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彦

　　所有针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关注都过分执着于官司细节，并习惯性地赋予一些所谓“阴谋”的论断。在美国五河电子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指控出炉之前，它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路程中的假想敌，日韩企业被指认为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其他的因素，比如中国企业对于规则的陌生、自我保护意识的薄弱、美元疲软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欧美的贸易霸权等等都是讨论中不能避免的内容，但造成这些表象的内在制度性因素被掩盖，使许多呼声远离了本质所在。

　　某种程度上，正在调查之中的彩电反倾销案是中国本土厂商价格战国际化的恶果，与现实渐行渐远的陈旧产权制度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所在，但其变革之路却步履蹒跚。

　　中国家电企业2000年在南非进行的价格战很快使南非成为出口的噩梦，可以预料，没有反倾销指控的介入，同样一幕将在美国上演。内战多年，家电企业之间的仇恨使构建一个应诉联盟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牵头组织聘请美国普恒律师事务所为全行业应诉，但内部成员却貌合神离，充满着不信任。ＴＣＬ、长虹、厦华以及康佳等企业各自应战的阵营也基本构筑，康佳集团甚至出人意料地高调宣布，希望美方对其进行重点调查，因为“被选中的企业，有更多机会陈述自己的理由和数据，从而增大胜诉几率”。不得不承认，在进入实体调查之前，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攻击指责比贸易战本身更具有戏剧性，恶意的揣度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尽早上岸并借机把对手蹬下水。

　　其实，国际化扩张的冲动依然延续着国内的规则，首先是中国地方彩电的自身争斗，而非想象的中外彩电企业之间的较量。按照规律，制造基地的转移往往是世界级品牌诞生的契机，在成为全球需求提供者的同时，包括资金、技术、国际市场操作经验等条件的积累使基地内企业有条件完成全球扩张。只可惜，这个奇迹没有在中国上演，单纯从销量上看，目前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世界级规模的企业，理论中应该出现的厂商、品牌集中情景并未实现，而最佳的并购时期已经在价格战的喧嚣中悄然滑过。虽然初期旺盛的购买力使许多厂商完成了原始积累，但产业升级的步伐走走停停并一头扎入多元化的格局难以自拔。

　　现今留存的六七个大的彩电企业多数仍然具有浓厚的国有企业色彩，此前第一轮淘汰战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家竞争，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内部生产、技术、经营等纯粹商业因素的竞争地位弱化，无休止地利用非企业资源来打价格战成为主要方式，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的庇护者，而企业家的功力被人为限制。

　　鼎盛时期的倪润峰无法完成任何跨省并购，这与适度集中的产业要求背离，阻碍产业集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无论山东、广东还是四川，家电企业关连地方财源、人事、官员政绩，也是省际竞争、排序的重要砝码，企业承担了过多的非企业任务，从市场或者经济的视角去关注或者思考企业的行为都显得幼稚，国有股独大使跨省并购存在几乎无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并且成本畸高，资本或是商业规则都在非企业因素的抑制之下成为附庸。直到现在，这种尝试依然是一种勇气的象征，但成功的事例寥若晨星。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干预或者支持，彩电格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壮大、没有死亡，都活着却都不快乐。长虹遮遮掩掩的产权改造展示出这一过程的复杂程度。相比之下，国际化趋势是最无可奈何的一招，直到目前，还没有谁能在国际市场上真正以“中国彩电企业”的身份出现，纷纷上演的是以各省、各企业为中心的国际攻略。在这样的产权制度条件下，中国的彩电企业不会联合起来去开辟某一国外市场，而是各自为战，在更多时候还是不顾长远利益的恶性开发，与此相适应，在反倾销的背景下自觉的联合对外行动只是幻想。

　　其危险性在于，制度缺陷将可能使诸如海尔、长虹之类的企业永远无法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进程，甚至流于平庸直至消亡。

　　家电企业风行的多元化扩张已经呈现出这种征兆，无论手机还是空调，在进入所有新产品线的市场时大家都遇到了与原来产品同样的市场境况。由于缺少合理数量的优质企业以及成熟的战略，企业之间没有真正产业链条意义上的分工，既没有丰厚的利润，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集中在狭窄的制造领域竞争，依旧整体性地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产业链条下游。

　　突围又被围，看似存在宿命的产业怪圈，实质是制度缺失作梗的结局。

　　如果说欧盟十五年前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立案只是开始，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出现要求我们修正通常所谓“家电已经是充分竞争产业”的观点，因为缺少了产业适度集中的关键阶段，企业现在需要为自身不能控制的结果支付学费，但在很多地方，这只是企业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