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

　　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有论者提到亚洲的人口比欧美国家的人口年轻，这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一个洲的人口何以比别的洲的人口整体上要年轻？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这个洲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比较高；二、这个洲50岁以上的人难以高寿，而10岁以下的儿童又容易夭折（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和有战乱的地区），从而使总人口看上去比较年轻化。

　　以人口的高出生率来获得“发展的优势”，这不像是21世纪的观点。当然这也不是论者的本意，论者的本意是指，人口年轻化是亚洲欠发达的现实处境所造就的一个“意外的优势”。之所以说是“意外”，因为亚洲有36亿人口，整体上人口负担过重，已经妨碍了亚洲的经济增长，降低了亚洲人的生活品质，并且恶化了亚洲的生态环境。

　　反过来说，人口庞大、积弊重重的亚洲所取得的任何一个进步，都将是世界性、历史性的事件，亚洲的繁荣将使整个地球都会变得轻松一些。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明智地提出亚洲的发展必须是共赢式的，应当建立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彼此提携的地区发展观。但我以为，这种共赢观仅仅是国家的共赢观，而另一个不应当被忽视的主角──亚洲人民，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贫困的人口在论坛中却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我所理解的“亚洲共赢”，不仅是国家的共赢，也应当是人民的共赢，亚洲人民应当成为亚洲发展成果的真正主人。如果亚洲的发展伴随着的是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恶化，以及人民的声音无从表达和国家间敌意的增长，那么很难说亚洲实现了“共赢”。

　　从此次博鳌论坛的“出席嘉宾”构成来看，主要是政坛要人、富豪显贵，普通民众的代表、普通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一件近事：作为马来西亚大专青年协会的海外顾问，我在9月底与马来西亚的郭义民律师有过一次接触，他说他将在10月初到马尼拉出席“东盟人民大会”。这个大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参加者也基本上是民间组织的代表。他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在10月上旬巴厘岛东亚首脑和部长们聚会之前，宣布东盟人民所关心的议题，并要求这些议题成为巴厘岛会议的正式议题。换言之，高官们的议题应当是由人民来确立的。那么人民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他们自己应当先开一个碰头会，并且，他们还应当有常设性的自由表达意见的种种机制。

　　当然，博鳌亚洲论坛也号称是民间性质的，也要为在职的高官们确立议题的，论坛的组织者也都是民间身份（当然，他们多数是退下来的各国高官）。但是从论坛的发言情况来看，论坛的民间属性还是不够明显。发言者中也有不少是来自私营企业的成功商人，他们是否就意味着“民间”呢？真正的民间，是既非政府、也非私人企业的“第三部门”，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性民间组织，以及种种独立的、积极的个人。博鳌亚洲论坛既然在其章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非官方、非赢利”属性，为什么被奉为上宾的要么是高官，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这是论坛应当改进的地方。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博鳌亚洲论坛不仅仅应当探索面对全球化亚洲国家应当怎样发展，还应当认真思考亚洲在世界上的价值所在，或亚洲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为世界提供“工业产品”，还应当在人类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为世界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当然，不是拿一些故作高深、糟粕性质的传统冷饭来贡献给世界。我是说，亚洲人可以在坚持自己传统中尽管不多、但是可贵的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努力思考和发挥创造力，以人民和人性为轴心来探索人类适应这个剧烈变化世界的恰当方式，并将自己的探索成果贡献给世界。

　　亚洲的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内心深处有着高贵追求的人民，他们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气质只是暂时被遮蔽、被挤压到边缘的暗处而已。

　　我们要有这种追求和信念：“我们亚洲人民”可以为人类、为世界贡献出原创的而又具普遍性的精神财富。

　　当我们说“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时，里面包含着对其原创性的精神遗产的诸多认可。亚洲目前向世界输出的更多是廉价产品，亚洲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功课。但是，从形势、趋势上看，亚洲人民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性机遇正在到来，而博鳌亚洲论坛，如果能坚持其非官方、非盈利、自由表达的公共论坛性质，那么也有可能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