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严燕蓉，武汉市广播电视局

　　四、媒介的权力

　　权力的概念不仅可以使我们重视麦氏所忽视的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麦氏所强调的媒介技术的社会推动作用的合理内涵。虽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因为具有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而受到以往学术界的尖锐批评，然而瑕不掩瑜，其理论对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论述还是包含了非常有用的部分：“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可说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 然而，在肯定麦氏关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麦氏将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简单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感官和心理的塑造和延伸，而忽略了媒介影响的其它重要方面。因此，补充和发展麦氏理论要求我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来阐释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媒介的权力。

　　从政治方面来说，媒介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宏观上，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的进化历程。我们把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社会系统内由信息流动形成的权力结构抽象出来，发现社会系统结构的进化公式可以写成：O－A－M－W。 O代表原始采集狩猎社会的权力结构，此时部落成员与部落首领之间对话式的口语传播是主要的传播方式，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从圆上的各点流向圆心，又从圆心流向圆上的各个点；A表示农业社会的权力结构，印刷和书籍的出现把人们的观点抽象化并将人与人按智力功能分成了等级，信息流动就像一个金字塔，权力集中于社会的顶端；M代表着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社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它们分掌的权力相互制约以达到平衡；W则预示了未来信息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因特网为代表的多媒体网络传播为权力的进一步分散提供了可能，多元化取代中心化而成为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权力变迁的过程当中，正是媒介技术推动了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的进化，导致了社会权力的变迁。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媒介自身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控制力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对人具有操纵和控制功能。 阿多诺在《意识形态》（1964）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 具体来说，媒介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左右、对媒介语言的规范和对传播过程的模式化来实现这种控制和操纵，从而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另外，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的操纵还带有欺骗性。通过对现实的美化和幻化，媒介使个人认为媒介宣传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世界，使他们认识不到现实世界的真正苦难，从而在这种迷醉之中暂时摆脱现实。当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时，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变为对现状的肯定，对社会的拒绝反倒被拒绝，本应是媒介主宰的人，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隶。 而媒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的同时，还要让人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与操纵。

　　从经济方面来说，媒介也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首先，媒介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推动力，或曰生产力。有学者认为，现代生产力由三个层次的要素组成：一是基层的物质要素，主要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最一般的实体性要素；二是中间层次要素，指的是附着、渗透于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或者活跃在实体要素之间并且对实体要素潜能的发挥起越来越大作用的科学、技术、教育、信息等要素；三是最高层次要素，主要指起着合理组织生产力职能作用的管理要素等。 因此，作为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技术理所当然也应是现代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之一，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其次，从商业活动的角度来说，媒介也具有惊人的威力。以电视为例，其诞生和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商务节目和广告的出现。在电视技术的推动下，商务活动比以往更为便利，资本运转更为畅通，人们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极大提高。而且，就媒介技术本身而言，它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如电视机的销售利润也是相当巨大的。可见，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会开创一种全新的商务活动并形成一些新的商业行为规范和观念，也将影响人们的经济权力关系，改变资本利益的分配。最后，从全球经济秩序来讲，媒介资本正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全球媒体集团的崛起，由技术差距所引发的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如席勒所说，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似乎永远都无法填平。一旦弱小国家被卷入技术竞赛，它们就难以挣脱不断延续的依赖关系。资金、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匮乏极有可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弱小国家的未来比以往更紧密地拴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上。它们对中心国家的依赖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强了。 当置身于国际财团（与控制传播和文化活动的跨国集团密切相关）的垄断影响下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则会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 到目前为止，全球媒介体系已经被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为代表的9大媒体集团（美国占7家）所控制， 他们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的统一体，他们利用先进的媒介技术进行跨媒体经营，几乎垄断了全球新闻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动，促成了数字化时代的新一轮殖民——“赛伯殖民”，并将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牢牢地置于华尔街和麦迪逊大道的控制之下。

　　从人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媒介更是具有惊人的塑造力。自从媒介技术诞生之日起，它们就已开始了对人们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它们的作为还不是很明显，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塑造的力量越来越大，作用的效果也越来越显著。例如电视，统计数字表明，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工业化国家的公民减少了其他活动而增加了用在电视上的时间。在这些国家里，每天电视的消费时间平均为4小时，在美国更高达7小时以上，而且通常是在晚饭或晚饭之后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在每晚8至11点，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坐在电视机旁，不管电视给他们提供了什么质量的节目，也不管电视给他们传递了什么样观念。除了大众媒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种事物能够形成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同习惯，并同时改变如此众多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不管媒介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而这正是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给社会带来的讯息。然而麦克卢汉将“媒介即讯息”仅仅归结为这一点，而忽视了前面谈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信息。另外，媒介技术能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维，还在于它往往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比如1895年，法国的摄影家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售票放映电影，这一天被看作是电影时代到来的标志。从技术上讲，卢米埃尔兄弟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在众多科学家长期的技术探索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他们把以前只能在“电影视镜”的窥视孔中一个人独自观看的影象投射到了银幕上，供很多人同时观看。但是，这一改变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新的观看方法创造出一种新的传播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奠基。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权力是媒介与社会内在关系的核心。媒介和权力就像一对“舞伴”，媒介相对于经典权力（诸如上层政治权力）来说，是个女伴，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而当媒介将经典权力转化为自身的权力之后，媒介这个东西又成了男伴，相对于其他权力来说处于支配地位。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布尔迪厄提出的“场” 的概念一样：大众媒介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政治场和经济场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政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因此，任何单方向的决定论，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都无法全面合理地解释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因而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一方面，技术决定论将技术视为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唯一因素，无视实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认为技术完全被外在力量所决定，同样也是片面之词。毕竟，人类生活过程中，影响力的来往从来就不是单方向的，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权力因素相互竞争与较量，一起对媒介施加影响；但正如威廉斯所言，这些权力因素“从来不能控制全局，也不能全部预测整个复杂活动的结局；限制之下，总有空间可以转圜，压力之下，存有反抗余地”。

　　对此，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的创始成员之一布里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在其力作《媒介技术与社会》中提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加速器”——“制动器”模式。这一模式最先是由历史学家福兰德·布劳多（Fernand Braudel）在描述历史进步的过程时所建立的。该模式认为，进步的实现就像站在向上的电扶梯里往下走，或者如乐观主义者所谓的站在向下的电扶梯里往上走。这种急动的、抽搐式的进步在传播史上不断重复，正好体现了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权力互动过程。在这一模式中，加速器就是社会需要，它将“原型”（prototype）转化为“发明”（invention），并将发明推向世界——导致发明的扩散。温斯顿将这种社会需要称为“并发的社会必然性”（supervening social necessity）；同时，这里也存在制动器，就是一般的社会制约因素联合起来对发明装置所具有的从根本上瓦解既存社会形态的潜力进行限制。温斯顿将社会决定因素的这种特定集合称为“激进潜力的压制定律”（the ‘law’ of the suppression of radical potential）。 这种矛盾互动体现在技术进步上便是，“先加速，后刹车。技术史似乎包含这两种过程，有时处于快速的连续状态：它将人类的生活向前推进，逐渐在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层次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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