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洸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怀林 澳门大学社会暨人文学院

　　 张荣显 澳门大学社会暨人文学院

　　论文摘要：本研究运用大规模的受众抽样调查，以量化分析的方法探索了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本研究首次描述了珠海受众心目中珠海和 澳门城市形象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城市形象的传播要素及其形成的过程，同时还提出并测试了一个非典型的涵化分析的模式。

　　本研究采取按人口比例多阶集群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1006位珠海受众，并进行入户访问。随后，运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对调查数据进行频率分析（frequencies），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和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珠海受众对珠海和澳门两地都持有相当正面的印象。在珠海的多元化传媒信息体系中，本地媒体仍然是珠海市民赖以了解本地和澳门的主要信息渠道。在解释性层面，本研究发现在解释人们的城市形象观念形成时，“媒体内容的关注度”和“媒体的可信度”是比“媒体使用时间”更具影响力的变量。在检验了非典型的涵化模式和一系列的研究假设之后，我们发现人们的第一级城市形象观念（外在、具体形象）和他们的第二级城市形象观念（内在、总体形象）关系紧密。分析结果部分支持了我们的非典型涵化模式和研究假设。

　　关键词: 城市形象，涵化分析，跨境传播，人际传播，受众调查。

　　本研究得到澳门大学研究基金的资助

　　一、前言

　　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无形资产。它对城市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主要影响着三个群体：当地居民，外界公众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 (Avraham, 2000)。首先，一个在大众心目中存有良好形象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移民，投资者和旅游者 (Burgess, 1982; Gould & White, 1986; Judd, 1995; Kotler, Haider,& Rein, 1993; Kunczic, 1997; Paddison, 1993; Tilson & Stacks, 1997)。其二，一个具有良好形象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地方税收，资金资源分配以及章程制定等方面决策的倾斜 (Avraham, 2000, p.364)。其三，良好的城市形象为当地的居民创造了地方荣誉感 (Julta, 2000)，并且会积极促进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 (Ettema & Peer, 1995; Fredin & Kosicki, 1989; Galician & Vestre, 1987)。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各地政府如今更加有效地致力于提高当地的城市形象。简言之，好的城市形象能为他们的城市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好的声望。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整体的主观看法和观念 (Foot, 2000)。过去， 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人们的城市观念和看法，诸如有研究使用受众调查 (e.g. Mesch & Manor, 1998; Kavallins & Pizam, 1994; Caneday & Zeiger 1991; Lawson, William, Young, & Cossens, 1998; Jurowski, Uysal, & Williams, 1997; Ryan, Scotland, & Montgomery, 1998)，实验法 (e.g. Julta, 2000) 和文本分析 (e.g. Foot, 1999; Larkham, 1997) 等方法测量人们的观念。比如说，以色列学者Mesch and Manor (1998) 在以色列的城市——海法（Haifa）调查后发现，人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对邻近城市的主观评价，会积极影响他们对当地城市的归属感。在另一个研究中，美国学者Julta（2000） 让受访者拍摄一些他们自认为最能代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Silma）特征的照片。研究结果发现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心目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西姆拉城市形象。

　　以前的研究者着眼于研究城市形象的不同方面。不过，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大都未直接使用“城市形象”这一概念。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城市外貌的研究上。因此，城市形象的定义也通常特指城市的视觉形象(visual image)。例如，在Julta（2000, p.1) 的研究中，“城市形象”是指一个城市的风貌（landscape），它集合了城市的“地形，建筑，街道以及城市空间等的布局”。诸多类似研究中的“城市形象”概念都可追溯到西方学者Lynch的观点。Lynch（1960）提出城市形象可以分成五个基本的要素：即道路 (paths)，边缘 (edges)，区域 (districts)，交叉点 (nodes) 和标志 (landmarks)。

　　近年来，“城市形象”日渐成为中国传媒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各地方政府实行的“城市形象工程”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纸；各大城市，尤其是旅游城市，的宣传广告在电视上也屡见不鲜。在现有的文献中，中国的城市形象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为政府的政策计划和报告。这些研究主要是调查人们心目中的城市形象，其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制定提升城市形象计划的参考。在这些研究中，“城市形象”被定义为总体形象而不仅仅是外表形象，它通常包涵城市的这几个方面：政府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市容形象，环境形象，交通形象，当地居民形象以及城市称号的认可度，等（如 Tian, 2001; Qi, & Wang, 2002)。虽然这些研究并非从理论的角度出发，也并未遵循学术研究的方法，但是它们确实为当地政府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资料。

　　总而言之，城市形象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类：学术研究和政府计划（报告）。学术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外部和表面形象的研究，多见诸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而中国的城市形象研究主要体现为政府计划或报告，关注的是城市的总体形象，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像西方的研究那样涉及理论和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

　　此外，我们观察到现有研究中(不论是西方或中国的)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 几乎很少有涉及到传播要素的功用（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Foot (1999) 指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它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考察传播模式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城市形象观念的。

　　城市形象是综合了城市的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征的集合概念。如前所述，Foot（1999）指出人们能够通过传播来认识某个城市的形象。这是因为，首先，人们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城市形象。不过，所获得的这种形象仅是有关城市的具体形象（specific image）。其次，在已获得的具体城市形象的基础上，人们会运用推理技巧 （cognitive inference skills）建构另一种城市形象，即总体城市形象（general image），这也是在中国政府城市形象工程报告中常使用的词。除此之外，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对总体城市形象的建构也有一定的贡献 (Foot,1999)。综上所述，我们将本研究中的“城市形象”概念定义为人们对城市的可感知特征的主观看法和印象，它包含具体形象（specific image）和总体形象(general image)。

　　本研究将考察传播要素在人们城市形象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由于以往许多研究都仅调查居民对当地城市的印象，偶尔也有个别研究关注两个不同的群体（当地居民和外来旅游者）如何看待同一座城市的 (如 Julta, 2000)，可是却很少有人研究人们是如何同时看待本地和其他城市的。因此，本研究试图填补城市形象研究中的这一空白。我们选取了中国的两个城市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珠海（中国内地南部沿海城市）和澳门（毗邻珠海，回归后成为中国政府的特别行政区）。简言之，我们试图考察在珠海这样一个信息多元化的环境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是如何影响珠海市民对本地以及澳门的城市印象。

　　我们将把“涵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 作为本研究主要的理论模式。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有关城市的信息在充斥各种大众媒体。涵化理论的创始者，美国著名传播学者Gerbner (1976) 认为看电视的时间越多， 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就越接近于电视中所描述的世界。Gerbner 称此为电视的涵化作用 (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 Gross, Morgan, Signorielli, & Jackson-Beeck, 1979)。基于Gerbner的涵化理论，我们将研究传媒是否和如何涵化人们的城市形象观念的。

　　珠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本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研究视角。地处珠江入海口的珠海不仅能接收到国内传媒的信息，而且也为能香港和澳门的跨境传播（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所覆盖。以往的研究显示来自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境传播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观众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Goonasekara, 1987; Hadad, 1978; Schiller, 1991)。因此，本研究也将考察跨境传播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中是否发生作用。

　　为了检测传播效果，本研究将采用一般媒体使用模式（media-use patterns）中的各项指标。换言之，我们将同时测量受众的媒体接触时间（media exposure time），对媒体内容的关注度（media attention），对媒体的依赖度（media reliance)以及媒体的可信度 (media credibility) 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并试图比较哪一种（或几种）传媒使用模式指标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简言之，本研究有如下研究目的。第一，考察珠海市民如何看待珠海本地和毗邻的澳门。第二，探索传播模式对城市形象形成的影响，包括大众传媒和人际交流的影响。第三，本研究将同时检测涵化理论以及跨境传播和媒体使用模式的作用。第四，本研究将比较人们形成对本地和异地城市印象时，传播要素的表现有何不同。

　　另外，本研究也有其现实意义。旅游业是珠海和澳门这两个城市的支柱产业，因此城市形象对这两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的发现将为城市建设者和规划者提供人们对城市印象的资料，这无疑将有助于城市的管理和发展。

　　二、文献回顾

　　本研究考察传播模式是如何影响人们心目中的城市形象观念。为此，我们将讨论有关社会观念形成的传播理论和模式。它们分别是：涵化理论，媒体使用模式，跨境传播和人际交流。

　　涵化理论

　　由Gerbner发展的涵化理论认为人们在塑造社会观念时，电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量有关涵化理论的研究（Cultivation Analysis）都发现传媒塑造的现实（mediated reality）和受众所领悟的现实（perceived reality）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换言之，大众媒体的内容，尤其是电视节目中存在着大量被扭曲和渲染的形象（如暴力和犯罪等），受众长时间收看这些节目将导致他们曲解外部世界，如会高估和惧怕暴力犯罪，对世界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等。电视对人们的影响被Gerbner称之为涵化作用（Cultivation），且涵化作用的大小依赖于看电视时间的多少。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可能认为社会现实就如电视中所描述的那样。Gerbner同时强调媒体的涵化作用是间接的，即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效果隐而不彰，但对观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可忽视的。　　

收看电视 （Media exposure）

领悟的媒体现实 （perceived reality）

潜移默化、长期的作用 (cumulative, indirect but significant)

 　　虽然涵化理论在媒体影响研究（media effects research）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它从诞生时起就一直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和评论。这些批判相继导致了辩论和其后的修正，确实将Gerbner最初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对Gerbner的涵化研究最主要的争辩集中在它没有同时控制很多变量。如果同时控制诸多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等）而不只是单一变量，那么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主要的反对者Hirsch（1980，1981a, 1981b）在重新分析了Gerbner曾经使用过的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后，并没有发现涵化作用的发生。这种同时控制多个变量的方法让Hirsch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看电视导致人们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恐慌的地方，而是另外的因素的作用，例如，教育程度，种族，年龄，性别等。按照这种说法，电视对人们社会观念的贡献就微乎其微了。

　　后来，Gerbner和他的同事提出“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鸣”（resonance）这两个概念来反击这种指摘 (Gerbner, Gross, Morgan, & Signorielli, 1980)。“主流化”的涵义是“长时间的收看电视会减少或削弱由其他社会因素导致的个人观念和习惯上的差异”（参见Weimann, 2000, p. 43)。换言之，长时间收看电视会削弱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社会观念差异。这一概念代表“一种同化（homogenization）的过程，分歧观点的趋同”（Weimann, 2000, p. 45）。另一个概念“共鸣”是指不管看电视时间多少，当观众的真实生活经历和媒体塑造的现实相吻合时，媒体的涵化作用就将更加明显。这样便形成了修正版的涵化理论模式。

　　之后，针对有人提出的涵化效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疑问，Gerbner和同事发展出涵化效果的两级信念的概念 (Gerbner,Gross,Morgan and Signorielli, 1986; Hawkins & Pingree, 1990; Saito, 1995)：第一级信念（first-order beliefs）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 beliefs)。 第一级信念是指受众对外部世界客观事实的判别，例如对实际犯罪率和老年人在的总人口中百分比的估计。第二级信念指的是受众的社会观念，例如对他人的信任感和对世界的恐惧感。他们认为，第二级信念是受众在获得第一级信念之后推理产生的。

　　随后，Hawkins 和Pingree（1982）在广泛回顾了大量的电视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后， 发现能证明涵化效果的证据并不多。因此，他们试图从观众心理和社会情境的角度去研究，并从中发展出一个解释涵化过程的新模式。这个经过再次修正的模式（见图3）极大的丰富了Gerbner传统的涵化理论。首先，它支持了Gerbner的观点，即媒体内容确实影响着观众的社会现实的形成。第二，在电视涵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阶段至关重要，即学习（learning action）和建构(construction action)。涵化作用要发生，学习是首先必经的阶段。 通过长时间收看电视，面对大量的电视信息，观众会不经意地学习到其中的知识。然而，学习的效果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信息处理能力（如推理能力较高的观众则较不容易受信息的影响，那么涵化效果就小），关注策略（如果受众集中注意电视信息的某一部分，而不是无意识地接触，那么涵化的效果也小），注意程度（受众是主动还是被动注意电视信息也将影响涵化效果），以及介入感（受众的介入感越高，涵化作用就越小）。如前所述，学习阶段又可称为第一级涵化(first-order cultivation)。在这个阶段， 人们不经意得到的诸多世界信息将有可能为社会现实建构阶段提供信息来源。第二个阶段是建构阶段。人们综合在学习阶段获得的媒体信息来建构社会现实观念。在建构阶段，外部因素同样会影响社会现实建构的效果。例如，个人的亲身经验（表现为支持或者反对媒体描述的社会现实），社会结构（表现为人们的周遭社会环境对电视现实的支持或反对）和个人的推理能力（表现为有意选择部分而非所有的电视信息去建构）。

　　简言之，学习阶段是连接着收看电视和获得第一级信念的过程，而社会现实建构阶段是受众整合第一级信念从而形成第二级信念（即社会现实观念）的过程。

　　非典型的涵化理论

　　传统的涵化理论认为电视总是反复呈现同一（uniform）的信息。电视描述的世界是象征性（symbolic）和扭曲的(distorted)，并非真实的社会现实；而某些类型的节目（如暴力和犯罪节目）又被不断地播放。因此，观众在看电视时接受的是一致的媒体信息。在美国的具体传播环境中，电视频道主要由本国三、四个商业电视网的支配，节目的内容所传达的基本信息（和社会价值）确实呈现出同一性。然而在跨境传播的条件下，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传媒依照各自的生产模式制作出不同性质的节目，媒体一元化的信息体系就被打破了，人们的信息渠道也变得多元化了。

　　研究地点描述

　　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珠海市民对本市以及临近的澳门的城市印象。我们选择了珠海作为研究的地点，这是由于珠海的独特信息环境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首先，珠海处于一个传媒信息多元化的环境中。珠海市民能够接触到本地（本国），香港和澳门的传媒。众所周知，珠海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它毗邻的香港和澳门分别在1997和1999年回归中国后，依旧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政治体制导致不同传媒制度的存在。另外，就文化背景而言，珠海和澳门都位于珠江三角洲，在地理上相互接壤。珠海拥有123万人口，其中约有一半是暂住人口。澳门拥有42万人口，其中97%为中国人，其他的包括1万1千土生葡国人和2千葡萄牙人后裔。粤语在两地广泛使用。两地人们有着类似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相邻的地理位置上使两地交往频繁。以人均国民产值计，澳门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珠海。

　　珠海传媒同其他大陆传媒一样，行使着共产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珠海近邻的澳门传媒，虽然它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它仍然与政府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澳门政府掌握着当地唯一的电视台——澳广视（TDM）50％的股份。《澳门日报》——澳门的主流报纸，在当地拥有超过80％的发行量，每年接受政府的津贴，并和澳门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Lan & Tan，1991）。关于香港的媒体， 主流媒体大部分由私人公司所经营。香港媒体运作高度市场化，追求赢利为首要目标，媒体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香港的传媒环境呈现“百家争鸣”（参考Guo, 2002, p67）的局面。香港媒体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无论对内地还是港澳的报道通常都是以负面为主。换言之，珠海传媒环境中的信息是不一致甚至时有冲突。

　　传媒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

　　多元化信息体系的存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角度——传媒可信度。 早在1957年，Klapper发现受众对传媒的信任度会提高或降低传媒的影响。换言之，可信度是传媒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媒体缺乏可信度，它将失去观众。有关信息可信度最早的正式研究可以追溯到1951年美国传播学者Hovland 和 Weiss的实验。他们发现， 相比低可信度消息，高可信度消息导致受试者态度的更多改变。后来，诸多学者试图挑战Hovland和Weiss的实验及调查研究（如Cook & Flay, 1978; Gilling & Greenwald, 1974）。不过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都证实消息来源的可信度越高，它们对受众的影响就越大。相反，来自可信度较低渠道的消息则较不容易使人相信以及改变人们的态度。

　　如前所述，珠海地区所能接收到的来自内地、澳门和香港的媒体信息是不一致的。祝建华（2001）有关宣传效果的研究指出，传媒的可信度是影响官方传媒在受众中的宣传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媒体信息对受众社会现实建构的影响会因为媒体可信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别。也就是说，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考察媒体可信度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现实的建构。

　　跨境传播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跨境传播是解释另类信息（即澳门和香港媒体）影响的又一个角度。部分学者认为跨境媒体，尤其是电视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受众有着强大且负面的影响 (如Goonasekara, 1987; Hadad, 1978; Schiller, 1991)。不过，也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如Browne, 1967; Lee, 1980; Salwen, 1991; Yaple & Korzenny, 1989)。近年来， 有些中国受众的调查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模式。譬如，祝建华（2001）的研究提出尤其在中国的环境中，另类媒体的接触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可调节因素（conditioning factor）。 还有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主要的四个电视频道主导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收视市场（Chen, 2001）。在珠三角地区，香港媒体主要是“溢出型”（spill-over）的影响；换言之， 香港电视节目主要是针对香港受众制作的，而不是针对中国内地的观众（Chen, 2001）。 在受香港跨境传播影响巨大的珠三角地区，受众的城市形象观念是否也会受到跨境传媒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将要研究的问题。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除了大众传媒，人际交流和个人经验都会影响社会观念的建构。许多研究都证实， 尽管大众传媒在传播速度和范围上占有优势，人际传播仍是重要的说服手段，它对社会观念的建构有重要的影响(Rogers & Shoemaker, 1971)。 换言之，从人际交流中获得的经验会构成人们的社会现实观念；而这些经验又充当着大众媒体的过滤器（filter），使受众接收或排斥大众媒体的信息。

　　珠海和澳门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适合的研究视角。如前所述，这两座城市在地理上的相互毗邻客观上形成了两地居民的经常互访的局面。频繁的人际交往无疑促进了两地市民对对方城市的了解。因此，本研究也将考察人际交流对城市形象观念建构的影响力。

　　非典型涵化分析

　　根据Gerbner的观点，涵化过程中隐藏着两种类型的观念：第一级观念和第二级观念。第二级观念是在对第一级观念推理后获得的。借用这个形式，我们也将“城市形象”划分为两个相关的层面：具体层面（specific）和总体层面 (general) 。 总体层面的城市形象是在对具体层面的形象进行推理之后获得的。这样，具体层面的形象又可称为第一级城市形象（first-order image）， 总体层面的形象又可被称为第二级城市形象（second-order image）。

　　基于以上讨论及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发展出一个在多元化媒体信息环境中，研究人们是如何建构城市形象观念的模式，我们称之为非典型的涵化模式。这个模式参考了 Hawkins和Pingree 的涵化效果模式，即着眼涵化的两个过程：学习和建构过程 （learning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这个模式解释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对人们城市形象观念的影响。Tversky 和 Kahneman （1973）指出人们通常是利用最易得到的信息作出的判断。频繁的媒体接触使得人们很容易重温和更新储存在记忆库中大量的媒体信息。人们正是利用这些信息形成对城市的印象。同时，人际交流所得的经验还会被用于检验媒体信息，或接纳或拒绝这些信息。

　　综上所述，城市形象观念可以分成两个层面：1）第一级形象，即在学习阶段获得的城市的具体层面的形象；2）第二级形象，即在建构阶段形成的城市的总体层面的形象，是人们通过对第一级形象的综合推理而形成的。本研究探讨人们在形成本地和异地城市形象观念时，大众传媒以及人际传播在其中的涵化作用。在珠海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着重涵化理论的运用，同时也加入其他的媒体使用变量，如媒体内容关注度和媒体可信度以及媒体依赖度。我们还考察跨境传媒在城市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这一并构成了我们的非典型性涵化分析。

　　研究假设：

　　综合以上的讨论，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如下。

　　I.珠海城市形象

　　A. 本地媒体使用（local media use）

　　HIA1: 受众接触本地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A2: 受众越关注本地媒体中的本地新闻，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A3: 受众越信任本地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A4: 受众越依赖本地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B. 另类媒体使用（alternative media use）

　　HIB1: 受众接触澳门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B2: 受众越信任澳门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B3: 受众越依赖澳门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B4: 受众接触香港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HIB5: 受众越信任香港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HIB6. 受众越依赖香港媒体，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C. 第一级形象和第二级形象（First-order images & Second-order images）

　　HIC: 受众对珠海的第一级城市形象评价越正面，他们对第二级形象的评价也越正面。

　　II. 澳门城市形象

　　A. 本地媒体使用（local media use）

　　HIIA1: 受众接触本地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A2: 受众越关注本地媒体中的澳门新闻，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A3. 受众越信任本地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A4. 受众越依赖本地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B. 另类媒体使用（alternative media use)

　　HIIB1: 受众接触澳门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B2: 受众越信任澳门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B3: 受众越依赖澳门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正面。

　　HIIB4: 受众接触香港媒体的时间越多，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HIIB5: 受众越信任香港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HIIB6: 受众越依赖香港媒体，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也越负面。.

　　C. 第一级形象和第二级形象（First-order images & Second-order images）

　　HIIC: 受众对澳门的第一级城市形象评价越正面，他们对第二级形象的评价也越正面。

　　III. 人际交流模式的影响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HIIIA: 受众和他人谈论珠海的次数越多，他们对珠海的城市印象就会越正面。

　　HIIIB: 受众和他人谈论澳门的次数越多，他们对澳门的城市印象就会越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