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瑞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新闻专业主任 副教授

　　二、传播社会学学科创立与研究框架

　　传播社会学学科的创立是一个累进的过程，如果要给出一个标志性时间概念，那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批有影响的对传播社会学本体研究的专著问世。早期著作主要集中在英国：丹尼斯·麦奎尔1969年出版《走向大众传播社会学》；腾斯托尔1970年主编《媒介社会学文选》；丹尼斯·麦奎尔1972年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巴勒特1986年出版《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翻译出版）等。巴勒特在其著作中既描述了大众传媒的社会学研究发展过程，又分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及社会环境对大众传媒的影响，还介绍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美国，1986年鲍尔—洛基奇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对传播社会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它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它系统，又反过来受它们的影响。在亚洲，日本学者竹内郁郎主编的《大众传播社会学》1979年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翻译出版），该书既介绍了不同流派学说，又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大众传播过程进行考察，并对大众传播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加以探讨。到1987年该书已再版7次，可见它在学界深受重视。在我国台湾，传播社会学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如1979年杨孝荣出版《传播社会学》，1982年陈昭郎出版《传播社会学》等。在宏观研究的同时，专项研究特别是电视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1969年法国学者卡森奈出版《广播电视社会学》，1985年日本学者藤竹晓出版《电视社会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翻译出版），1993年台湾学者陈光中、张丽华出版《电视社会学》等。

　　9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整合、反思与多元的发展时期，以社会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闻与传播现象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在英国，传播学研究先驱詹姆斯·哈洛伦领导的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就一直以社会学视角进行传媒研究。该中心早在1984年的计划书中就写到：“自中心创办以来，我们就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而非一门学科，因此好多门学科都可以用来了解这个领域。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前者，是本中心最主要的研究取向……” 在世纪末的美国，学者们在回眸百年传播发展史的过程中，也广泛采用了社会学视角。比如，美国出版的《新闻与大众传播》1997年秋季号就以“媒介历史”为专题，从社会学与政治学角度回顾了20世纪媒介发展轨迹；同刊1998年夏季号又以“媒介的社会角色”为题，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问题报道等作了深入分析。可以认为，传播社会学正从一种研究方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传播社会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此类学科的一般特点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揭示和发现新的规律。恩格斯早就预言过边缘科学的产生及其重大作用，他说：“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也说：“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 显然，传播学与社会学具有天然的理论可通约性，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社会学考察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传播学形成的重要基础，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分析传播机制的理论背景，两者的融合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既拓展了传播学理论空间，也为社会学注入了新内容。传播社会学既是一种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源，主要是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特别是应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本身侧重于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发现等，对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等做出描述、分析、评价和提出对策或解决办法。 站在社会学角度看，传播社会学应属于应用社会学范畴。

　　传播社会学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取向，难以界定它的研究边界，只能大体勾勒出基本的研究框架。美国学者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中提出大众传播研究有三个关键词：“一个社会是怎样影响其大众媒介的”、“大众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和“接触大众媒介对人们有何作用”。 台湾学者杨孝荣在《传播社会学》中提出了七个具体课题：一是传播与社会教育，主要是分析传播的社会教育功能；二是传播与社区，主要讨论大众传播在促进都市与乡村发展中所担负和应担负的角色；三是传播与儿童及青少年，主要分析大众传播对儿童及青少年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四是传播与现代化，主要分析大众传播在促进国家和个人现代化过程中所担负的角色；五是传播与家庭，分析大众传播在促进家庭计划推展过程中的功能；六是传播与政治，主要讨论大众传播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七是传播与宣传，旨在研究如何通过设计有效的传播说服模式来提高宣传效果。 无疑这些都是传播社会学应该涉足的研究领域。

　　笔者以为，传播社会学研究应把握这样一些基本思路：首先，传播作为人类创造的独有的文化特质，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传播社会学应该研究人类传播现象的起源、发展与变革的历史过程；其次，传播的产生、发展与人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传播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生态学视角研究传播与自然、社会环境及其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文化传播在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最富有朝气的产业门类，对传媒产品的生产、分配、储存、传递、控制及其消费方式的认识与评价，应构成传播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第四，传播形态的变迁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传播社会学还要特别关注由传播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演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第五，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对传播内容的生产与选择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要求，传播的全球化与民族化既有相融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传播社会学要客观地描述与分析这一矛盾体，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总之，传播社会学是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整体研究，既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也包括新闻传播与非新闻传播；既包括传播对人与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包括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其终极目的而言，传播社会学就是研究传播与人的社会化、传播与人的生活方式、传播与人类文明、传播与国家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运作机制，为促进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做出贡献。

　　三、传播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理论创新

　　在我国大陆，传播（新闻）社会学本体研究相对晚出。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没有传播（新闻）社会学思想。虽然在现代报学理论中没有人明确提出新闻社会学概念，但我们在国人的早期论著中，还是看到了以新闻与社会关系为视角展开研究的情况。这里不做进一步讨论。

　　改革开放后，最早提出研究新闻社会学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他在1981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作专题报告时，就提出了这一研究思路。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中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研讨会，与会者围绕新闻学新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其中，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的“新闻社会学刍议”一文，提出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1990年，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与社会学系联合招收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生，开设了新闻社会学学位课程。1994年，国家教委在“关于填写中国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办学水平评估方案的说明”中提到：“专业选修课指新闻学的边缘学科（或科际学科）课程，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社会学（传播社会学）……。”这一文件性表述说明，作为一门学科，新闻（传播）社会学正式进入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高等教育的视野。

　　80年代中国传播（新闻）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采用社会学实证方法所进行的公众调查和对传播与现代化研究。1985年，江苏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张学洪主持完成了《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该项目着重考察了新闻传播对江苏农民思想现代化的影响，这是采用社会学方法开展新闻社会功能研究较早的一个行动。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电部组织了《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揭示了不发达地区农民和发达地区农民思想观念差异与广播电视普及率的关系，提出了加强不发达地区广播电视建设的建议。同年，列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科研课题的《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七五”、“八五”期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趋势与对策》，则是学术界一次全国性大规模采用社会学方法的应用性研究。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传播领域中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由近40个子课题组成，内容涉及媒介状况、受众心理、宣传效果等多个方面。1993年，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裘正义的《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此书集理论探讨与应用性研究报告于一体，为传播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1994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邵培仁、陈建州主编的《传播社会学》，这被认为是我国内地第一部概括性地探讨传播社会学学科体系的专著。

　　近些年来，国内传播（新闻）社会学论著相继问世，海外著作也陆续介绍进来，呈现出繁荣的学术景象。除前文提到的外，还有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颐《新闻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汪天云等《电视社会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胡申生等《传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未直接冠以社会学名称的论著或专题性研究更是丰富多彩，如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等。这些论著为开展中国传播社会学研究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中国传播社会学发展既是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向；由“老五性”（阶级性、党性、战斗性、真实性、群众性）的一元政治化向政党理论、新闻规律和市场法则探索相融合的多元视域转向。传播学理论研究也在一波三折中由系统译介西方理论，开始向主体建构的本土化方向发展。自1982年学界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原则后，自主创造就成为中国传播学人的学术追求。但总体上讲，我们在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有研究者在分析不足时指出，我们的理论研究在结合新闻传播现实方面还不够紧密，新闻学理论建设有待进一步突破经验化的描述性研究模式，提高理论含量。还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研究方面，中国1990年代末的研究水准大致仅相当于西方60年代初期。 当前与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发展，应围绕如何突破传统研究视野，建构新的理论研究框架而展开。传播社会学有助于新的学术研究路径的开拓，它对推动有国际影响的传播学中国流派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传播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立，也是社会学特别是应用社会学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作为传播社会学母体学科之一的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经坎坷，改革开放以来从零做起的社会学研究，在追赶世界的过程中正逐步缩小差距。但总体而言，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迄今为止我们还处于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力图运用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进行实证研究的阶段。许多分支社会学学科也相对薄弱，跟不上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实际需要。在发达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分支社会学学科已有167个细目，而在中国尚不过二三十个。 值得注意的是，由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创建的传播学在引进中国时，最先接触的多是新闻学者而少有社会学者。目前，传播社会学在中国尚未构成严格意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这与社会学者对传播研究的长期缺席不无关系。当然，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只有更多的社会学者积极加盟传播社会学研究，才能加速其发展，并可弥补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不够发达的缺憾。

　　从社会现实看，进一步发展传播社会学研究也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处在媒介化生存状态之中，媒介构筑的虚拟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与社会的深层互动日益彰显。大众传媒在带来全社会信息共享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如媒介暴力、媒介诚信危机、数字化鸿沟、网络成瘾综合症等。社会实践提出的与大众传播相关的现实问题，需要新的理论诠释，需要新的策略应对。传播社会学作为一门诊断和防治社会传播疾病的“社会医学”和“社会工程学”，要秉承社会学以介入生活、改良社会为己任的实践传统，把与传播相关的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预测、社会预警、政策设计和社会批评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