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一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将怎样改变历史？是瘟疫在公元前430年杀死了1／4的雅典士兵，促成了斯巴达人的胜利，从而颠覆了人类第一个伟大的民主制；是鼠疫毁灭了1／3的欧洲人，加速了中世纪的灭亡；是流感，而非用坦克与化学武器相互厮杀的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更多的人死亡；是爱滋病，而非殖民主义的罪恶，使非洲陷入了绝境……

　　而非典型肺炎将再次改变亚洲乃至世界吗？一场事先张扬的战争花费了200亿美元，而这场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损失很可能超过300亿美元。尽管ＳＡＲＳ带来的恐慌日益增强，但不管是传染率还是死亡率，它仍不足以进入最危险的疾病的行列。像恐怖主义一样，这场疾病考验了全球化的韧性，更对在一个已经如此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要求。而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值得倾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探讨如何建立健全的公共防御体系、政府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在这场危机中，更清楚地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调整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

　　在某种意义上，2003年的ＳＡＲＳ与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金融风暴、2001年的9·11都具有某种共同点。“石油是什么？”亨利·基辛格在1973年10月之前从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但禁运风潮改变了这一切，石油变成了美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1973年的危机，结束了日本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被迫进入痛苦的调整期，这种突然的危机还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从而引发了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民主第三波”。类似佛朗哥这样的独裁政府，因长期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从而在这种意外危机到来时不知所措。同样地，一直到1997年7月2日之前，东亚奇迹看起来仍令人赞赏，人们一再重复着“亚洲世纪”，或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但这场风暴很快就如马哈蒂尔所说的那样将亚洲推回到20年前。更为悲惨的例证是印度尼西亚，全国性的混乱甚至使它过去30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苏哈托政权因此垮台，尽管看起来它曾经缔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同样地，在9月10日与9月12日的美国，仿佛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9月10日时，美国人仍沉浸在20年经济繁荣带来的幻想之中，尽管新经济的泡沫破裂了，但人们仍相信繁荣可能再次到来，已经终结的历史不会再产生剧烈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不管是索马里还是阿富汗，它们都是边缘的、不值得太多关注的混乱，全球化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它将席卷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但9月12日，世界似乎又陷入了混乱，人们甚至开始缅怀冷战时期的稳定，世界的重重危机一下子变得鲜明起来，对于明星ＣＥＯ的兴趣一下子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些例证中能寻找这样的共性：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经济增长还是政治稳定，我们常常被某一个历史时期所迷惑，就像政治评论家查尔斯·克劳塞默称1985年－2001年的这一代为“历史的假期”一样，历史中残酷与狰狞的那一面没有显露出来。在1997年之前的东南亚，或是1973年之前的经济黄金期的西方世界，都处于这种历史的假期之中，它甚至有效地掩藏了其更为深层的矛盾，比如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或是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

　　我并非在否定“历史的假期”的价值，东亚增长的30年，像1990年代的美国一样，是人类渴望生活的时代，它给予我们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我试图提醒的是，不要错误地将这种暂时的安全感与繁荣视作必然与不会改变，我们要知道现实的世界要比这复杂得多，生活的另一面随时可能迎接我们，它令我们的预期黯然失色。

　　刚刚从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的亚洲，如今又要面对新的考验，比如新加坡政府已经迅速地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就在此刻，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季度令人喜悦的9．9％的ＧＤＰ增长率，它延续了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令人着迷之处。这种奇迹在过去一年中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ＷＴＯ，并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引ＦＤＩ最大的国家。自从1992年之后，中国一直沉浸在一种令人兴奋的增长之中，甚至9·11也未能打破这种兴奋——它增加了中国对于投资的吸引力。但ＳＡＲＳ的出现提醒我们，某种偶然因素随时可能会打破我们原本美好的预期，就像甜蜜的“历史的假期”也同样带有偶然性一样。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的中国也是某种“历史的假期”，它总是奇迹般地渡过了重重艰难考验，除去国家自身能力的增强外，它同样是由于一点点“幸运”所致。而现在的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去除对于“幸运”的依赖，它要求你更加直面你面临的问题，调整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而不仅仅将眼光局限在一个具体的ＧＤＰ数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