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5月30日的北京和5月1日的北京,几乎是两座不同的城市。SARS带来的恐慌感正在消退,回想一下,你已经有几天没有焦急地守在电视前,等待那个抽象的病例数字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有点怀念前些日子畅通无阻的交通。尽管保持警惕绝对必要,但是,SARS最终被证明也是一个泡沫,它可能回潮,但很难再次制造出过去两个月中的那种混乱。
“自4月20日之后,我就不太想去批评政府了。”4月26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这样说。他用的类比是,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首先选择的是和政府站在一起面对危机,而不是争论是FBI还是CIA应为此负责。我承认,在一片混乱与迷惘之中,嘈杂的声音可能会使局面更糟,或者说,冷静的思考也常常被情绪化、短期的言行所取代。国家与个人一样,要面对的最大考验都出现在危机时刻,而国家与个人的根本品质,无论是杰出还是缺憾,也都被放大呈现。1941年的英国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在整个欧洲陷入无边的黑暗时,她顽强地挺了过来,并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希望;朱利安尼在2001年9月11日后倍受尊敬,是因为他在人人恐慌时,率先站出来,给予公众以心理安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我们甚至需要塑造英雄,并通过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来消除自己的不安。不管是9·11之后的消防队员,还是SARS危机中的医护人员,我们尊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值得尊敬,更因为我们恐惧。沃尔特·李普曼说,象征具有非凡的现实重要性,它统一人们的情感,并达到共同的目标。
但是,当危机的强度逐渐降低时,遗忘成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极度恐慌与麻木不仁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愿意面对现实的问题。如果说胡鞍钢在4月26日的表达值得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转入下一个阶段:全面而深入反思这场危机的实质意义——它如何出现,又如何被控制,我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力,而在哪些方面又过分慌乱。这绝非是一场仅仅关乎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讨论,也绝不仅仅与公共卫生系统有关,我们必须借此重新打量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政府与市场、中国与全球化、民众心理与民族性格……医护人员在这场危机中令人敬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不再检讨问题重重的医疗体制;有些地区用“以邻为壑”的方式阻止疫情的扩散,有效的背后隐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北京人在危机中遭遇到的冷漠,并不能证明其他地区的人更富防疫意识;尽管疫情并未在农村蔓延,但我们必须要倾听温铁军这样的声音:农村中远有比SARS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传统的流行病在那里更有杀伤力,而整个农村面临的种种困境也许都比SARS要严重……
我们也需要借此重新审视头脑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判断。是的,对于一味强调发展主义我们已经产生怀疑,并普遍开始以批评的口吻来谈论对GDP的偏执,但这又带来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经济减缓产生的问题将更为棘手;在市场化改革高歌猛进的90年代,城市精英已开始质疑政府干预的必要,但是,那些“在市场改革中挨过艰难岁月”的居委会老太太,在SARS危机中重现活力,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形态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还是最耀眼的明星的企业家们,此刻却几近失语;那些渴望通过数字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曾经用中国已拥有多少互联网与手机使用者,来说明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手机短信也成为谣言的重要载体。的确,信息技术破除了信息的垄断,但也不能过分高估它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更不能低估公民蒋彦永式的努力……
列举了如此之多的事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必须的联系,而对它们的判断也似乎前后矛盾——既有批评,也不乏辩护。大学期间,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一部名为《河殇》的系列片,它颇为抒情的解说词曾令我在宿舍里大声朗读,我记住了“文化决定一切”,蓝色文明更有扩张性,而黄色文明只知道固步自封,所以终将走向死亡;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读到《连线》杂志。那时候,好像所有的有为青年都投身到dot-com运动当中,他们中最著名的几位整天在电视与报纸上宣讲,互联网将改写一切规则,我们将直接进入数字时代,似乎人手一台电脑,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更标志着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我知道,这叫“技术决定论”,后来我还陆续知道了“经济决定论”,甚至是“FDI决定论”、“企业决定论”,似乎只要外资保持在520亿美元,只要我们拥有了IBM那样的企业,我们就能跻身强国之列……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制约着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单一的因素,或是单一的行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在批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所有责任归结于政府,但在问题出现时,又希望政府可以产生所有的解决之道。
我们希望就SARS危机中暴露出的,或者潜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尽管亨利·福特曾说:“历史或多或少是空话”,但是世界历史也同样证明,一个善于反思的国家才可能长盛不衰。越南战争过去了30年,但是美国人似乎从未放弃自我拷问,反思越战的书籍与电影,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虽然9·11事件让绝大多数美国人站在布什一边,但这也不妨碍在过去20个月里,众多的美国知识分子用文章和讨论会的形式,来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缺陷,支持者与反对者互不相让。
我们并不期待在争论中寻找到真理,或是完全正确的答案,但是,不同立场的观点将在交锋中得出一种相对妥贴的方案。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要展开的对SARS的讨论,我们必须倾听到更多的声音,我们也不能轻易地相信哪种观点就是正确答案,更要警惕动辄就把某种力量称为“决定性的因素”。很多力量在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在相互抵消,这些力量的彼此融合给予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韧性,但显然,这种韧性仍然不足。我们热切地希望,这种讨论能够激发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更广泛的问题的讨论,并能提出更多的富有新意的观点,尽管反思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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