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得到什么暗示似的，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媒体开始紧盯着乞讨人群不放，不断向读者捧出诸如“丐帮”、“恶乞”、“骗讨”的“新闻”。在这些事件中，乞丐们靠博取人们的同情心致了富，靠操纵一些可怜的乞儿坐享其成，一水儿面目可憎，“农民式的狡猾”，而那些施予者则成了富有同情心的傻瓜，成了可怜的受骗上当者。而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禁讨令出台了，禁讨区划定了，警察开始义无旁顾地对乞讨者采取行动了，或驱而逐之，或拘而留之。

　　媒体语境与政府做法两者有怎样的关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读到一些“可恶的”乞丐之时，却鲜有看到一些真正可怜的乞丐的报道；当我看到对那些靠乞讨过上体面富足日子的披露时，却极少能看到对一些正为生存而挣扎着的人的追踪。而不能不承认，在这个社会的确存在着那样的群体。当那些搜奇的目光盯住此一群体时，对彼一群体的无视已自不待言。更何况，对此一群体的报道，除了恶与骗之外，我们真的有足够深入、全面并真实的了解吗？但是，一些媒体对丐帮秘闻的“披露”仍乐此不疲，眼下便有一例。

　　这是来自2月21《辽沈晚报》的消息：腿部有残疾、已在葫芦岛娶妻的王某，在盘锦靠“乞讨”生活了8年，在这8年中他竟用“乞讨”骗来的钱在家里包起了“二奶”。近日，经过盘锦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王某终于回心转意表示不再靠“乞讨”骗钱，要凭借劳动赚钱。而被王某包养了3年的女子也离开王某，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抚顺。报道称，王某的乞讨收入“每天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

　　老实说，我无法判断这则消息到底有几分真。据悉揭穿王乞丐“骗讨”真相的是救助站工作人员，但是你能相信他们一连几天在街上盯视并跟踪一名乞讨者，并大费周章地向其左邻右舍打听其生活起居情况？收容制度取消后，救助站已不再是具有“执法权”的机构，他们有什么理由抱定“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心态做这件事，并且还能让一名吃了8年“骗讨”甜头的乞丐在他们的劝导下悬崖勒马，幡然醒悟？我不相信，一个一直靠“骗”为生的乞丐，又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他一个月的收入可以高达二三千元之多？

　　再说那个“二奶”。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只说是一名来自抚顺的30岁妇女，和王乞丐走到一起是因为王乞丐“用讨来的钱为小兰买了新衣服和其爱吃的食物，之后王某信誓旦旦地向小兰保证：今后小兰只管呆在家里，生活来源全由他一人承担”。我们不知道她因何而来，也不知道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有一些怎样深沉低回的故事。但我们知道，这个“二奶”绝不同于那些达官贵人身边的佳丽，她和王乞丐，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每月的乞讨所得既便真有二三千元，又能如何？而当我们以轻慢的语气，说到王乞丐当初怎样“收买”她时，我们难道不曾理会，那信誓旦旦里的真诚？当他说道“生活来源全由他一人承担”时，又如何不是一种责任，一种关切，一种无私？难道没有人为此而感动？

　　根据新闻的介绍，每天王乞丐回家后，小兰总是端上热乎乎的饭菜。当然，有时小兰还帮助其一起到外面“骗讨”：平日里王乞丐在商业街旁边乞讨时，人信总会发现离他不远处总会有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在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当天色渐晚时，那名妇女还趁人不注意和王某一起离开。我不明白报道为何要营造出一种他们正“狼狈为奸”的氛围，要让人相信他们的可恶。在我看来，那却是身在低层社会的相濡以沫，那所谓“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的举动，难道竟不是一种相依为命的默契与关怀？对此，难道也没有人为此而感动？

　　王乞丐是有家室的人了，所以我无意发表支持如报道所说的“包二奶”的言论。但是，民间的低层的真实生存，恐怕不是坐在书斋里的人能想象得到的，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则数百字的报道所能演绎清楚的。但在一些主流的目光中，他们只能是沉默的，任人编排的，他们连最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我不可能知道，那位“二奶”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劝说”下离开王乞丐之后，将面临怎样的生存。我也不可能知道，在媒体及有关人士如炬目光的洞察下，包括王乞丐在内的巨大的群体又将面临怎样的生存。

　　当然我得声明，我的怀疑是没有事实支撑的，除了作为人的正常思维方式。或许穷人真的那么可憎，或许有关部门的工作真的做到了位，感化作用真的这么强大，则这件事真如报道所说也不一定。再说，作为一个新闻人，对于见诸报道、成为白纸黑字的新闻原本就不应作它想——虽然我一想到万一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对新闻的信仰，就感到后怕。所以，权将我的说法当成是一家之言吧。而我也只是希望，当我们的媒体在热衷于“搜奇”之时，能够尽量做到翔实和充分，能够少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稿源：红网)(作者：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