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尽管大多数人不同意，但布什很可能进入伟大总统的行列。”《经济学人》总编辑比尔·埃默特3个月前的判断越来越远离事实。美军在伊拉克时间3月20日凌晨5点左右的空袭最终打破了持续了数月的战前等待。一个小时后，布什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表情生硬地以“我亲爱的美国公民”为开头履行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创的演说传统：“美国及其盟军正处于解除伊拉克武装，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世界远离危险的军事行动的初步阶段。”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持续几个月的争论越来越像一幕肥皂剧，不管是布什、鲍威尔、布莱尔、施罗德、希拉克还是萨达姆，他们都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历史总是像害羞的姑娘，躲在帘后迟迟不出来。在等待历史出现的沉闷日子里，我们寻找出了很多类比以打发时光，它是又一次的慕尼黑协议，还是再一次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还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比较的越南战争？美国将深陷中东的反美浪潮之中……

　　正式的游戏开始了，尽管反战抗议依旧在继续，但核心问题已转至——战争如何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全球石油市场以油价下跌、股票市场以指数上涨来印证这种变化的心理。战争总是提供给媒体以延展不尽的舞台，那么多场空袭，那么多流亡的难民，那么多角度的战争场景，那么多领袖的表现，那么多条战线……我承认，我常常被眼前的电视画面所迷惑，沉浸在每一个片段之中，却最终发现，那些时事分析其实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这是新闻记者面临的永恒尴尬，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他们必须赋予突发性事件特别的重要性，它们无一例外的具有“标志性意义”，或是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对于这个新闻记者而言，重要的不是看清真相，而是不停地谈论它。所以，我对于新闻从业者对职业本身过高的热情也表示怀疑，过分身陷其中，往往会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热情会让你忘记自我怀疑。

　　靠不住的结论

　　战争会持续多久？它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它的结果是什么？这些迫切问题，只能导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几乎没有历史性的事件是突如其来的，今日的冲突完美地镶嵌在由昨日与明日构成的线索之中。自布什2002年7月在西点军校公布“先发制人”战略以来，伊拉克战争似乎就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你可以将时间提前到2002年初国情咨文中“邪恶轴心”的提出。身在事件进行当中的我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9月10日的纽约上空依旧晴朗一片，我们最大的希望是经济尽快恢复，但9月11日8点46分之后，除了恐怖主义什么我们也不谈论了，很多人相信，它类似于发生在1914年萨拉热窝的刺杀斐迪南大公的事件，它将把历史推向一个全球混乱与悲惨的境遇（有趣的是，当塞尔维亚总理在2003年2月遇刺时，没人这么想），几乎没人否认这一种观点“——在这一天，世界已经改变”。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终于承认，对于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不是来自本·拉登，而是安然公司的肯尼斯·雷、世通公司的本尼·埃伯斯们。然后，阿富汗战争开始，我们又开始听到了喋喋不休的警告，它会引起一场“文明的冲突”，战争必须在伊斯兰传统的斋戒月时停止，阿富汗是一块无法征服的土地，不管是1979年的前苏联，还是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都饮恨在此……但是，塔利班政权的溃败速度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它也没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圣战”。

　　在2002年的大部分时刻，我们在谈论全球反恐战争。尽管有巴厘岛悲剧与莫斯科人质危机，但我们或多或少都感觉到，恐怖主义并没有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严重。在9·11事件一年多以后，我们会问自己，它真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吗？但是，已经开始的伊拉克战争看来再次确认了18个月前的那次悲剧的确是。让我们回到文章最初比尔·埃默特所做的判断，当时他正在回答我“为什么我们的时代看起来缺乏伟大的政治家？”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历史舞台常常比领袖拥有的自身素质更重要。也就是说，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布什先生拥有了一个辽阔而新颖的舞台，按照埃默特先生的说法，这是1989年以来，甚至可能是1945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同时拥有机会与动机重塑世界。作为一个对于美国持有充分乐观看法的知识分子，埃默特憧憬的未来世界是——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繁荣与自由贸易将扩散到更多的国家与地区。

　　不够真诚的“重建”

　　尽管现代政治奠基人之一的马基雅维利在5个世纪前就说过：“战争在你愿意时开始，却并不在你乐意时结束。”但这场伊拉克战争仍很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结束，这不仅因为萨达姆先生有着糟糕的指挥战争的记录，交战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也因为人们常常高估了暴政统治的力量。一条可能真实的情报是，共和国卫队20％的部队可能已经投降，而另一个细节也同样有趣，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还亲手俘虏了四名共和国卫队战士，这四名俘虏当时双手朝上，口中念着“Ｂｕｓｈ”，意思是“把我抓起来吧”，他们很乐意成为法拉奇女士的战果。

　　但接下来呢？就像法拉奇女士最近心情矛盾地在《华尔街日报》上表示的，美军在巴格达不会遭遇二战时盟军进入意大利所受到的欢迎，或者如大多数分析家所说，伊拉克的情况更为复杂。但不管说法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伊拉克政权的重建上，如果布什内阁真的确信战争的目的在于掀起一场再造中东的行动，重建伊拉克就像二战后对于日本与德国的重建一样意义深远，那么，美国必须表现出比对阿富汗的重建更多的耐心与诚意，但它在阿富汗的记录似乎已充分地表明，白宫上空的老鹰们对“打击恐怖主义”比“国家重建”要有兴趣得多。一个更为糟糕的历史记录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进行了18次利用武力帮助当地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尝试，但只在其中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巴拿马与格林纳达5个国家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除去拉丁美洲与本身就有一定民主基础的发达国家，无一成功。

　　如何面对新“强权”

　　2003年3月20日的炮火刺破了这样一个现实，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还不知道该如何与美国这样一个帝国共存，而今天的美国政府对此同样缺乏准备——它拥有与其力量不相匹配（少得多）的责任感。在经济力量上，世界贸易额的43％来自于美国，它的经济实力比接下来的日本、德国、英国加在一起还要多，它的军费开支是接下来的10个国家的总和，如果军费预算增加到4％的话，它的军费开支将比地球上剩下的190个国家的军费开支的总和还多。无论往日的西班牙、英国还是法国，它们都未曾如此实力悬殊地领先过。同时，过去300年累积的旧的政治智慧正在失效。欧洲的经验表明，每当一个新强权兴起，总会有相应的联盟以抗衡与扼制，直到苏联兴起时，这种智慧同样有效。但如今，这种智慧在美国身上还同样适用吗？美国政治学者马丁·利普塞特发明了“美国例外论”，在很多层面上，美国的确与众不同，比尔·埃默特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说，即使是帝国，美国也是历史上出现的“最不坏的帝国”。但问题的关键是，大多数人与国家，目前仍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它竟然如此强大。在很多时刻，强大本身就像一种罪恶，这是人类普遍的心理。而如今，这种强大还要继续扩张，这种惊恐与本能性的反抗包围了很多大国。

　　美国让问题更复杂

　　也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国几家最重要的媒体同样批评布什政府没有学会使用自己的权力，他们过分傲慢，使问题更加复杂。《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将伊拉克行动称作另一次“休克疗法”，却担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使这个计划受挫。很显然，维持伊拉克的民主政府与救助难民的工作必须依靠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前夜，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仍在持续地与各国外长见面，以寻求更多的支持，而小布什政府在摆摆姿态之后，似乎根本不屑这么做。他甚至引用了罗斯福前往雅尔塔会议的例证：为了表现诚意，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不远万里地参加完全可以由马歇尔或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的会议。《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利德·扎卡里亚同样钟爱这个例证，他说美国目前的领先实力并非前所未有，在二战后，美国的ＧＤＰ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而军事上的领先程度同样不必证明，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不管是罗斯福、杜鲁门还是马歇尔都意识到，与更多的国家分享战争的成功，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责任才可能保证美国的真正繁荣。所以他们组建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扎卡里亚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即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的援助的支配权全部在当地政府手中，而非美国意愿的体现。这两位都属于现实主义阵营中的意见领袖，都愿意相信参加二战的那一代美国人是“最伟大的一代”，因为他们不仅帮助摧毁了一个邪恶的旧世界，他们同样建立起一个新世界。正如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者艾肯伯瑞所说，二战后的世界体系很可能是几百年中最为稳定的。

　　战争的过程相对容易，因为它更多地与技巧和细节相关，但随后可能出现的巴格达权力真空、重建中东乃至世界的行动才更为艰难。《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主编塞巴斯蒂安·莫拉比称布什总统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或许不那么聪明，却做事专注。两年的时间表明，他至少看起来成长得很快，他不仅成功地领导美国挺过了9·11，还在中期选举中领导共和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但问题的关键是，当重塑世界时，对待世界的信念与价值观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一点布什总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清教徒。在9·11之前，他说他只关注国内问题，于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当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国际事务时，他心里想的依旧是国内事务，所以他继续提高钢铁关税，增加美国农民的补贴。他不喜欢出国，也不想理解世界，他在外交领域牛气冲天，他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副总统切尼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同样如此。牛津大学的蒂姆西·加登·阿什将他们的价值观称作拉姆斯菲尔德式理念，即他们相信美国是山峰上的一座城市，代表自由的超级大国，它必须对抗国际恐怖的不断进攻，如果别的国家愿意帮助，很好，如果不愿意，那么随便，这是一副典型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嘴脸。与这种理念相对应的，还有希拉克—普京理念，他们相信惟有权力制衡才是安全的保证，所以，他们必须不惜一切来阻止美国权力的过分膨胀。当然，阿什最为推崇的是第三种，即布莱尔主义。布莱尔的立场如今正赢得越来越多的重视，他相信必须结成一个更为广泛同盟，以对抗新的威胁。很可惜，这位坚定的首相所拥有的力量实在与他的雄心不相匹配。

　　安全不能止于军事

　　我们最终发现，战争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美国该如何尊重盟友，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在外交领域，通行着这样的观念，即外交的形式就是实质。罗斯福对于盟国的姿态，使他们更愿意与美国并肩而战。即使我们承认，在国际政治领域，军事实力举足轻重，但政治家却相信，在当今世界行为准则依旧不可或缺，安全绝不仅仅是个军事概念，也许在极少数情况下，你必须孤军奋战，但是如果能够在符合大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联盟，如反对恐怖主义、犯罪、传染性疾病、毒品等等，你将受益无穷。

　　布什政府应该真心听取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敦促：美国不仅要出口恐惧，更要出口希望。大约两个世纪前，拿破仑说：“在政治中，愚蠢并非什么缺陷。”这句话确保了布什总统当选总统，但在政治与外交领域，顽固却可能通向某种灾难，因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妥协的艺术，起码是象征性的妥协。

　　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可能看不到这一幕的出现，因为人的性格与价值观几乎可能左右他的一切决定。罗斯福一直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1943年，当他听说要前往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相会时，兴奋得像个孩子，尽管这意味着1．7万英里的旅行，还有德军可能带来的危险，丘吉尔同样也情绪饱满。跟随丘吉尔的莫兰勋爵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俩都还没长大呢。”我们不能指望布什总统会这样兴致勃勃地与布莱尔先生相会，同样地，他也很难缺少成见地展开一场“重建世界”的工作。莫拉比说的对，布什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的眼里往往只有最终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却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并激起他人共同奋斗的感召力，这使他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执行者，而不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