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金矿爆炸瞒报事件，有关责任人将38具遇难矿工遗体冒雨掩埋、毁尸灭迹，并破坏了爆炸现场，繁峙县政府上报“死2人，伤4人”……

　　初战砂河

　　2002年6月25日上午10时，一个电话打进了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值班编委刘健听到对方陈述，面容立刻严峻起来。原来，这是一个关于矿难的举报电话。来电人家住陕西省旬阳县，电话里，他颇为悲痛地说：“我的亲属到山西省忻州市砂河镇的金矿打工，6月22日，那里发生了一起金矿爆炸，死亡五六十人，其中，包括我的亲友”，“我是信任你们中国青年报，才向你们举报的，希望你们能到山西调查。”

　　随后，在中国青年报新闻采访中心工作的我和摄影部记者柴继军接到任务，要求“迅速赶往山西”。

　　出发前，我拿到了刘健写的线索、联系电话，记录在一张牛皮纸信封上。按照上面的电话，我拨通了一个手机，一个姓胡的人说：“爆炸发生3天了，还见不到尸体”。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他十分慌张。我说“不要惊慌，我们尽快赶到”。“能多提供几个电话号码吗？”这样要求，确实是为了“以防万一”。

　　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一口气说了4个手机号码。“情况复杂，金矿的人随时控制他们，你轻易不要打。”

　　我和柴继军从北京市丽泽桥长途汽车站，搭上了去太原的大巴车。转道太原，换乘到繁峙县砂河镇的依维克。

　　到达砂河镇的时候，正是夏日的午后。找到一个小饭馆，我们拨通了姓胡的电话，他说：“我们住在大营方向的汽校旅游宾馆，你们可以来，但千万别进来，到处都是金矿的人把守，会有危险。你到门口时，会有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与你们联系。”

　　我们找了一辆微型面包车，谈好价钱，沿着公路，在荒郊野外寻找“汽校旅游宾馆”。走了10多公里，穿过了一片树林，看到路边有一个小院，周围没有别的建筑，便让车停在院门口。没等停稳，突然，车门被打开，一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蹿到车上。

　　这时，开车的司机惊讶地叫了一声：“你干什么？”我连忙阻止。“迷彩服”上车后，我们看见院子里有人跑过来，要拦车，马上挥手说“快走”。

　　司机一踩油门，我们在车里晃了一下，迅速驶离，把跑过来的人甩在了后面。

　　我问了一句“迷彩服”：“你叫什么？”他脸色大变，嘴边“嘘”了一声，示意别出声。同时，他用眼睛盯着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车子在野外公路上又开出10多公里，我瞅准了一个孤零零的“路边店”，示意停车。

　　这是一个供长途汽车司机休息的荒野小店。我们走到后院，一个土屋，店主说每人10元钱，为了尽快采访，我们点了点头。“迷彩服”问：“有没有窗帘？”店主疑惑、怀疑地看着我们：“你们要窗帘干什么？”我赶紧说：“你可以走了，有事叫你。”“

　　迷彩服”面色沉静地面对我们，说：“22日发生的爆炸，除了旬阳县，还有岚皋县的死者家属，被金矿控制了。家属们要求见尸体，但金矿的人说‘不可能’，逼着大家签协议，一家两万五，拿后赶紧回家，如果说个‘不’字，绝对不让活着走出繁峙地界。爆炸已经3天了，有的家属已经签了协议，悄悄回家了。但我们陕西来的人坚持要见尸体。”

　　这时，小店后面，人影晃动，一条狼狗狂叫不止，“迷彩服”有些慌张，“我再找几个人，把名单拿来。”我们点点头，这种时候，只能先让他离开了。

　　随后，时光一分一秒流逝，打了几次电话，都不见人影。这时，我们决定拨打另外几个电话，有的关机，有的不在服务区。焦急中，第四个电话通了。我赶紧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记者，你那里情况怎样？”

　　顿时，电话那头传出忧伤的哭音：“我叫邱洪刚，我哥哥邱洪政在爆炸中死了。”

　　随后，我们约定在去大营方向的一个加油站碰面。

　　几分钟后，我们租的面包车像离弦的箭，奔向大营方向。

　　近了，更近了，车逼近约定的野外加油站时，4个人出现在路边。他们不时抬头张望。一个紧急刹车，我们把车停在了他们面前。我问：“谁是邱洪刚？”

　　4个人都沉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做声。我掏出蓝色记者证，递给他们，其中一个人犹豫了一下，接到手中，看了看，还是没做声。

　　我说：“上车吧。”打开车门，他们4个钻了进来。

　　回到路边店的小屋，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人愤怒地问：“你们是真记者吗？我们不想被骗。”穿黑色衣服的人说：“好像是真的。”

　　悲情回忆

　　穿黑衣服的，叫邱洪刚，来自陕西省岚皋县关园镇古家村。6月23日，得到通知，他哥哥邱洪政“在矿上炸死了”。披星戴月地赶来，他说：“以为能见到尸体，火化了，把骨灰带回家。但一直见不到，我怎么向年迈的母亲交代啊！”

　　“你们有人经历了爆炸吗？”

　　“有。”4个人中，有3人抢着说，他们就是爆炸金矿上的矿工，亲眼见到爆炸事故的发生。

　　穿灰夹克衣裳的，叫田正遥，负责金矿爆炸物品管理。

　　田正遥一开口，眼泪就像掉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别哭”，我们安慰他。

　　平静了一下，他说，6月21日和22日，这个矿井共运来170件炸药，每件炸药重24公斤。本来，这些炸药应存放在地面上，6月21日下起了瓢泼大雨，22日又是一个阴雨天，这些炸药就违规存贮在矿井里。

　　6月22日13时左右，井口电缆发生短路，冒出刺鼻的白烟。这时，井下的工人喊：“让我们上去吧。”

　　井口，工头向下高喊：“不许上来，谁要是上来，就把他扔到井下去。”

　　田正遥回忆，电缆负荷太大，发生短路，于下午一点半起火，井下共分5层，临时炸药库设在第三层，到下午两点多，发生了爆炸。

　　当时，田正遥和20多人正在井下第五层，爆炸后，立即从相通的其它矿井跑了出来。当时，爆炸产生的浓烟，迅速向井下蔓延，许多人因此窒息。回到地面上，田正遥怎么也找不到32岁的弟弟田正兵了。

　　4个小时后，硝烟散尽，他摸到井下，看到18个人死在一起，由于窒息而亡，他们有的坐着，有的卧着，有的跪着，表情极为痛苦。找了半天，田正遥没有找到弟弟。

　　在井下第四层，还有6个人死在一起，排成一排。还是没有田正遥的弟弟。

　　何永青，家住陕西省岚皋县滔河镇柏坪村，今年31岁。2002年5月，来此打工。由于前一天上夜班，6月22日15时爆炸发生的时刻，他正在睡觉。当一声巨响过后，他迅速来到井口，但是，此时，里面依然弥漫着烟尘，郑久兵等4人马上下去救人，也都窒息而亡。

　　夜里，依然下雨。子夜时分，工头开始指挥一班人运尸体。何永青，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回忆，井下巷道是完整的，许多死者都嘴角流血。大哥何永春和一个堂弟都在这里。何永青忍住无比的悲痛，亲手把大哥拉了上来。凌晨4时，工头大喊：“天快亮了，快点儿。”这一夜，何永青亲手搬运了24个死者，自己触摸过的，还有8人。

　　据田正遥说，当时，一辆北京吉普车，将座位卸了下来，尸体一直堆到车顶棚，共装了9人。还有一辆车是黑色的客货车，尸体一层层“码”上去。

　　对此，他泪流满面：“死的人被人拖到车上，捆在车上，不知运到了哪里。”当时，漆黑的夜幕，瓢泼的大雨，白色212吉普车，黑色客货车，以及运尸体者穿的清一色迷彩雨衣，在他心里，留下了非常恐怖的一幕记忆。

　　3个人拖着一个尸体，往车上装。而汽车最多一次拉9个，来回跑了三趟。田正遥紧张地守在井口，却没有看见弟弟的尸体被装上车。“那一刻，我心里非常痛苦。”他说。得知噩耗，老妈妈昏倒了4次，28岁的弟媳4天没吃饭，躺在床上，而年仅7岁的侄子，从此没有了父亲。

　　何永青说，他走下矿井时，发现巷道完好，死去的人也没有伤痕，而是嘴角流血。爆炸时，烟雾向下，致使他们痛苦、窒息而亡。当时，有个姓石的老板也在里面，被救了上来，经过抢救，脱险了。

　　夜色迷蒙，细雨不断。工头命令开车，死者被运走了。过了一会儿，才让幸存的矿工、家属也上车，开向大营方向。

　　车上，家属们问：“把我们往哪里拉？”

　　“不知道。”

　　“我要下车，再看一眼。”一位妇女抽泣着说。

　　“不行，快走。”工头说。

　　幸存者回忆说，第二天，有人下去，将井内现场全部“破坏”了。爆炸事发后，所有的知情者被遣散，每人发了1300元。爆炸的消息，则严格保密。

　　扑朔迷离

　　天，渐渐有些黑了。

　　窗外，不停有人影晃动。突然，一个目光凶残、满脸横肉的人，在窗外走了一个来回，并向窗内张望。这时，我注意到，接受采访的家属、矿工们脸色大变。摄影记者柴继军将数码相机藏到身后，我也将微型录音机藏在床下，以应对随时发生的不测。

　　随后，我们迅速打开门，离开了小旅店，并将家属、矿工送到他们住的地方。

　　晚21时，我们又雇车，穿过了那片小树林，来到野外，与家属们见面。此时，依然有路过的车灯闪烁，家属们悲苦而无助的眼神，很深很深地印在我们心里。

　　一份29人的名单，被颤动着交到我们手里，沉甸甸的。同时，一份“情况反映”，犹如“泣血的呼唤”，他们从没有像今天、此时这样，对正义、真相充满了渴望。而记者，就是他们希望的寄托。

　　家属们反映说，爆炸发生后，除市、县领导、公安人员来到现场外，还有新闻记者。这使我们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爆炸发生6天来，我们应该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否则，为什么没有任何消息向外透露，这一爆炸消息，又为什么捂得严严实实？

　　半年后，我得知了真相，原来，爆炸发生后，确实有记者立即赶往现场，但不幸被收买了，权威调查人士透露，他们收受了“金元宝”。因而，这次罕见的金矿爆炸，参与瞒报的，不但有黑心矿主、腐败官员，还有新闻记者。这些，都让我们不寒而栗。

　　晚21时，窗外是漆黑的夜色，将灯光调至微弱，我掏出手机，拨打北京市114查号台，随后，打电话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通了，值班的是该局一司综合处罗处长。他告诉我，他们也接到了举报，正准备前往山西繁峙进行调查。

　　然而，惨剧真相依旧显得扑朔迷离。在金矿爆炸事故中，当地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天，我们前往繁峙县政府，值班人员称“领导不在”。最后，当我们找到一家宾馆时，繁峙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丁文福等接受了采访。他递交的一份繁峙县人民政府的报告称，6月22日17时25分，接到了砂河镇的报告，称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经初步查明：井下作业人员40人，死亡2人，伤4人，其余34人安全撤离现场。”

　　繁峙县政府报告称，一天之内，为了金矿抢险，就出动警车29辆，警力116人次。

　　这份报告，从县报到市，又报到省。今天，其虚假程度似乎不证自明。但是，县政府的报告，以及该县政府、公安人员，为什么对大批到来的死亡者家属视而不见，又为什么对爆炸现场、死亡事故的调查到了“近乎麻木”的程度呢？对此，我们带着疑问，进行着采访、思考。

　　面对我们的追问，丁文福说：“当时，爆炸情况不明。”

　　此时，我的手机不断接到遇难者家属电话，要求“保护安全”，我不得不当面指出，遇难者家属正面临人身威胁，必须保证他们安全。

　　丁文福掏出手机，打给县公安局长说“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遇难者家属需要保护”，这时，我大声说“我们也想检验一下你们的反应能力。”丁文福一边拿电话，一边问我：“家属在哪里？”我说：“大营方向的汽校旅游宾馆。”他重复了一遍，要求派公安民警去一下。

　　6月28日，我坐车赶到附近的地方向北京发稿，路上，瓢泼大雨，一座小桥之下，浑浊的洪水奔腾而下。“这是一起怎样的矿难？这些内幕报道出去，会为遇难者家属带来公道吗？”我问自己。

　　真相调查：新闻的推动

　　6月28日，我们向报社发回了经过两天时间调查到的矿难真相《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山西繁峙金矿爆炸案》。

　　随后，山西省人民政府组成了调查组，从忻州和其它县调集了大量警力，主管政法的忻州市副市长宣明仁是一位颇有风度的领导干部，还有忻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如何尽快查明真相，给关注此事的领导和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此时，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由于此前繁峙县公安局已经做过笔录，认定事故仅仅是“死2人，伤4人”，忻州警方十分清楚，此前曾经查办这一事故的繁峙警方已经难以“继续让人相信”，怎么突破呢？

　　6月30日，我看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值班室电话记录，来电人是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地点：山西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刘振华在电话中说：“事故调查要借鉴新闻单位提供的线索，新闻单位能搞清楚的，我们为什么搞不清楚？要把我们发现的疑点一件一件查实，顺藤摸瓜把事实搞清楚，在此基础上搞清原因进行调查。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宣明仁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带领忻州市公安局干警研究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从中分析了事故目击者、搬运尸体者、搬运尸体车辆等3条线索，命令忻州警方顺藤摸瓜，找到这些当事人，进而追捕组织者。

　　很快，组织搬运尸体的工头落网了。

　　6月30日，爆炸事件遇害者遗体惊现荒野。17时，我赶到位于繁峙县金山铺乡碱裕村附近的现场，这是一处不起眼的田野，两堆土旁，有残余的焦炭。旁边，丢弃着当初掩盖尸体的编织袋。

　　根据已抓获的7名运尸、焚尸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37具尸体全部起获。

　　由于遇难者家属遭遇了矿主和打手的威胁，此时，他们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失去了信任。当我们几个记者再次走进他们居住的小院时，他们露出了难得的高兴神情。因为，从我们采访之后，一直没露面的公安人员出现了，金矿的打手们也一轰而散。警察虽然来了，但他们的吃饭问题却没人管。4岁的何飞虎是遇难矿工何永春的儿子，坐在伤心欲绝的妈妈王显翠身边，轻轻叫着“我饿，想吃饭。”已10时多了，他还没吃早饭。

　　我不由得眼圈发红，掉下了眼泪，并从自己兜里掏出100元钱交给小飞虎，让他买吃的。小飞虎显然已经认识钱了，4岁的他捏着钱不放，仿佛这钱就是他的早饭一样。

　　7月4日，矿难现场一片狼籍。本来，繁峙县政府安排将2000多名矿工遣散，并炸掉矿井，但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二司副司长周彬阻止了，他认为应该重新勘查，查清矿难真相。

　　随后，大同矿务局救护队赶到了。救护队长成喜顺用“盲人摸象”来形容勘查现场的感受。7月4日11时，几名救护队员对繁峙金矿爆炸现场进行井下勘查。但是，他们面临的难题是：没有井下资料、图纸，也没知情人，如何了解井下机构成为难题。

　　据义兴寨金矿提供的绘图，井下只有3个工作面，但救护队员初次试探，就发现了第4个工作面。这时，我向他们提供了幸存矿工草绘的井下构图，上面显示，已有5个工作面，伤亡矿工大多在第3工作面，第4工作面也有6名矿工。这张草图，让救护队的负责人眼前一亮。仔细询问，并据此重新绘图，大致掌握了井下情况。

　　11名记者受贿的题外话

　　事情就像中央调查组所公布的那样，2002年6月22日事故发生当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非法矿主殷山、杨海龙、杨治兴、王建勇等商量并统一了“2人死亡、4人受伤”的口径，并确定由王建勇负责做繁峙县县长王彦平的工作，杨海龙负责做其他县领导的工作，殷山负责应付领导、记者的调查和遣散民工，还有人负责转移、藏匿尸体及与死难矿工家属私了。

　　2002年12月初，北京下着小雪，顶着寒风，我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里，正在召开“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来自首都新闻界和高等院校的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这天，我发言的题目就是《揭露繁峙矿难瞒报的日日夜夜》。结束发言的时候，我提到了繁峙矿难中有记者受贿的问题。因为，根据举报，当我们赶到繁峙矿难现场时，我们以为自己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记者，但后来，我得到的消息却是有11名记者在我们之前就到了，但收受了现金和金元宝，讲述这一情况时，距离媒体公开这一事件还有10个月时间，当时，我说：“这是商业利益冲击下，舆论监督的一种不幸。”

　　后来，新华社公布了11名收受金元宝、现金的记者名单，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生活晨报等4家媒体的11名记者“榜上有名”。

　　2002年6月22日发生的繁峙矿难，由于朱镕基、吴邦国等领导同志的批示，以及此后原国家经贸委、公安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努力，在一年多以后终于真相大白。

　　我记得2002年7月2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赶到矿难现场时曾说，感谢新闻监督，如果没有新闻舆论披露出来，至今，大家还会蒙在鼓里，记者都能弄清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弄不清，甚至视而不见，面对这么多疑点，只相信“死2人、伤4人”，是官僚主义，还是有别的问题，需要彻底查清。

　　2003年9月29日，中国记协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11名记者违纪问题，要求加强行业自律。在会上，我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揭露繁峙矿难中的采访经历，面对种种威胁，我们无所畏惧，当时，我感慨地说：“中国记者的责任感、职业良心和使命感不会因为个别记者的违纪行为而消磨，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为社会正义尽自己的努力。”

　　2002年7月，我们在连续报道繁峙矿难过程中，中央调查组也赶到现场，一些调查组负责人约见了我，并对我——一个亲身揭露矿难真相的普通记者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和“慰问”，并要记者“不要担心安全问题，放心工作。”同时，我发现，中央调查组的很多官员，从行李中掏出的、手里拿着的，竟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报道复印件。

　　主抓侦破藏尸灭迹的忻州市副市长宣明仁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立了大功。因为，当时情况不明，亟需突破，《中国青年报》及时、详尽的报道，为案件突破提供了宝贵线索。

　　2003年10月21日，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揭晓，我们采写的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荣获了一等奖。

　　对于亲身参与揭露隐瞒“矿难真相”的记者，这无疑是令人欣慰、难忘的。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