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历史，充满了城市扩张的碎片，而每一个城市扩张的背后，几乎都曾上演过众多“拔掉钉子户”的故事。

　　拆迁者说起“钉子户”的样子，多有傲慢不屑的神情，一个“拔”字，折射出他们孔武有力和气势凛然的共同形象。

　　被拆迁者既然是“钉子”，拆迁者自然就扮演起“钉锤”的角色，小小的钉子筋骨再硬，也难抵钉锤的强大，钉锤想让你趴在哪儿你就得趴哪儿，想把你拔起来，就可以把你拔起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它表明，浓厚的独断专行意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仍然骄傲地根植在部分拆迁人员身体里。

　　拆迁者用来对付“钉子户”的都是怎样的“钉锤”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比今日沈阳黑老大刘涌还要嚣张几分的东北恶霸——乔四被枪毙后，有关乔四的故事曾不胫而走。有报道说，乔四最初就是靠给“拆迁办”当钉锤，用剁手指等血腥方式“拔钉子户”而起家的。在大刀阔斧的城市化运动中，有多少“乔四”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可能是个相当值得研究的课题。

　　城市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城市平民的搬迁。而大量产生的“钉子户”，多数却并非刻意与政府对抗，而是在补偿问题上感到不满。被拆迁的居民在补偿方式和标准上鲜有发言权。拒绝搬迁么？那好，在语义上，“钉子户”三个字，就已经为强力的“拔”、“推”（土机）、“铲”（车）提供了“合法性”的外衣。而“钉子户”们往往在被强行拆迁之后，连原定的补偿标准都可能拿不到，少数人求告无门，绝望而自戕。

　　但是，谁赋予了拆迁者充当“钉锤”角色的权力呢？答案只能从一些地方政府有关拆迁的文件、规定中去寻找。“钉锤”们正是挥舞着这些文件与规定，给那些不听话的拆迁户戴上“钉子户”的高帽，然后以强有力的手段，将他们的合法财产碾成碎片。

　　有消息说拆迁立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走投无路的“钉子户”们也许可以看到摘去帽子的曙光。人们期望着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加强， “钉子户”扬眉吐气的日子也将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