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崇山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三、治理理论对受众参与的启迪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张由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合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管理模式。这不仅为政治学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能为受众参与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环境。

　　“受众（audience），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报刊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网络网民的统称，是指一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受信息的人。不论是国家元首、党政领袖、社会名流，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只要是从大众传播媒介接收信息的人，都称为受众。” 我们把治理理论引入新闻传播领域，就是要尊重受众在新闻传播领域里的主体地位，调动受众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性，吸引受众参与新闻传播的全过程。

　　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任务，就是“要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 早在半个世纪前，我党就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人民广播人民办”的方针，广泛动员受众参与新闻传播活动。所有新闻机构都设立了群众工作部，负责同受众的联系，真诚为受众服务，如处理受众来信来电来访，发展和培养通讯员，开展评报评节目等活动。有些新闻机构还硬性规定记者每月的工作量中，必需组织若干篇通讯员稿件或来信，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能通过媒体公开表达出来，形成正确的舆论。

　　但是，极左路线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控制，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受众参与的优良传统。50年代中期，“在办报指导思想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重灌输轻反馈，重指导轻服务，对读者调查、读者研究、读者服务工作还未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一九五七年左倾思潮泛起之后，报界原有的对读者和读者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遭到错误的批评。‘读者需要论’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不少撰写编发批评稿的记者、编辑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读者来信’专栏自此从报上销声匿迹。偶尔出现，不是拼凑起来作点缀的应景文章，就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特地组织来的‘来信’。广大读者实际上丧失了通过报纸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五十年代前期各报在工农积极分子中建立的通讯员队伍，一九五八年后很多被‘官办’的‘通讯组’、‘报道组’所取代。‘通讯组’、‘报道组’的任务实际上是以稿邀功，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改为‘红卫兵战地’、‘工农兵战地’，成为他们强奸民意，打击革命干部、镇压革命群众的手段之一。” 新闻机构的群众工作部也成了惩罚编辑记者的“劳改营”。

　　80年代经济价值观的引进，新闻媒体将“社会公器”据为私产，出现了有偿新闻的怪现象，“你想登稿吗？拿钱来。”于是把受众的来信来稿拒之门外，即使要刊用通讯员来稿，见报时也要在通讯员的名字前署上记者或编辑的名字，公然侵害受众的知识产权，由此极大地打击了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新闻媒体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一些虚假新闻却因为有金钱做后盾，不时出现在媒体上，欺骗受众，误导舆论。如果能借鉴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强受众对媒体的监督，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纠正。

　　治理理论对受众参与的启示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⒈治理理论有利于受众投资媒体

　　治理理论主张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同政府一起管理共同事务。改革开放的20余年来，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已经打破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民营经济的勃起，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促使政府从包揽一切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民间组织逐步有所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如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但在新闻传播领域里，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尚待释放，主要是新闻观念需要有所突破。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在“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创办报刊”的问题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相左：在接受调查的472名政协委员中，有55.9%的人赞同，无党派委员赞同率高达73.7%，比民主党派委员（赞同率为67.0%）高出6.3个百分点，比中共党员委员（赞同率为41,7%）高出32个百分点；而在接受调查的1542位人大代表中，有60.1%的人持反对态度，党团员代表的反对率为67.3%，比无党派代表（反对率51.2%）高出16.1个百分点，比民主党派代表（反对率46.3%）高出21个百分点。 能否在15年后的今天再作类似调查，看看代表委员的新闻观念是否与时俱进？

　　其实，在共生共长的人类社会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都有各自的要求和主张，与其“堵”，不如“疏”。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让大家都享有经营媒体和使用媒体的权利，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不同的意见可以通过讨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抑恶扬善，净化社会风气，达到真正的社会稳定。比方说，社区发展是今后的一大趋势，能否考虑允许社区居民集资创办投入少、见效快的社区广播电台？设想社区广播电台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本社区的公共事务，表彰本社区的好人好事，活跃本社区的文化生活，建立本社区的公共秩序。用新闻信息穿透水泥森林的壁垒，使社区居民相互交流、沟通、理解，化解本社区的各种矛盾，增强彼此件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促使居民素质提高，社区环境安定。处于基层的社区稳定了，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才有保证。又比如能否鼓励民主党派创办报纸？民主党派创办报纸，将有助于扩大和完善民主统一战线，加速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更有利于加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舆论监督，使执政党少犯甚至不犯错误，造福于全民族。总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或个人合作发展新闻事业，形成媒体格局的多元化，利大于弊。

　　⒉治理理论有利于受众参与的法治化

　　治理理论主张要有权威，但治理的权威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而主要源于公民自愿原则下的认同和共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自公民的认同和共识。

　　“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原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的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权利。” 新闻立法的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在新闻领域里的平等自由权利。1988年的调查表明，对新闻立法目标表态的1267位七届人大代表中，有82.2%的代表认为“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而在对此题表态的393位七届政协委员中，持这一看法者占到83.3%。同一项调查还表明，对新闻法的产生过程，“有88.2%的七届人大代表和88.5%的七届政协委员赞同《新闻法》草案应通过新闻媒介公开讨论。” 尽管这是15年前的调查数据，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最近结束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异口同声称赞公开立法的好处，盛赞通过媒体等多种群众性讨论制定的新婚姻法，为公开立法积累了经验。《新闻法》是关系到全体人民传通权益的法律，有最广泛的受众参与公开讨论，集思广益，保证立法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将来执行起来也容易畅行无阻。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讨论《新闻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全民最好的媒介教育。在广大受众“认同和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闻法》，才能得到认真贯彻，既规范新闻从业人员和受众的行为，也规范政府行为，确保宪法规定公民可享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真正落到实处。这样的法律才具有实际意义的权威。

　　⒊治理理论调动受众参与的主动性

　　“治理的核心是‘公民社会’”，“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新闻传播业要有持续的发展，必需有受众的参与。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看到了受众参与能给媒体带来实惠，也开始重视受众参与了，先是组织受众参与娱乐性节目，继而邀请受众参与谈话节目，有些媒体开始向受众开放新闻节目。而传播技术的普及，也为受众参与提供了便利条件。2002年10月8日，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节目推出一个新栏目《晨间看点》，其主打板块《分享》，让百姓用家庭DV摄像机拍新闻，每天都有热心观众把自己拍的新闻和故事送到栏目组。有两年拍龄的老崔说：“新闻不只是记者能拍，百姓有DV也能拍。好多新鲜事发生就那么一会儿，再叫记者来没准儿就没了。既然自己有机子，干吗不拍下来？”他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发现了老城砖，专门拍了一个片子，有全景，也有特写镜头，呼吁文物部门和市民保护古文物，显示出受众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尽管这个节目的拍摄很并不专业，但它来自生活，来自自然，很符合观众返朴归真的心理。编导邵晶说：“杨震，一个从可可西里拍回了13盘DV的人。杨震拍的一个镜头给我印象很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保护站的队员们在雪地上尽情地唱歌跳舞，所有的人都带着一种近乎孩子般纯真的表情。在杨震的DV里，这些队员把巡山时苦中作乐的豪气流露得异常自然生动。”杨震曾4次独身进藏，参与清扫珠穆朗玛峰的垃圾，做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志愿者。 可见，恢复和扩大受众参与的范围，才能真正把“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落到实处，把报纸、广播、电视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而且还有效地降低了成本。

　　“持续的互动”是治理理论的特点之一。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充分发挥广播“快”的优势，开通短讯连线，广泛吸引听众参与对这场战争的讨论，到4月13日止，已收到听众主动发来的短讯逾50万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主任王晓晖说：“伊拉克战事是目前举世瞩目的大事，运用短讯连线的方式让听众表达自己的看法，言简意赅，态度鲜明，占用播出时间不长，互动成本低而效果好。”真可谓是受众参与的一种创新，为受众参与开辟了新的渠道。

　　然而，目前我国受众的参与意识还不很强。据美澜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为福建泉州人民广播电台作的听众调查显示，参与过该市电台活动的听众仅占16.3%。听众中有8.8%的人“给台里打过电话、参与热线联系”，8.2%的人曾经建议亲朋好友收听该台广播，4.1%的人“写信或发E-mail反映问题”，1.9%的人“提供过新闻线索”，0.4%的人“帮助电台联系广告”，0.4%的人“接受过该台记者的采访”，“亲自到台里访问”和“参加过该台组织的知识竞赛”的人各占0.3%，还有0.3%的人与电台有过其他交往。但是，“从未想过要同电台交往”的人占到67.9%，“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和电台交流”的人占到9.6%，“有过这些想法，但不知怎么做”的人8.3%，合计从未与电台相交过的听众高达83.7%。

　　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原本公民都应该拥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权力，但由于我国政治民主制度不完善，受众缺乏参与的自觉，也没有很多参与的渠道，受众参与程度低不足为怪。要想改变现状，新闻媒体的决策者要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恢复和加强受众工作部的工作，开展多样化的活动保持同受众的联系，为受众提供更多参与的机会和条件，广泛吸引受众积极参与新闻传播活动。

　　四、结语

　　党的十六大发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号召，这是需要动员全民为之奋斗的目标。要让百姓认识到这个目标同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从而行动起来齐心干，也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而借鉴治理理论吸引受众参与，将促进媒体和受众的互动，既丰富了媒体的宣传报道内容，促进新闻事业发展，又在互动的过程中，提高了受众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强和巩固了媒体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