是要“眼睛向上”，对政府部门负责；改革开放以后，办报者则要兼顾“一只眼睛向上，一只眼睛向下”，用新闻界通行的语言说，叫做“一仆二主”，既要让政府部门满意，也要让老百姓满意。进入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不让老百姓满意的报纸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而日趋萎缩；而不让广告商感兴趣的报纸则会阻塞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这就成了“一仆三主”。因此，努力在这三者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便成为今日中国报业的基本行为选择，而这种选择和官本位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如果不摈弃统治传媒业几十年的官本位思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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