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 记 者 黄继新伦敦报道
尽管在1960年代初，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已获得了独特的声誉，但这个无法归类的伟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某种对身份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岁的伯林写道：“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伯林的传记作者大卫·伊格纳季耶夫将60年代的伯林视作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因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
在约翰·格雷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内，两张以赛亚·伯林的照片复印件孤零零地贴在一面赤裸、惨白的墙壁上，他的微笑正对着面容安详的约翰·格雷。这一年，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岁。“他是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格雷在谈到前者时涌现出无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为究其一生，伯林从不试图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体系，也从不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像自己所说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样，在不同的领域间跳来跳去，并时常处于某种矛盾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约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样身处“左右都该死”的夹缝之中吗？
眼前是一张令人尊敬并讨人喜欢的面孔，不管在倾听问题还是陈述之时，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远的方向，他热情却并不激动，身材高大的他即使与我只有半米之隔，却令我仍感到强烈的缥缈气质。在我短暂的阅历里，没人比他更符合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的设想：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英国记者伊恩·哈尔格维斯这样描述他在剑桥的公共汽车上目击的约翰·格雷——“（他）朝向车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这是那种不会被其他乘客打扰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虚感丝毫不影响他的友善与专注，他也并未如我想象的那样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怪异，尽管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断地发表出耸人听闻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派攻击的标靶，而他则可能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抛弃掉自己曾经所倾心支持的立场。
“柏林墙的倒塌与双子塔的遇袭间的12年将被视作错觉的年代。”在“9·11”发生后13天，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凿凿地写道：“（这个错觉）全球化年代已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胆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极了弗兰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创造的“文明的冲突”。这些简洁有力的标题，使人们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层与复杂的推理过程，它们都被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与误读。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强调，贯穿在12年间的“全球自由市场”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某种灾难性的乌托邦，而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不过再次证明了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们的历史，在“9·11”之后，将告别纠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就像格雷所说，“为宗教、种族、领土与日渐稀少的资源而战。”上接Ａ1版
步入艰难时期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纯粹以石油为目的的战争吗？尽管约翰·格雷说他不知道是否一定会发生战争，但“依我所见，这将是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远比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得多。”格雷相信，海湾战争是一场100％的为石油的战争，而即将展开的这场战争，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带有某种强烈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大胆地预测道，21世纪的战争将主要由争夺日渐稀缺的资源而生，“在中亚地区，为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大国游戏将恢复到19世纪那样。海湾地区，贫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断高升油价生存，而富裕的国家需要不断下降的油价以确保繁荣。”在格雷忧郁的眼神中，马尔萨斯，而非乐观的启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们面临的未来。
似乎没人能够认真地对待约翰·格雷先生，尽管每个人都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攻击他的机会，在9·11周年纪念前后，格雷对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判断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作过去一年中“流传最广的谬论”，因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并未发生人们最初猜想得那样逆转。
但在2002年底接受采访时，格雷说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说法的必要性，因为“事情的确发生了转变，美国正在抛弃全球自由市场的模式，它放弃了它曾经奉行的理论，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又回到了早期的样子……”格雷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经济层面尤其明显，美国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随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人类的前途。”
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对待约翰·格雷的忧心忡忡，尽管他常常占据着公共话题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国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产的议论占据着《卫报》与《新政治家》这样的大众媒体的显著位置。如果你喜欢排名的话，他刚刚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
频繁转变的立场
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1970年代时，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铁夫人一次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与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他的争论。”但是，当你放弃这种被立场戏剧性变化的“表象”时，你仍可以寻找到一条更为连贯的线索，它贯穿于格雷的所有著作中。
温斯顿·丘吉尔说：“30岁之前不是个自由派，他就没有心，30岁之后不是个保守派，他就没有头脑。”作为牛津教育出来的政治哲学家，格雷却走了一条反复的轨迹。是的，在年轻时，他是个左派，他甚至回忆说“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不过他很快就补充道，“不过那时候人人都留着长发”，那是1968年的英国。那个20岁的年轻人和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参加反越战的示威。他最初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与约翰·罗尔斯的伦理学所吸引，被他们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所吸引。
但很快，他发现罗尔斯的著作“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而当时英国的福利政体则令人窒息。他在撒切尔的主张中看到了革命的活力，1970年代后期，30岁左右的格雷成为了一颗新右派的新星，在西方世界仍普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时，他是自由市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他从197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耶克称当时36岁的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是“不仅第一个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们讨论的范畴”。
一直到19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种方式阐述哈耶克或是以赛亚·伯林，他肯定还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才华横溢的一员，他坚定地捍卫着市场与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日渐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激进分子，他开始彻底否认他曾坚持的自由市场。
这种情绪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格雷在书中将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比作一个美丽却必将破灭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稳定性。在这本漏洞百出、判断轻率却才华横溢的著作中，约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与俄罗斯的黑帮资本主义间跳跃，思维线索穿梭于亚当·斯密与乔治·索罗斯之中，除了尽情舒展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外，他还得出了一些与常规迥异的结论：1．从来就没有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必然是强政府的产物；2．民主与自由市场不可能共存，它们是互为对手；3．计划经济已经死亡，新世纪中不会有两种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的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
“也许是因为世界改变了。”约翰·格雷这样对我解释他的立场转变的原因，“哈耶克的观点是在自由主义遭遇围困的时候得到发展的。那时候全世界都是中央计划经济，当时我强烈反对中央计划，而哈耶克著作的最大成就之一即是清楚地证明了中央计划必然会导致腐败，并最终失败。随着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的坍塌，似乎国家计划经济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不幸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民主自由主义者，或称哈耶克主义者，都是浪漫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些人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僵化、更意识形态化。”
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ｐｒｏ－ｗｅｓｔｅｒｎ）国家反而是后共产主义的（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一个跳到另一个。”
“约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不懂经济。”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阿兰·鲁格曼这样评价前者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的确，《伪黎明》中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它一点也不含糊地显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经济的运转之道，或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断常常使人不适，并对作者产生怀疑，但它仍有一种奇特魔力，它诱惑你追随充满着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过经济层面来观察我们世界的哲学本质。我们可以寻找很多证据来证明1990年代的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发性参与而非强迫的过程，但是当他说“全球自由市场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的法则，而是一个政治纲领”时，没人能够立刻质疑他的正确性。
约翰·格雷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天生的不稳定性的担忧很快被两次重要危机所印证，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在日渐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场大火可能吞没整个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削弱9·11的历史转折意义，但过去17个月的经历表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观念的确已经大大改观，我们抛弃了那个过分乐观与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降低对于未来事态的乐观的期待值，整个1990年代给予我们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一点：“我们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场的幻像之后，格雷开始令人不安地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普世价值观”的信仰。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亚洲、非洲、美洲，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现代化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座中，约翰·格雷分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的三个主要误解。首先，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或只在一种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我们既看到了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也要知道苏联与中国也同样在追逐现代化，尽管它们的结果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拥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追求现代化的人们，并不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观念；第三，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它很可能与压制并行不悖，一些地区的人们或许已拥有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但他们可能同时拥有着中世纪的思想（基地组织为格雷提供了明证）。约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也不仅仅意味着好东西，它好坏搀杂。与全球化一样，格雷确信“现代化绝非历史的终结之处，它不过是历史轨迹中另一段传统与现代冲突纠缠的过程。”在面对我们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全球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跨国组织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实质。
格雷的新阶段
像每一位《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受访者一样，约翰·格雷试图对于中国发表看法。他相信，中国经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讽刺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现在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复制西方模式只会导致失败。”约翰·格雷强调说，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经济，都是西方来的模式，苏维埃模式也是一种西方模式。他甚至与我争论起中国在1920年的启蒙运动是否有效，他相信胡适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的方式是缺乏成效的，尽管他肯定不知道五四一代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青年的成长。他说：“的确是该向西方学习，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西方的思想太过意识形态化了，这很危险，因为你们会被要求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欧洲人会说：‘我们也有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这是我们发现的解决之道，你们应该走这条道路。’但不能是这样，你得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你自己的道路）才更稳定、更成功、更有效，这种解决之道就是混合型的。”
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交谈时，窗外是嘈杂施工的声音。此时的格雷正在进入他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外界喜欢称这位欧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在长发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它枯燥与缺乏生气；他在1990年代初抛弃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因为普世文明是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一个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准备抛弃更多，包括人类在过去300年中最坚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贵性与特殊性。在《Ｓｔｒａｗ Ｄｏｇ》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生物种类，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一种信念，而非科学。”
格雷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自我欺骗。他甚至这样类比了叔本华对于康德的嘲讽：在舞会上，康德一直着迷于一位带着面具的女人，但最终却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妻子。叔本华用此形容康德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者不过是一种欺骗，而今天这个带着面具的女人则是人文主义——人类具有清醒的意识、选择的能力、理性的判断，人类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总之，格雷质疑了过去300年主宰我们思维的每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典型的厌世者吗？不。格雷会说：“我与叔本华不同，我热爱我的生活。”格雷为自己辩解道，“我们需要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悲剧传统，它是人类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在今天不断被人们忽视。”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约翰·格雷先生的新立场，都显得悲观得过了头。但格雷先生也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之道，即人类从此放弃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因为其他动物似乎也从不思考为何要获得不朽或是生命的意义。叔本华在150年前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即时即刻的享乐，因为昨日与未来都是不可把握的。150年后，约翰·格雷则回应道，游戏本身就应该成为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战争也不过是人类游戏的一种方式。
这一系列转变与质疑的旅程，或许也正是约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所在：“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去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更谦逊、更恭敬，去刺破过度的自我膨胀。”在约翰·格雷的知识分子谱系中，最值得警惕的是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他们就像基督教布道者一样，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布道者、自由市场布道者，他们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他们带来的无尽伤害远远大于帮助。要知道，解决之道是不可能普天下相同的。知识分子无法完成、却总是试图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预见未来。”
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格雷对于他们日渐失去对公众的表达能力而惋惜，他们变成了一个专家化的小群体，而缺乏了与更广泛的听众交换意见的习惯。“知识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ｄｅｔｅｃｔ）尚处雏形的历史趋势”，但至于具体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须有待历史参与者们针对不同形势而进行改变。
100年后，我们会将眼前这位54岁的男人称作21世纪初的叔本华吗？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这个问题不断地打乱我的思维。伟大的哲学家与江湖骗子常常容易混淆，而富有天才的易变与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间的界线也并不那么明显……但我更愿意相信，漏洞百出的格雷先生是一位符合柏格森所说的“创造性冲动”的人物，我一直在想象从那个在1968年的革命年代中的长发青年，到今天的知名的知识分子间，有着怎样一条弯曲而兴致盎然的探索道路。我也愿意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立场的频繁转变，显示出他思维的开放性，尽管你也可以因此攻击他的浅薄。
采访结束后，格雷教授匆匆地赶往教室。他是一位比叔本华受欢迎得多的教授，也比后者在更年轻的时候获得了声誉。在谈到我们危机四优的时代时，他引用狄更斯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整体来看，他非常喜欢现在，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过去，也不愿意生活在妙不可言的、无法想象的不远的将来，而是致力于去解决我们现在试图去预见的下一步将要发生的问题。
我们总是容易被惯性的思维所麻痹，就如格雷所说，它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我得承认，我喜欢格雷眼神中的疏离感与他思维的轻盈。在我们每个人沉浸在眼前的战争、恶化的世界经济或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时，格雷带领我们提醒了我们生命本来的悲剧意义，甚至没有意义。他在最后离开时所说的话，足以让我们在无知的乐观时冷静下来，或在前途暗淡时不至于过分沮丧：“总之，历史没有终结，历史没有改变，一切仍在继续，未来仍将和过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尽管这种说法，按照他最近的思维方式看来，其实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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