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无耻的日本人选择一个敏感的时刻，在一个以风景秀美、经济发达而著称的中国南部城市公然集体嫖娼，不能不引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极大愤慨。

　　这些日本人的这种扭曲的心态可以上溯到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喜欢玩的比赛是屠杀中国人的“千人斩”游戏——集体杀人，看谁先达到屠杀千人的目标。后来日本虽然战败，但此种心态犹存，后来又在台湾玩起了另类“千人斩”——组团去台湾嫖娼，看谁先嫖到一千个妓女。此次在中国大陆又故伎重演。

　　珠海事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民意的强烈反弹是正当的。中国外交部对日方的交涉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把愤怒的焦点集中到恣意寻欢的日本人和为他们寻欢提供便利的各色人等时，不能回避对我们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否则类似的事件还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重演，判处个把鸡头，整顿个别酒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些地区的淫业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体制性腐败”的水平：这么多妓女呼之即来，组织者的熟练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真正落实了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扫黄打非”的决心，珠海事件是不可能出现的：靠几个隐藏在阴暗角落的风声鹤唳的暗娼，如何能保证这种人数与规模的“演出”呢？

　　将之命名为“体制性腐败”是毫不为过的——在这些浮在表面的妓女、鸡头和酒店的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集团，各种关系和保护伞的存在不言自明，否则无从维系这样一种产业化的运作。

　　这种局面，归根结底还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荒唐的繁荣“娼”盛发展观在作祟，总认为厉行“扫黄打非”会挫伤一个地方的“人气”，进而冲击该地的投资环境。经济的发展会冲击旧有的社会范式，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道德的失范，但如果反过来以为道德的沦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提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治下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时甚至成为惟一的标准。一个发展经济有方的“能员”即使在其他方面有所“疏漏”也不会对其仕途产生多大影响。这样的干部选拔标准当然会减弱官员推动地方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

　　而一个不以全面发展为归依的发展模式，在官，会导致前文述及的对各种丑恶现象的视而不见乃至纵容；在民，则令一些人丧失基本的文明廉耻观念，终至酿成以珠海事件为代表的种种丑闻。

　　欲御外侮者必先自扫门庭。此次珠海事件在令国人蒙羞之余，当能促成普遍的对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视，也可算“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