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说，影响新闻判断的因素，不仅仅是“职业”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不仅仅由媒体的国际地位所决定，也由国家的国际地位所决定。我们开放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际的社会”，不仅媒体有了“国际的视野”，受众都有了“国际的需求”（比如对足球的“德甲”、“西甲”、“英超”的关切，甚至超过本国的联赛），这样的“全球化标准”所导致的新闻价值判断的偏移，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在于“社区”的压力不够，“社区”的参与不够，不同于“全球化”的需求和压力，不能够反映出来，对媒体政策和新闻标准形成约束。现在是，中国的电视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给中国的观众设置关注热点和新闻标准；而西方的新闻媒体又通过“媒体间的议程设置”给中国的电视媒体设置热点的新闻标准——都是“单向”的。而被“设置”了的受众，又向媒体提出表面上是“自主”的，而且上是“他主”的信息需求。而受众和媒体本来应该提出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事？”
　　我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来说，先不要谈什么国际传播的平衡；而是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平衡”。社会公众通过多种形式对媒体的参与，就是这种平衡的力量。而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朝向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的新秩序》这一文献提出的要求。如果没有参与，人民就没有提出“什么是我们的事”、“请报道我们的事”这种要求的表达能力了－－甚至失去这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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