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金凌云 孙展

　　不久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巡视组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45名巡视工作人员全部到位，并已在贵州、湖南等地开展巡视工作，其任务是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按计划，巡视组将在四年时间里，把三十一个省区市巡视一遍。

　　此举被视为是“对省部级高官的一种威慑手段”，而巡视组亦被看作“钦差大臣”。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永忠否认了“钦差大臣”的说法，他说，“钦差大臣带去的是皇帝的意志，而中纪委、中组部派出的巡视组，带去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全国省部级干部有2000多人，其中在一线工作的1000多人，过去3年中，省部级干部平均每年“落马”16～17人左右，比例在1～2％之间。根据杜钢建的估计，今年下半年反腐力度还要加大。

　　对省部级干部的监管是一个令决策层头疼的问题，在杜钢建看来，如何监管与现行体制不无关系，“很多对下级官员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到省一级就失效了，省内的人大、纪检都无法对省部级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这是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

　　如何将监督的触角伸入这一“真空”，一直是一个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认为，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制约地区和部门的权力，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集于一身，地区的权力演变成了某些个人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成为腐败的根源。

　　理论上中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健全的，但实践中却经常遇到问题。地方党的纪检部门、人大、政协都可以监督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但事实上，这样的监督往往显得无力。

　　“同体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中纪委研究室李永忠说，“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

　　而由中纪委直接进行的监督，则往往缺乏主动性且不能保证及时性，大都只能进行“事后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告诉本刊记者，中纪委两年多以前就开始盯上程维高了，而查清楚他的问题不过是不久前的事。

　　事实上，中纪委1996年便开始组织部级干部到地方巡视，“变上访为下访”，以听到地方的声音，但因巡视人员均由各部委临时抽调人员组成，巡视工作的“走马观花”在所难免。而此次专门的巡视工作办公室和巡视组的成立，在李永忠看来，可以避免临时性和无连续性，保证巡视工作的专门性和经常性。

　　但这终究还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长期的监管体制只能和整个政治、司法体制协调一致。李永忠也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办法”，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投入大、产出较小的办法，根本还在于纪检体制的完善，“而纪检体制的完善，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基础。”

　　在李永忠看来，制约党内民主和影响党内监督的根本问题，是各地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他说，不改变这种体制，“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党内权力实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