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帝国的崩溃？是一些被煽动起来的穆斯林，还是东欧的解放和冷战的结束？”在1998年接受法国作家比尔·布鲁姆的采访时，布热津斯基，美国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他从未为秘密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政权遗憾过。尽管在今天，很多人指责是美国的援助滋养了本·拉登等伊斯兰恐怖势力。 对于亨利·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在少年时目睹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崛起，而又将后半生用于对付苏联，历史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他们不言自明，那就是如何扼制、瓦解苏联式的极权主义，避免冷战演变成热战。所以，还有什么比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更重要的事件？ 20世纪其实在1991年就已经结束了。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称之为一个短暂的世纪，它起始于1914年的一次世界大战，而终止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某种意义上，这79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这次史无前例的欧洲内部战争，最终拖垮了帝国这种政治形态，它使民族主义开始更广泛地传播，使共产主义得以在俄罗斯获得成功，从而改变了20世纪的政治版图，它还极大地动摇了欧洲人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进步、和平等的信念，这种怀疑渗透到20世纪整个人类文化肌体中。 将2001年9月两座双子塔的倒塌比作1914年8月的斐迪南大公遇刺，是18个月以来令人不倦的游戏。它们拥有那么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期后一个突然性的灾难性事件——在灾难出现之前，历史都处于伟大的全球化时代。英国著名记者诺曼·安吉尔在1911年出版的《伟大的时代》中说，不断加深的贸易联系与各种交流，使得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样的乐观也出现在《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1999年所著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枝》一书中。身处灾难发生之前的人们，都生活于某种幻像之中，即和平与繁荣都是必然的。当然，1914年的欧洲局势与今天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历史也从不会重复自身。但是，9·11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惊与迷惘，则与1914年相当类似。更重要的一点仍悬而未决，即1914年的刺杀将欧洲拖入一场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残酷冲突之中，它随即引发了一连串影响深远的连锁性事件，包括十月革命的成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我们正紧张地目睹着历史行进的方向，如你所见，它已“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改变了外界对于美国的观点，它分裂了在冷战时期缔造的西方同盟。而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如果拉姆斯菲尔德不确信战争会打多久的话，我们则越来越不能确认这种战争将把世界拽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它会导致类似1914年之后的灾难性的连锁性反应吗？第一次世界大战除去规模空前外，它还因坦克等新武器的投入而更显残酷，这其中也包括化学武器。同样的，9·11对于战争的重新定义，也使我们很难预见到新的灾难程度。 不过，在这些重重疑问中，一个命题却日渐清晰起来，即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老布什在1991年宣称要“重建世界新秩序”时，我们可能仍不清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1991年的世界更是一个旧世界崩溃的年代，而在大多数历史时刻，旧事物的死亡与新事物的诞生间往往有着间隔，它可能是几个月，比如1917年二月革命时，俄罗斯的沙皇已经下台，而直到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才获得政权；也可能是几十年，中国在1911年时帝制崩溃，却一直到1949年才重新变成一个完整的新国家。 而从1991年到2001年9月11日，这种新秩序才逐渐显现出来。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整个1990年代令人喜悦，苏联阵营的消失使经济全球化看起来畅通无阻，美国经济的活力给更多地区带来繁荣。这也是日本战略学家大前研一所说的国界消失的年代，是一个跨国商业机构取代政府组织的年代。在两极世界崩溃后权力的真空中，一方面政治显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出现，美国、欧洲、日本与中国将各自代表不同的权力中心，没人相信美国会主宰一切。即使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都会说：“冷战结束了：日本与德国获胜了。”而中国与新兴的亚洲国家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确信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事实上，自1970年代初以来，美国就一直处于某种衰退之中，它在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越南战争的失败、伊朗革命的成功与苏联在1980年代初的咄咄逼人，都使美国显出力不从心。在1986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以令人确信的事实表明，美国正在重走西班牙和英国的道路，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则比肯尼迪更早两年就开始探讨“霸权之后”。 但结果是，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我们的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霸权之后”，而是我们该与这个前所未有的霸权共存。就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说的，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强大过，包括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美国这个只拥有世界5％人口的国家，拥有43％的世界经济生产力，全球40％的高科技产品，它的ＧＤＰ数值相当于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日本、德国与英国的总和。而美国的军事能力更是无人能敌，它在2004年的国防开支很可能比全球其余的191个国家还要多。在大英帝国最为强盛的时刻，它必须还要对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保持小心，20世纪初它仍维持着世界1／4的殖民地时，也只占有世界ＧＤＰ的8％。一个表现美国实力的例证是，当阿富汗战争展开时，人们纷纷猜测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处于19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英国在此失败了，而苏联帝国则使这里成为自己的“越南丛林”，但是美国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阿富汗战争。对于美国军事的崇拜在自1991年以来的各项战争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竟然有了这样一种幻想，在一场国家间的战争中，如果美国士兵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00位，那将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但在很多时刻，强大本身就是一种问题。就像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利德·扎卡里亚所说的，自16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就一直遵循着“均势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模式当一个国家过于强大时，它常会激起猜疑与仇恨，别的国家将会结成联盟以扼制它。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时代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无不如此。今天的人们尚不能理解，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将会是何种面目。英国很少偏离这个结论，是因为在地缘政治仍很重要的时代，它远离欧洲大陆，此外它还是均势原则坚定不移的捍卫者。 美国异乎寻常的强大在1990年代仍处于一种相对混沌的状态，一些反全球化分子与左派人士会指责美式资本主义正在占领全球，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的力量正在侵蚀民族国家的力量，但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事务的角色仍在延续着冷战时的传统，它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9·11唤醒了美国沉睡的角色意识，尽管在悲剧发生的最初，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迷惘，为什么是美国受到攻击？答案并不是恐怖分子不喜欢自由、厌恶资本主义，或是纯粹的非理性。倘若如此，恐怖分子完全有更多的目标可以选择，英国、意大利与法国都符合这个条件，如果它们想攻击现代文明，那么卢浮宫可能更合适。扎卡里亚对此的判断简单却准确，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是因为美国是“ＮＯ．1”。而在2000年12月31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扎卡里亚宣称，在经过全球化的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后，未来10年的全球化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政治上的全球化。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提醒刚刚上任、声称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的布什政府，美国已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的各项事务，它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与商业利益，使其像罗马帝国一样拥有了一条过分漫长的战线，而各种危险可能也因此产生，美国必须更为主动地面对这种挑战。 9·11刷新了美国人对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看法，它尖锐地刺破了蒙在全球化与美国的角色上那层薄薄的面纱。首先，就像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对于自由市场的理解，从来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它都是强力的政府意志的产物，同样的，我们会发现也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经济上的全球化，它必须得到政治上的庇护。19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全球化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它引发的灾难——东南亚金融危机或是9·11，都在相当程度上缘于这种不协调。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受指责的重要原因，是它忽略了各国间迥异的政治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运转之道就像流淌在地表上的水流，它未能改变深层结构，却必须有赖于深层结构的改变。其次，如此强大的美国实际却是那么脆弱，它该如何保护减少这种脆弱性？ 民族主义的兴起终止了1914年前的经济全球化，而今天新的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在世贸悲剧中惊醒的美国，可以迅速拾起右翼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简单类比：19世纪的英国皇家海军在海上巡逻，清剿海盗，以确保贸易的正常进行，今天的美国特种部队则肩负起扫除恐怖分子的任务。但你在接受这种类比的同时，也得承认，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需求，美国已走上英国的老路，它必须充当世界警察。 在过去的一年中，几乎没有比“帝国”更时髦的概念了，因为对于美国的强大程度与其所开始的旅程，我们找不出更为适合与更有戏剧性效果的词汇了。一直到今天，美国人在情感上仍旧对于“帝国”抱有强烈的怀疑心理，毕竟，1776年开始独立战争的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是因为反抗英帝国的统治才建立起这个国家的。其次，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即使到今天，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对于美国的理解仍带有这种抽象色彩（在表面看来，今天的反美情绪可谓强烈，但是根据密歇根大学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当地民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居高不下，他们决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反美）。就像美国建国之父及其继任一直所努力的，他们试图让美国变成世界制度的楷模，它充当精神榜样的角色，近代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一个国家负有这样的道义感（罗马帝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但那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 尽管美国人喜欢说“美国例外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一次却似乎很难逃脱帝国这一定义。惟一的补救是，强调“帝国”这个名词的中性色彩，或是如《经济学人》主编比尔·埃默特所评价的，认为美国“是所有帝国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美国人应该意识到：你的国家利益几乎遍布世界，这同样使你成为最大的攻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你又没有足以匹配的敌人，没有制约你的联盟，就像格列佛走进了小人国。 进军巴格达，这又是一次十足的帝国行径吗？它自然地使人联想起英国人1914年对当时还不叫伊拉克的这个地区的介入。当时的英国政府像今天的美国政府一样，声称自己是为了给当地的人民带来自由。这种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吗？就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类似9·11这样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目标实在过于明显了。很多历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正在催促今天的美国更多地向19世纪的英国学习，后者至少使帝国这种形态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布热津斯基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许，在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一代就要言之凿凿地说，历史最重要的部分是，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诞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探讨，美国可以从英国学到什么，是否像英国一样走向一种必然性的衰落。（未完待续） 转自搜狐 |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