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吴文虎教授评点在“神五”报道中的表现
传媒实战前沿
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广州各大纸媒体在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均有上佳表现,一方面全城数份号外同时出现,跟踪报道也各有千秋,为全城的神舟五号热潮推波助澜,一方面也是纸媒体实力的小小阅兵仪式。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吴文虎教授认为,对重大事件的把握体现了广州纸媒从业人员的新闻敏感,而新闻敏感也是一种政治敏感,这次报道也反映了广州报业对时政新闻把握的能力。
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广州各大纸媒体在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均有上佳表现,一方面全城数份号外同时出现,跟踪报道也各有千秋,为全城的神舟五号热潮推波助澜,一方面也是纸媒体实力的小小阅兵仪式。记者在采访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吴文虎教授时,他认为,广州纸媒体在这次事件中个个使出“十八般武艺”,表现成熟,水准较高,集中体现了广州报业从业人员较强的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能力以及对新闻资源的整合能力。同时,吴也认为,对重大事件的把握体现了广州纸媒从业人员的新闻敏感,而新闻敏感也是一种政治敏感,这次报道也反映了广州报业对时政新闻把握的能力。
深度 纸质媒体的优势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尽管神舟五号的发射并没有带给大家太多的悬念,但吴文虎还是将这一新闻事件定义为“突发性事件”,吴认为,所谓突发性事件,包括可预期和不可预期两类,神舟五号的发射属于“可预期”一类,从这个角度看,整个事件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如何在事件几乎完全在读者的预计之内的情况下,给读者更多、更新的资讯,吸引读者的注意,这也给报纸出了一个难题。
广州各大报纸都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报纸媒体突出自己在深度报道方面的优势,吴介绍,传播学的理论认为,电视和广播是时间媒体,而报纸是空间媒体,报纸的优势就在于深度报道,在报道事件之外,提供事件背后的意义。
图文并茂的形式也使报纸的新闻报道更具深度,《新快报》的特刊是以在中外航天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拼图作为封面,颇有气势。《南方周末》一改往常的形象,以横版的形式出现,也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南方都市报》在号外中用两个连版,以“神舟五号这样飞”为题,用图片的形式将发射过程表现出来,这样的表现方式,充分体现了报纸作为空间媒体的优势。
号外 让报纸跑赢了时间
不约而同的,面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这样的新闻题材,各大报纸都选择了“号外”的形式第一时间将新闻送到读者手中。吴文虎认为,由于网络媒体、电视的竞争,时效性又成为考验报纸的一个难题。“号外”的出现,是各大纸媒自发的行为,是审时度势作出的应对竞争的举措,也正是为了弥补报纸在时效性方面的劣势。
无论是日报还是晚报,都有严格的截稿时间,然而神舟五号的发射时间对于媒体来说一直是个谜,为此,各报纸都提早策划,安排多套方案。比如《南方都市报》事先是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发行时间在下午三点钟之前,就准备采用号外的形式报道,如果发行时间在下午三点钟之后,就准备采用特刊的形式在第二天的版面上推出。
神舟五号大概是当日九点钟发射,各大报纸的号外都在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出街,也就是,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号外”制作完成。《南方日报》更是史无前例,连续推出两个号外。
事实证明,尽管网络和电视在时效性上和报纸相比有优势,但由于神五发射的时间是上午,加上电视没有进行直播,还是有很多不能守在电视机前的读者是通过报纸获得发射的消息的。因此,可以说,由于利用了号外的形式,纸媒体并没有因为时效性不够而输掉这场新闻战。
现场感 尽显广州传媒新闻水准
尽管神五发射题材采访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各报纸大都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还都做出了现场感。对于报纸来说,即使是不能接触到核心内容,现场的报道也是必不可少的。吴文虎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记者问杨利伟,在太空可以看到长城吗?杨说,看不到。这其实体现了一种科学态度,纠正了一些错误说法。而杨正是因为亲历现场,说法才更为可信。作为报纸来说,如果全部采用二手资料,而缺少一些现场感的东西,势必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广州的媒体都充分利用手中新闻资源,即使是不在现场的记者,也充分发挥后方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采访,比如《南方都市报》16日推出的神五发射现场“0号指挥”郭保新的专访,这样的猛料就是由后方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挖掘出来的。
记者们不但提供有现场感的报道,而且都用了一定的版面,尽量将新闻“本土化”,除了对广东籍专家的访谈之外,还包括广州各方面对事件的反应,以及广州最佳观测地点等内容。
作为地方媒体,广州各大传媒在专题策划中表现出的全局意识,在新闻采写中表现出的现场意识和在版面制作中表现出的精品意识,都使广州传媒在这次新闻战中赢得主动,表现得各有千秋。
一线心声
记者日行千里编辑殚精竭虑
前线记者
梁音吊了三瓶盐水 张惠娥要撬人家的门
记者王雷、张惠娥和梁音在去兰州的飞机上就已经感受到了新闻大战的硝烟味。10日他们奉命出征发射“前线”,在他们乘坐的航班上,前后左右都看到广州各大媒体的同行“长枪短炮”上阵。到达酒泉之后,大家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关键是很难进入东风城,更别说接近核心人物和核心事件,再加上我们的记者全部是临时决定到酒泉的,因此事先没有获得采访许可,到了酒泉之后,打了近六十几个电话,各方联络,才获得了一天的采访许可。到达东风城,宾馆已经全部没有床位了,一开始他们只能订到宾馆美容院中的美容床。
这是大部分记者面临的问题。王雷说,以前出去采访,大家见了面都问,有什么猛料,有什么独家?这次内容则是,怎么进来的,住在哪里,能留下吗?
大家各显神通都出色地完成任务,王雷介绍说,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还是相当恶劣的,从广州30摄氏度的高温一下子到当地三四摄氏度的气温,梁音到酒泉就病倒了,连吊了三瓶盐水,连稀饭都没吃上一口,就直奔280公里之外的东风城而去。在发射当天,由于当地手机信号全被屏蔽掉,发稿相当困难,张惠娥到当地电视台发稿,本来联系使用台长办公室的电脑,但当时台长在发射现场,情急之下,张惠娥只好打电话和台长商量,能不能让我先撬开你的门,先发稿回广州,然后再帮你修门。不但台长对广州媒体的敬业精神相当惊讶,想尽办法将钥匙送回,保证了记者发稿,就连王雷都说,没想到张惠娥会在关键时刻迸发出那么多能量,平时挺文静的姑娘,怎么就想到要撬开人家的门呢?
当地媒体同行对广州媒体的评价是,来的人多,想的点子多,敬业精神值得学习。在短短的几天内,《南方都市报》的三个记者每天都奔波几百公里,带伤上阵,共有一万五千字的稿子和20多张图片见报。这其中包括不少关键人物的专访,那些由现场发回的图片更是为报纸增色不少。
后方编辑
突出人文气息和历史感 坚持原创和独家制作
都市报副主编夏逸陶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重大事件的报道在推出之前,编辑要承担一定的压力。在这次号外推出之前,《南方都市报》已经有几次推出号外的经历,比如“伊拉克开战”的报道,“十六大召开”的报道等等,都是以号外的形式首先推出,在时间上抢占先机。在加上南方都市报一直比较重视策划,因此,在操作上,编辑很快拿出策划方案,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不过每次策划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比如今年的“十六大”号外,主要难点是在对政策的把握上,当天上午开会,下午出号外,也是有几套方案备选,准备了大量背景材料。而这次号外的难度,主要是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前方记者发稿也很不容易,从发射开始到报纸出街的一个半小时内,时间也相当紧。
参与策划的编辑赵莹谈到具体的版面操作,认为从一开始,《南方都市报》就确定了对号外的定位,要有强烈的人文气息,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因此,与各媒体的“浓墨重彩”相比,南方都市报的号外显得比较纤秀,突出了“飞天”这样的主题,将这样一个新闻事件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紧密衔接。在十六个版的号外中,都市报的原创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这也是《南方都市报》号外的优势。比如有三个版面的内容是由记者从现场发回的,两个连接的图片版也是独家制作,中国航天史和世界航天史的综述部分,虽然只是新闻背景综述,但也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记者在采访了专家和阅读了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写成的。在号外中,还有军事科学家等专家的文章,尤其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李成智先生的文章,原文是一万六千字,经过删减,浓缩成一个版面,更是把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梳理出来。
战后总结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一直领跑
综观广州的几家报纸,吴文虎认为普遍有几点不足,一是对英雄背后的人物关注不够,对航天事业的全景式扫描不够,对事件的描述相当突出,但事件背后的东西挖掘还不够深入。二是对国外媒体的报道介绍得比较少,没有把这个事件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下考虑。三是缺少一些分析和评论性的文字。对整个事件的意义分析得较少,比如对国防、外交、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等等。一方面和媒体新闻资源的掌握有关系,一方面也和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有关系,对整个事件认识还不够深入。
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在这次新闻战中,各报纸表现出的“同质性”也让大家感到一点危机,报纸各显神通,也互有高下,但基本的操作手法是一样的,与历次号外和专题相比,整体上看,突破不大。
除了号外要快、版面要多、内容要全之外,个性化的报道仍旧是最主要的,这样的新闻事件,任何媒体都不可能缺席新闻战,在这样全员参加的战役中,读者的选择却是唯一的。在采访中,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都表示,全城几份号外同时推出,这个局面是不少编辑记者都没有想到的。看来至少是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广州报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如何创新,确实是当务之急。
思考
时效和全面哪个更重要
总结这次神五发射新闻战,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和记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本报在专题策划上有传统的优势,在版面设置上,无论是号外还是接下来的跟踪报道,有不少独家新闻,各个版面分工细致,重点突出,读者的评价也相当好。
但在时间上,本报的号外并不是第一个推出的,是做得更细致,等待更多的前方稿件;还是应该更快推出,抢占时间上的优势,这成为讨论的重点。事实上,这也是在竞争的新闻环境中,各媒体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 (文/本报记者张丹萍 实习生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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