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颖波
15日，北京市工商联在给北京市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称，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富人逃税的报道多有不实。尤其是一些媒体把非公经济，特别是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说成是偷逃税款的主体这让非公经济的代言组织不能忍受，于是，工商联的成员们在本次会议上对相关媒体群起而攻之。
在提案中，他们用大量的数据以及有力的说理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比起失实的报道来说，更多人的愤怒来自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传播。
这一点的确值得一怒，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经常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结论。
“舆论一律”作为强制性要求早已成为历史，但如今假主旋律之名，借百姓之口，灭他人之言的做法在中国的新闻界依然盛行，何故？新闻从业人员当思之，而广大传媒受众更有权加以责问。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新闻媒体自身对此应承担更多责任。不仅是由于惯性使然，更因为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巨变，竞争产生的危机让从业者产生了浮躁。在这一过程当中，传统的各种约束逐渐变得软弱，而新的行业自律准则又尚未建立。不少媒体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只要占在强势一边，自己也就可以变得强势。
有位商业口的资深记者曾经跟我讲过一段往事。那是市场经济初年，中国一度出现了“矿泉壶”大战，几家主要生产厂商为了市场份额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可是后来出了一位内行的消费者，同时状告了几家厂商，在众媒体的追捧之下，这位消费者一鼓作气穷追猛打，直到把所有厂商的老底全部揭穿，市场上再也见到不矿泉壶为止。那位身处其中的老记在事隔多年以后向我解密道，其实从厂家之间的争斗到消费者的出现全都出自几个核心记者的策划，只可惜绝大多数的人都蒙在鼓里。策动这场大戏的记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报纸都从中赚了大钱。之后，他们纷纷转了行，其中一位至今还以著名策划人的头衔混迹于江湖之中。
人们为什么需要媒体，因为那是他们的眼睛，人们需要用这双眼睛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真实世界，但是如果这双眼睛变成了一双手，巧夺天功，完全可以造出另一个假的世界，那你一定吓得要死。并不只是一部分媒体产生了这种变异，市场经济初期，受到供养的媒体同样也能感觉到竞争的压力。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生存下来呢？对于媒体来说，社会影响力是它们惟一的生存条件，而显示影响力的指标就是看社会与之共鸣的程度。对于某些极端的媒体来说，如果社会共鸣不够，他们就会想办法来操控。
在社会正处于剧烈变迁、人群重新划分的时刻，刻意渲染新的社会矛盾，争取强势群体正是很有效的一招。北京市工商联在提案中指责的正是这种行为，说“有些新闻媒体把加强税收征管，查处偷税案件有意无意地引向针对‘富豪’的查税风暴”。富豪虽富，但尚未形成气候。
比这件事更可怕的是，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盲从者也越来越多。而有些习惯于从报纸上寻找政策风向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和执法者受制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更容易产生快速响应的直觉冲动，风暴随之而来。
舆论一律最大的危害就是限制人们的思维。长此以往，大众就会变成鲁迅笔下的看客，被一支无形的大手捏住了脖子，那只手怎么动，大家就跟着怎么动，对于别的东西一律十分冷淡。
一个有良知的新闻从业者每每听到来自于人民的诚恳批评时，都会感到无地自容，都会产生对抗社会恶俗、更加严格自律的冲动。但是对于他所在的那家报纸或者电视来说，这种冲动就不是与生俱来的。像所有商业机构一样，利润以及各种利益对它产生的诱惑足以达到支配其大脑的程度。这个顽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得到治愈。好一点的地方不过是病症略轻一点而已。而追逐这个“好一点”的目标，现在看来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使新闻自由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这样说不仅仅是出于一般的常规理论，按照新近有关学者的研究，一个地方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好坏，和当地的新闻自由度呈正比。这位学者就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他是在研究证券市场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他的结论之上再引伸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让新闻更自由，让每一种声音都有呼喊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而且接近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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