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仇学英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二、影响乡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几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贵州、云南、广西几个边远乡村调查点的实证抽样、观察、访谈等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调查分析，可看出农村改革与农民地位变化的现实，无论在社会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方面，都对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态度正随着政府职能变化、农民自组织发展、教育文化的提升、传播环境改变所带来的传播行为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的进步，反映了西部乡村民主发展水平的进程。课题研究显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几个很重要因素的是：

　　（一）体制因素；（二）经济因素；（三）教育文化因素；（四）大众媒介传播中介因素。

　　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提升对西部乡村建设小康社会民主进程的理性认识。只有深入分析农村改革所带来的这些重要因素的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而提出促进今后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

　　（一）体制性因数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上的目标就要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次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进入21世纪，中国西部乡村的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乡村社会分层、政治交往、政府与农民的相关性（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农村组织等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都是改变着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源，是影响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人民性，政府是全体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管理者与组织者。建国后，党的几代领导者都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都着眼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保持农村的稳定。过去与现在不同的是，过去过分强调平等为社会主义本质，对以物质利益调动农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注意不够，而平均主义越演越烈的结果却是政府的全面行政干预，公社的政社合一。农村民众全依赖政府，虽然被动员性质的政治参与程度极高，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却受到严重压抑，这时的农村政治稳定也是影响和阻碍发展的迟滞性稳定。乡村改革就是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民众，还权于民众，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农村民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把权利下放到基层、下放给农民是最大的民主，这是中国农村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

　　改革使乡村权利过分集中及功能混同的政治结构开始分化，走上了“乡政村治”的道路。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基层普选范围的扩大以及乡镇人代会制度的日益正规化等，均表明农村民主化程度的明显提高。西部乡村民众和全国农村民众一样，在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度和政治独立性，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增长。

　　总之，农村政治结构，体制设置及运作程度的新变化，正持续改变和提升着西部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西部乡村传统的阻碍发展的迟滞性政治稳定正向动态的发展性政治稳定转变。

　　（二）经济因素 农村改革的最显著成果就是还权于农民，这就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使政社分开解决了土地问题，政企分开解决了乡村企业管理问题，实现了村民的真正共同所有，农民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和收益分配的关切度，体现了农民在经济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地位，也是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是一个事关农民地位和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实行家庭联产经营承包制后，由于农村权利和利益的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原来的功能单一的组织开始弱化，但农民权益的维护和争取依然依赖农民以外的集团和个人，这样就难以防范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也难以抵抗来自各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这个问题在西部贫困乡村显得更为突出。因而，充分重视发展西部乡村中各种自组织，健全乡村自治必须的各种核心渠道，提高乡村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乡村民众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对话地位，使村民权益的维护和自身保护有其合法的组织和代表，村民意愿的上达有其特定的制度化渠道。可以说，乡村基层自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党和政府联系乡村民众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在西部乡村出现的各种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种连接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它们既可代表村民与政府沟通，保护村民的物质利益，又可协调村民与政府的关系。它们虽然是经济组织，但却培养和锻炼了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力。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政府对此加以政策引导，市场指导，提供信息等，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作为民众与政府的中介，以集体实力影响政府行为，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和实践依据，影响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并为组织利益与政府对话。在西部乡村，经济政治民主化气氛已潜移默化的孕育了民众主体的参政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了当代农村社会网络，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落实政策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完成的，利益不但可已解释西部乡村现行活动，更成为西部乡村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和他们的经济生活与经济活动已呈密切正相关关系。

　　（三）教育文化因素 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政治参与兴趣不一定成正比，但却影响着他们政治参与的水平高低，决定着农村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低教育程度者在政治参与中常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对现有复杂的政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西部乡村民众文化素质较差，视野狭窄，民主知识贫乏，对国内外政治发展信息知之甚少，甚至连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新时期有何变化亦不了解，即便是参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我意识的结果，这也是当今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自发性、非体制性比例较大的原因。 在西部乡村，由于理性的缺乏和对现代文明的无知，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仍深受封建的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和制约，自我意识极其淡薄。

　　总之，教育程度低所形成的文盲或半文盲往往又是科盲、法盲、和政盲，他们无所谓参予意识，也无所谓政治态度、价值观，这是20世纪末期西部乡村的普遍事实。随着西部乡村变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进步，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加大了对西部乡村普及教育经费的投入，近几年来，广大乡村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以调查点贵州为例，乡村51岁以下的青壮年非文盲巩固率比例要求达到95%以上） ，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自主性政治参与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课题调查分析显示，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四）大众媒介传播中介因素 当今，在广播电视终端设施已入户的村庄，公共信息

　　传播方式有四类：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体传播。这四类信息传播方式中，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公共信息传播方式自然是组织传播和大众媒体传播，而普遍广泛存在于民众的传播方式仍是人际传播。通常，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往往体现在村民大会和村民自组织的层面，而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传播却广泛的体现在个体和家庭之间。

　　大众媒介新闻信息传播把商品化浪潮推进到西部乡村，社会商品经济信息和商品经济实践信息的熏陶比任何空洞的政治灌输都更能促进传统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影响下不断变革，大众媒介传播的平等竞争、自主选择的市场经济信息在客观上潜移默化地培育强化着农民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这就促进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政治参与的活跃，就更进一步把这些意识政治化。

　　无可置疑，媒介传播的有效信息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改革的信息资源。以上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经济性、教育文化等种种重要因素都要通过传媒信息中介因数来进行强化性传播，来达到其更好的劝服、接受效果。在西部乡村，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乡村政治社会化由意识形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的重要信息中介和推动力量。课题研究分析显示，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是推动西部乡村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观念和行为转化的重要信息中介。

　　三、调查点民众政治态度是否受民众本身基本资料和其传播行为的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四点实证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l 调查点民众对于村委会角色的评价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l 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和对选举人民代表角色的评价受五个因素的影响（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二项传播因素），所有的显著的结果均为正方向，也就是被调查民众中年龄越轻，教育程度越高，能讲普通话者，接触广播、电视、报纸媒介者，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越积极。

　　l 被调查民众对于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公共事业措施的评价有六项均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亦就是说，年龄越轻、教育程度越高和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政府帮助地方发展的措施越赞同；越接触广播媒介、电视媒介及人际传播形态的民众政治参与态度越积极，均认为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对对地方有益。

　　l 被调查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有六项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亦就是说，年龄越轻，教育程度越高、具有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越多；越接触广播、电视、及人际传播型态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也就越多。

　　l 从“贵州威宁三个村广播电视普及情况的比较”来看，在调查“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入户率较高的乡村（如嘎利村）的过程中，调查者切身感受到此村的大众传播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村里电子传播入户率已达到了100%。大众传播开拓了村民的公共信息交流空间，村民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有相当的关联性与交融性。比如，嘎利村几个五、六十岁的村民就与调查者自然地交谈关于“嘎利村畜牧业发展与WTO的关系”、“国家退耕还牧政策与村庄的发展”等话题，话题信息源大部分都来源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而在“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入户率较低的村庄，大众传播环境的改变就显得比较迟缓，公共信息交流的空间也较狭隘，人际传播型态也显得较封闭和传统，村民对政治新信息的认知度和政治参与态度都较薄弱；在广播电视入户率为零的地区，信息交流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屏障，村民对政治新信息的认知度和政治参与态度都极其不显著。

　　经济收入与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环境所形成的“马太效应”应引起重视，如何实施“超常规”的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发展战略，加大对西部贫困乡村电子传播终端网络设施的投入，打开西部极贫困乡村公共信息传播的空间，这是在西部乡村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总之，从以上的主要分析研究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政府最近几年在调查点推行的帮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已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轻，有一定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其政治参与的态度越为积极。

　　2，研究发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比较多的民众其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对促进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人际传播型态对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有二次再传播的积极效应。

　　3，此项研究，可以推论：在西部乡村地区，欲使民众广泛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众传播媒介是一项很有效的媒介，应充分重视其传播功能的发挥和媒介的有效传播。

　　4，进一步普及、加强和完善西部乡村大众媒介信息的传播网络，不断提升大众媒介的

　　有效传播。这是加快西部乡村民主化进程，培养提升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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