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旱凸显“防汛”“抗旱”轻重之争

　　全国12省区市旱情“烤”问政府抗灾理念：如何避免厚此薄彼倾向，如何积累抗旱经验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袁小兵

　　今年的天气有点邪门，先是淮河水汹涌成灾，抗洪刚告一段落，大旱又开始了。

　　湖南大旱，郴州、衡阳、长沙等9市68个县985个乡镇受灾，近157万人饮水困难；福建大旱，287座小型水库干涸，全省作物受旱面积680万亩；浙江大旱，舟山部分海岛已开始从外岛运水；而在粤东、粤西地区，旱情也出现抬头迹象，韶关等地，掘地一米难见湿土……

　　就在昨天，国务院召开了12省区市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等12省区市抗旱工作作出了部署。　而作为旱情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江西，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对付这场有气象记录（1952年）以来该省最大的干旱。

　　祭神求雨

　　受灾人口逾千万，经济损失23亿，江西成为全国受旱面积比重最大的省份

　　一张供桌，两缕轻烟，三四个神情肃穆的男子。8月2日下午，江西吉安县江口水库堤坝上，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祭神求雨场景。

　　求雨的是该水库的养鱼承包户。两个半月了，没下过一场透雨，而水库隔段时间还得放一次水，以灌溉下面的2．4万亩水田。如果按照目前的排量，8天后水库就将完全干枯，也难怪养鱼户们心急如焚了。

　　事实上，江口水库只是全省出现蓄水枯竭的150座水库其中之一。因为，旱情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沿京九铁路江西段南下，渐见山丘变色，绿意减淡，河塘趋干，桥底少水，河床裸露，田地开裂。7月的江西，有42个县市出现过40℃以上高温，少数几个县连续多日超40℃，最高达到42℃。而7月的降雨量，仅为多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21％，日均蒸发量却达到10至14毫米。进入8月份后，这种情况没有丝毫缓解。

　　持续高温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旱灾。在赣中、赣南的农村，随处可见正在死去的一晚禾穗及二晚秧苗。“要是祭拜（神灵）真能下雨，我们干部愿意集体祭神求雨，哪怕丢官。”一些县乡干部的玩笑话，反映了他们在历史性大旱面前的茫然。

　　下面这组沉重的数据应该很能说明问题：受灾人口逾千万，受旱面积1760千公顷，占耕地面积三成多，这个比例居全国之首。而受旱面积目前还在以日增5万—6万公顷的速度蔓延，200多万人、100多万头牲畜出现了饮水困难。整个江西省，旱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已高达23亿元。

　　限水之城

　　乐安县城每天仅供3个小时的自来水，为保居民用水，成立“巡查小组”防止偷水入田

　　“来水啦，大家快拿桶来！”8月1日傍晚，随着几声吆喝，两栋楼里霎时钻出一大帮男女老少，有的端盆，有的挑桶，齐齐走到开进院里的消防车前，排队取水。

　　这里是抚州市乐安县城的一个居民小区。因地势相对高些，连续20多天，小区40多户居民家的自来水龙头没淌过一滴水，每天傍晚，县消防中队的消防车会来送一次水，但仅够居民们洗菜做饭和饮用。很多户人家的地板、桌面、窗台，因无水打扫，都积了厚厚一层灰，卫生间里也有了味道。

　　在乐安县城，这种窘况到处都有。由于实行限时供水，只有在早中晚3个用水高峰期各送一小时的水，所有居民用水都非常紧张。全县4．5万人中，彻底喝不上自来水的在3万人以上，他们只有到邻近的水井取水。县城原有70多口明井，其中10多口早被废弃，但现在这些废井全部启用，还在居民集中区域又新打了10多口。

　　水井因此热闹起来，清早和傍晚时分，舂米，洗衣，冲凉，担水，说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场景因此重现。虽然邻里间更和睦了，但“田园牧歌”画面的背后，更多的是对缺水和生活不便的牢骚。

　　负责全市供水的是县自来水公司的花园水厂，水厂取水的是一条名叫鳌河的河流。不过，县防汛抗旱办公室（以下简称“防办”）主任熊先和告诉记者，由于7月份乐安只下了8毫米的雨，仅相当于往年同期的6％，“10天内再不下雨，这条河将彻底干枯。”

　　水厂上方是大片水田，日益干瘪的鳌河也是其唯一的水源。在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的矛盾上，县里采取白天供水厂、晚上供灌溉的办法，这样，便出现了一支抗旱保水巡查小组。从早上6时到晚上8时，巡查小组会在5公里长的水道边来回走动，以防有人偷水入田。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但还是有些村民躲在草丛里，趁我们走开时，扒开涵洞口的编织袋把水放进田里。”于是，为了防止发生大的纠纷，巡查小组里还加入了警察。

　　火险严峻

　　赣中官员提得最多的是保人畜饮水，最担心的是防火问题

　　8月2日，记者来到吉安市。这里的吉泰盆地，是江西的“火炉”中心，无论是高温持续天数还是出现40℃以上高温地区的范围，均居全省之冠，平均降雨量是195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多年均值最低水平，灾情非常严重。

　　作为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防总”）的总指挥，吉安市副市长陈志明刚开完全市的抗旱防火电视电话会议，就率相关部门人员心急火燎下乡检查去了。一天内，他跑了两个县的6个乡镇。每到一处，他就强调一次：“一手抓人畜饮水，一手抓森林防火。”

　　与乐安县等地情况不同，除了人畜饮水危机，吉安市还要应付日益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

　　记者走在乡间简易公路上，每经过汽车都会扬起满天粉尘，5米远不见人影，而路两旁，甘蔗、玉米和高梁秆都呈金黄色，一个烟头便能“星火燎原”。难怪吉安县委书记李文彩对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防火。”

　　7月，吉安发生森林火警、火灾30起，占全省近一半。仅7月28日，江西就发生火灾11起，这种状况在江西历史同期非常少有。　为了防火，一些地方“洋办法”、“土办法”都用上了。所谓的“洋办法”是指推行县直单位干部包乡、乡干部包村的责任制，并与干部的年度考核挂钩，这种力度在以前防火工作中没有过。而“土办法”则是制定乡规民约。记者亲见一领导向基层干部明示，对野外烧田埂、烧稻草的村民，可以叫他去打锣，告诉大家他做了错事，希望大家不要学他。

　　“人祸”原因

　　投入不足、年久失修、建而疏管，造成水利抗旱工程效益衰减

　　今年大旱，旱在哪里？“天灾”肯定有很大原因，但“人祸”也须正视和警惕。专家指出，从这个角度说，其实“旱在水利”。水利工程的投入不足、疏于管理，正是多年来政府在抗旱工作方面意识淡薄、侥幸麻痹的写照。

　　江西省防总派往抚州的抗旱指导小组认为，水利工程的现状，限制了其在抗旱工作中的作为。据介绍，江西共有水库9600多座，其中病险水库1600多座。这两个数字，在全国都算高的。在汛期，这些病险水库尤其被“重点看护”——少蓄水甚至不蓄水，蓄水时机错过了，旱灾来时猝不及防。

　　其次，灌溉配套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效益大打折扣。抚州抗旱指导小组发现，除了山冈坡地等资源型缺水，在沿河、水库灌区、引水灌区等地，抗旱其实还是有余地的。但这些水利抗旱工程很多是年久失修；此外，渠系建设不配套，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去年洪灾过后，许多水毁工程没有任何修复。根据江西省防办的统计，全省水毁灌溉工程修复资金急需1个亿。7月底，省防办向省政府打报告申请这笔钱，但省防办副主任詹耀煌说，省财政缺钱，全额拨款肯定不可能，多少给一点已是很不错了。

　　乐安县防办主任熊先和也谈到，许多地方对水利工程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毛病。政府把有限的资金像撒胡椒面般这里建一处，那里建一座，“其实很多没起到什么作用”。他认为，最佳的方式是：“集中资金，建一座、成一座、管一座、发挥效益一座。”

　　其实，1998年大水之后，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投入还是明显增强了，但主要集中在大江大河大湖，其余投入又多被用于防汛。有关人士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财政基本取消了水利事业费，渠系建设主要由受益乡村和村民承担，去年起又取消农村义务工和积累工，提倡“一事一议”制，加上水费征收难，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农村水利建设的组织要比几十年前艰难得多，千军万马冬修水利的宏大场面很难再现。

　　1991年，江西曾有一场大旱，仅次于今年。“但由于第二年又忙着防大汛，冲淡了抗旱的紧迫意识。12年来，全省基本无区域性大旱，不少地方缺乏对抗旱工作的应有重视，甚至产生侥幸麻痹心理，这种人为因素造成了当前水利工程在大旱之前的苍白无力。”一名水利界的老同志说。

　　抚州抗旱指导小组则尖锐地指出，“我们再也不能等到考试的时候，才知道该念的书没有念。”

　　旱涝之争

　　大旱“烤”问政府防灾理念：如何正确处理防汛与抗旱工作之间关系

　　在乐安县水利局副局长杜明华手里，有一本不寻常的红色笔记本：《龙潭水库建设大事记》。谈起龙潭水库，在局里工作有些年头的人都会止不住话头。

　　龙潭水库位于县城上游5公里处，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个拦了些水的山塘。但由于水库工程已论证了很长时间，大家早就习惯于称之为“水库”。

　　一旦龙潭水库建成，可解决8万至10万人生活用水及工业和环卫用水，同时兼具灌溉和发电功能。换句话说，如果水库建好了，今年乐安县城的百姓远不会如此尴尬。

　　21年前，龙潭水库就被列入鳌河规划。后来，上面拨了300万元下来，却被县里挪建另一水电站。几年前，关于水库的可行性报告几经修改，终于呈送省里。省有关部门的意见是，水利部门出钱辛辛苦苦建了，受益的却是城建部门的自来水公司，这不公平，除非把自来水公司划归水利。这一利益之争持续数年，其间县领导几经更换，直到今日，报告还压在省里未批。

　　“乐安大旱，再次凸显龙潭水库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直接拷问政府究竟为谁办事的价值取向和怎样办事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事成了好事，看来本届政府不解决水库的事是不行了。”乐安一名官员说。

　　不仅是乐安，在记者采访的很多地方，不少人也因今年的大旱，对政府的一些传统运作方式进行了诘问。

　　一名县水利局局长就提出，国家是不是过于重视防汛，在防汛和抗旱关系上完全倾向前者，从而对后者带来极大被动。6月底赣北和赣东北的一场大雨，是江西大旱前的最后一场大雨，但气象预报说7月中旬前还有强降雨，省防总于是再作紧急部署，要求各地“准备迎战更大暴雨洪水”。这份急传在某市就没有往下传了，因为这个地方自5月中旬起就没下过透雨，旱情开始露头。“虽然这是违反纪律的，但我们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了判断，不能让县里无所适从，更不能误导他们。因为我们判断，上头提防汛工作的时候总是会严厉些，而实际情况或许未必这么严重。”有关人士透露。

　　“防汛是急性病，抗旱是慢性病。堤倒坝塌，很容易死人，旱来了，老百姓自会找水，出不了人命。”这种较普遍的说法，解释了官员们为什么重防汛轻抗旱。省防办副主任詹耀煌也坦承，当防汛与抗旱产生矛盾，后者服从前者。

　　詹耀煌认为，抗旱与防汛是一个工作的两个极端，由于多年抗洪积累的宝贵经验，今年抗旱特别提倡抗洪精神，但相对来说，抗旱经验不足，基层干群的责任意识比较淡。实际上，“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对农业来说，旱灾的危害甚至超过洪灾。

　　一名县防办主任甚至对官方反复强调的水库汛期限制水位（简称汛限水位）的做法提出了疑问：汛限水位究竟多少才最合理？为求水库安全，当地给每座水库都设定汛限水位，限制水库多装水，“政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宁愿做过头，把汛限水位设得很低，于是，一旦突然发生旱情，抗旱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旱情对政府的应急救助机制、科学抗旱方法等也是一种考验。令人欣喜的是，昨天，经与国家防总协商，财政部紧急启动了抗旱救灾预案，决定下拨特大抗旱补助费1．7亿元，支持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抗旱工作。

　　从积极的角度说，这场始料不及的历史性大旱，或许能促使我们反思防汛抗旱的思路，给抗旱工作积累下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