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35岁，曾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编导，2000年底，他离开央视，自己创办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事业，在30岁后一切从零开始，海天说，创业这三年他经历了这辈子可能经历的所有境遇……

　　现在海天经营着一家自己开的制作公司。有20个人，

　　这在电视制作公司中应该算有一定规模了。虽然还有债在身，但公司从去年六七月份开始有进账了，并且慢慢持平。说起这三年来的经历，海天觉得自己活得比一般人都累。

　　我当时离开电视台的原因很多，觉得在台里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像我在中央台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个人能力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但是没有新栏目产生出来，你就不可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制片人的职位上去；而再往下干，当你的体力、能力都往下走的时候，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出来的时候，自己不懂管理、不懂市场、不懂运作，只会做节目。而那时候在电视台做的节目是电视台或政府需要，等我们真正面对市场的时候，它又是另一种要求了。这中间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

　　每到月底，是我最头疼的。这时候房租、水电、机器设备的租赁费、各种花销还有人员工资都该付了，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一个月没有10万就顶不住。常常10万块钱一到账，第二天就都不见了。一开完支票，每人一领，账面又回复到零状态，我连钱都没见着，一切又重新开始。

　　而且我们在电视台大手大脚习惯了，刚开始，那个惯性还在，花钱没感觉。等到4个月后，我发现10万块钱花没了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状况已经非常可怕了，很恐怖。

　　这就好比我们自费出来旅游，结果发现——回去的车没了。

　　我第一年赔了几十万，简直就是灰头土脸的：债主追上门，官司打到法院，公司的人一夜之间都不见了，就剩一个照顾我们生活的小阿姨。前一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第二天人全没了，那情景简直像梦一样。而且祸不单行。那几天，神思恍惚的，开车还撞到树上……

　　那时候，我几乎没有一个节假日，半夜两点回家是最正常的时间。早上睡到七八点或八九点钟，爬起来又去上班。有一段，我咳嗽不止，几个月都不好，咳到说不成话，一天半夜咳出一口热乎乎的东西，后来一看，是血。人家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相信：现在我是拿命换钱，将来我是拿钱换命。

　　我们真正开始有起色，是从做广播节目开始的。因为在当时这是个市场的空档。先做了一个广播的节目，叫《男士时间》。一期30分钟的广播节目，我们卖50块钱。接下来开始给各个电台打电话，那时候人家一听卖节目，听都不往下听，就把电话撂了。对于电台来说，他凭什么信任你，把一年或半年的钱汇给你——万一节目做了一半人跑了做不下去怎么办？后来让电台一个月一个月地寄钱给我们，我们一月一寄广播节目。等卖了六七家以后，就开始好转。现在节目做了两年多，全国播过我们节目的已经有六七十家电台了。我们就成了全国第一家民营卖广播节目的公司。

　　去年，一家地方卫视听说我们能做片子，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对文化名人进行访谈的节目，特别是那些在过去年代里辉煌过的名人，我们现在称它为“抢救”。对我们做过主流媒体电视的人来说，总想做一点大事，做点有价值的事，这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所以我们下的功夫很大。

　　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老板告诉我，你的公司如果能撑过第一年，第二年略有赢利，过了第三年，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基本开始赢利了。

　　现在我住郊区，每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会先跑到庄稼地里，让自己冲着太阳照15分钟，我想至少让太阳照着自己，感到我是健康的。每天用精神胜利法去鼓舞一下自己。有的事你不可能都跟朋友说，因为朋友也没有闲情听你说，谁不忙，谁不烦？——后来我就发现每天跟太阳说话挺管用的。特别烦的时候我也会开车到郊区山里头呆上一天，一个人静静的什么都不去想。

　　我现在在回家以后什么事都不去想，我买了一堆京剧带子，只要我一上车我就唱京剧，绝对不让我的精力再放在工作上，绝对一点都不想。这也是缓解压力的好办法。还有就是看书、写日记。

　　我发现，生活和做电视片子一样，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寻找方法、再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坚定的信念是支撑自己的最重要的力量，没有了是非常可怕的。

　　海天相信生活总有一天会真正如他的名字那样，舒心惬意地在阳光下拥抱蓝天与大海。尽管现在，这个愿望和他还有距离。 （本刊记者/丁尘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