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3日，于光远、任仲夷等长者，廖冰兄、袁伟时等艺术家和学者，以及来自广东各个界别的年轻的专业人士们在广州举行集会，共同见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民间社团──广东人文学会的诞生。这个共同价值观就是人文主义。

　　什么是人文主义?简言之，就是把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学术、道德等等，还原、归结到一个大写的“人”上面，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一切以人作为最终的目的。广东人文学会的宗旨，就是大家尽一介公民之力，弘扬和实践人文主义。在会上，袁伟时教授就简捷地将人文主义概括为两句话：“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的眼睛没有权利直接认识世界的本质，只能通过神的眼睛，于是神和神的各种代理人就成为人间的绝对主宰。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就是通过人的眼睛而不是神的眼睛来看世界，从此世界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成为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人的价值和权利高于一切。

　　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指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人道的精神。但从中国的传统历史来看，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是先天不足的，在人与人的权利关系上，是非常不平等的。汉字中的“人”字，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小篆，都表现为一个毕恭毕敬、鞠躬如仪的侧面人体。这些古代的人谨小慎微地面对谁呢？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古代的君王是不能降贵纡尊地被称为“人”的，他们是天之子，龙之子，神之子，而不是人之子。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人”是对于臣民的一种称呼。在古代汉字中，“民”的地位就更低了，是奴隶的意思，它是由一只被刺瞎的眼睛演变而来──刺瞎一只眼睛是为了更好地辨别谁是奴隶，而保留另一只眼睛是为了让奴隶能够继续工作。

　　所以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人”还是“民”，都是指一群地位卑下的、不自由的人。这就使中国古代的道德学家、仁君贤臣们如何提倡“爱民”、如何提倡“民为贵”，都无法使人民真正挺直腰身，无法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境界。所谓“爱民”，完整的说法是“爱民如子”，体现的仍然是“我是你爸爸”的霸道逻辑，体现的是人生而不平等的现实。

　　在中国一些地方，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仍是属于稀缺性的资源。麻木、冷漠、屈从、委顿、放弃追问的权利，构成了人文主义的危机。

　　人之权利、人之提升，是人文主义事业的两项重大使命。当前弘扬人文主义应当有一个可操作的、起统率作用的重心，这个重心就是人的基本权利。人文主义的起点，也正是人的基本需求或基本的人性需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中国还陆续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半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严肃地提醒我们：关于人人无差别地享有公民权、政治权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我们还有许多欠缺的工作要做。

　　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文主义，是爱自己、爱智慧、爱人类的结合，而爱自己不仅仅是指使自己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也包括对自己的改造和提升。人文主义者既关注如何完善、提升社会，也关注如何完善、提升个体。在这两方面，没有宏大主题和微小主题的区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些畸形的变革，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变革者把自己与被变革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绝对地二元化，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和完美的，需要变革的只是那些作为变革对象的“敌人”和“他者”。肇源于广东的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批判满清恶政，却对自己的狭隘、内耗、专制、盲从毫无自省和批判意识，这个运动最终并没有成为时代先进方向的体现者。所以，人文主义者不能泛泛而论人文关怀和变革社会。变革者和批判者首先要有变革自身、批判自身的意识和勇气──欲人文社会，必先人文自身；欲人文他者，必先人文自身。

　　广东人文学会是一个关注“人之权利”和“人之提升”，关注社会之完善和个体之完善的公民社团，是一个持有共同价值观的朋友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工作的平台。这样的社团有着共同价值观但捍卫每一个成员自由思考、自由争辩的权利，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以人为本”，正在成为中国主流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中国新的政治文明，也将是以人为本的政治文明。同时，人不仅是目的，也应当是主体，社会的真正进步，应当寄希望于千千万万有着正常欲望、有着精神追求、渴望过健康快乐生活的普通民众。希望有更多的人从繁忙的工作中抬起头来，从卑微的生活中直起身来，奉献出你们的热忱，发挥你们的才智──为了“人的中国”。■庄礼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