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乡村的大众媒介传播和农民政治参与　　

        作者：仇学英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系教授

　　内容摘要：农村改革的发展与农民地位不断变化的现实，无论在社会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上，都与农民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有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对政治信息的关注和政治的参与行为与接触大众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的多少密切相关。当今的农民大多是通过对新闻传播的信息的获取来认知社会发展趋势，进一步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其政治参与行为已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强制被动接受发展到利益型参与的自觉接受。农民的政治参与正随着政府职能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农村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农民自组织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关注和疏通西部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西部乡村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新闻信息传播具有基础性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普及、加强和完善西部乡村的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终端网络，是西部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西部农村 社会变革 新闻传播 网络建设 农民政治参与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农村的信息弱势问题高度关注，积极推进了各种开发建设性的措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终端设施入户率在边远贫困的西部乡村虽然至今还有较大的空缺，但政府为改善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环境的各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的政策性改革措施和促使西部乡村民众逐步向“现代化前进“的积极战略，已在大众传播环境渐进改善（即”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地区显现了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贵州大学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贵州、云南、广西等省较贫困的七个乡村进行了跟踪性调查（因受经费制约，调查省份范围有限），积累了一定的研究资料。虽然调查所获得的基本资料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整个西部地区乡村的普遍现象，但就其反映的内在本质来说，应该具有基本的共同性。本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发现西部乡村民众对于政府大力推行的各种改善西部乡村民众生活，促使乡村民众向现代化前进的措施的评价，以及这些民众在接受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环境中，现有的传播行为与其政治参与态度的进步。

　　本研究试图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因素与村民个人基本资料的关联性调查分析、村民个人基本资料与政治态度因素关联性的调查分析，对西部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与其政治参与态度的关联性和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研究性论述。

　　一、西部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与调查对象个人基本资料和调查对象政治参与态度关联性研究模式

　　这几年，大众媒介信息传播随着“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在西部乡村的积极发展而不断的改变着各地乡村的传播环境，西部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也随着环境的更新变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西部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态度（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对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对村委会选举角色评价、对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对国内政治了解程度、对国外政治了解程度）定受到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外出务工经验）和媒介接触经验（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和人际传播）的影响，在个人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因素间亦有关联性。

　　本研究期望发现，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是否会影响到西部乡村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态度的转变。由于西部乡村民众传统的生活型态，亲友和邻居交往十分的密切，这种密切的人际传播型态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的影响是否会受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影响而发生转变？这也是本研究所要发现的。　　本课题采取观察、访谈等定性调查与间隔抽样实证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者在贵州威宁嘎利、江口腊寨、云南昭通麻其、广西崇左县果怕村等几个广播电视入户率达50%以上的村庄近600户人家中，抽选出样本200户，每户访问一人；又在贵州威宁石门槛、赵山村和广西崇左县板乐屯村等广播电视入户率不足15%的村庄近400户人家中，抽选出样本130份，每户访问一人，年龄在18岁至55岁的成人为访问对象。有效问卷共300份，完成率为81%。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主要分成以下三类问题：

　　（一）个人基本资料分析性信息

　　1、性别：分成男女两类。

　　2、年龄：分成40岁以下和40岁以上两类。

　　3、教育程度：由于西部贫困乡村一般民众教育程度很低，分成识字和不识字两类。

　　4、普通话能力：分成会讲（听得懂）和不会讲（听不懂）两类。

　　5、外出务工经验（指劳务输出）：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二）传播行为因素分析性信息

　　1、电视因素：分成有和没有接触经验两类。

　　2、广播因素：分成有和没有接触经验两类。

　　3、人际传播因素：分成有和没有与别人交换意见两类

　　（三）政治参与态度信息分析

　　1、对村委会角色评价：研究问卷为“你认为村民的意见对村委会决定要办的事有没有影响力？”作为对村委会的角色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2、村民代表大会角色评价，本研究问卷为“你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建设是否有益？”作为对村委会的角色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3、对自身权利意识评价：“参加村委会选举是有关自身利益的大事。”作为对自身角色评价，分成同意和不同意。

　　4、对自身权利意识评价：“选人民代表是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作为对自身角色评价，分成同意和不同意。

　　5、对政府帮助发展本地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本研究问卷为：“政府帮助改善本地的交通条件，帮助发展本地经济的有关措施，对你有没有好处？”作为对政府发展本地公共事业措施的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6、对国内外政治信息关注 ，本研究问卷为“党的十六大选举了哪些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是谁？”“党中央书记是谁？”“国务院总理是谁？”“美国总统是谁？”“你知道美英盟军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吗？”作为对国内外政治信息关注的角色评价，分成关注和不关注两类。

　　本研究由于受样本和问卷内容的限制，应用百分率和卡方分析方法来分析有关资料，C值来测度个人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联性。 （为论述简洁和不占用更多的篇幅，有关具体详细的细节性资料分析表格就不在此一 一表述。）

　　（一），调查点民众传播行为与个人基本资料关联性分析

　　本研究样本男性较多，占68。75%，40岁以上较多，占53。19%，教育程度中识字者较多，占56。25%，而普通话能力在调查点共有57。45%的人听得懂普通话和能说（程度不高）普通话。调查资料显示，共有60%的人有外出务工经验。这项资料显示，在偏远的西部乡村社会，传统的闭关自守状况已被打破，与外界的交往趋于密切。

　　调查点民众最主要的传播行为，仍以人际传播为主，有87。5%的民众具有这种人际传播行为；其次是以接触广播媒介为主，有70。3%的民众接触过广播媒介；在其次是电视媒介，亦有50。1%的民众接触过电视；而只有18%的民众阅读过报纸。

　　电子媒介终端设施入户率在50%以上和在20%以下的乡村调查点农户家庭的调查资料信息分析汇总。

　　1、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传播行为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其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型态没有显著的差别。

　　2、年龄因素上，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在接触广播媒介和电视媒介上有显著差异，而接触报纸媒介和人际传播型态并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说，年龄大小在读报习惯上均偏向于较少看报。

　　3、教育程度与广播、电视、报纸、人际传播等传播行为因素均达到显著的程度。教育程度为识字者的民众均有看电视、听广播的经验；有32，1%的民众有阅读的经验。而不识字者却有62。9%无看电视的经验，有53。28%的民众无听广播的经验，有78。9%的民众无阅读的经验。79。5%的识字的民众在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上有58%的内容信息是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过的信息。

　　4、普通话能力上，细节资料显示，能讲普通话的民众有89。9%均有看电视的经验，而不能讲普通话的民众看电视者只占37。2%，而且接受的信息较少。由此可见，普通话能力是西部乡村民众收看电视的影响因素。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97。5%的人具有收听广播的经验，而不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只有28。3%的人有收听广播的经验。由此可见普通话能力具有促进民众收听广播的功用。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有45。3%的人有阅读报纸的经验，而无讲普通话能力的民众中，仅有10。2%的民众有阅读报纸经验。

　　5、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验与传播行为因素密切相关，外出务工的民众普遍都有接触电视、广播的经验，其中有30。2%的人有阅读报纸的经验。

　　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传播行为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其接触电视、广播和报纸媒介的型态没有显著差别。在年龄因素上，四十岁以上或以下的调查点民众接触电视和广播媒介有显著差异，而在接触报纸媒介和人际传播型态上并没有任何的差别，也就是说，年龄或大或小在读报习惯上，均偏向于较少看报。普通话因素与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有显著的关联性。在人际传播型态上亦不受年龄因素的影响，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年龄因素、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外出务工经验等个人基本资料与电视及广播接触型态有显著的关联性。

　　（二），调查点个人基本资料与政治态度因素关联性分析

　　1、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其衡量政治态度的前四项问题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对国内外政治信息了解程度上就有较大差异。63。2的男性对国内外政治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76。4%的女性对国内外政治信息基本上不了解。

　　2、年龄大小的差异，在四十岁以上或以下的民众，仅有两项政治态度评价与其无关。也就是说，无论年龄大小，都偏向于认为村委会的功能十分显著，政府对乡村公共事业发展措施对民众有益；但对村民大会角色评价、村民委员会选举、人民代表选举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等几项问题的看法上就有显著的差异了。细节性资料显示，四十岁以下的调查点民众有94。65 %认为参加以上三项政治活动是自己享有的权利，对地方建设有益，有83。2%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有一定程度了解；而四十岁以上43。7%的民众却认为是否参与以上三项政治活动对自己和地方建设毫无助益，并只有15，3%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3、教育程度因素与两项政治态度因素没有关联性，即识字与否的民众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和政府发展乡村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而对参加村民大会角色评价、人民代表选举和国内外政治信息了解等几项问题的看法上就有显著差异。识字民众中有4。3%不同意参加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益自己和地方建设的功能，而不识字的民众中却有57。14%的不同意参加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益自己和具有地方建设的功能。识字民众中有72。4%比较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而不识字民众中却只有3。1%的人了解一些国内政治信息，了解一些国外政治信息的民众比例为0。5%。

　　4、在普通话能力因素上，仅有两项与政治态度因素没有关联性，即调查对象能讲普通话与否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和政府发展乡村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而对村民大会评价、选举人民代表评价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等几项问题的看法上有显著差异。93。56%的能讲普通话（听得懂普通话）的民众认为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角色具有地方建设的功能，72。1%的民众比较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而56。2%的不会讲普通话（不太懂普通话）的民众却不同意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地方建设的功能，了解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的民众比率为3。2%。

　　5、97。5%有外出务工经验的民众都与表中几项政治态度因素有显著正相关；而没有外出务工经验的84。6%的民众与参加村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选举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三项因素的关联性并不显著。

　　以上各项分析显示：个人基本资料较为进化，如男性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能讲普通话，曾有离开本土外出务工经验的民众，其政治态度都趋向于积极性；反之则为消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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