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国强 吕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生

　　内容提要：娱乐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娱乐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并负担着特定的社会价值。从中西思想发展历史来看，娱乐都曾被作为传承文明和实施教化的传播手段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在大众传播的场域里，娱乐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娱乐本身超越手段成为人的基本需要；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提供的娱乐逐渐变成商业和文化交错并行的整体。本文试图通过文化和哲学的维度探索娱乐的起源与本质，进而解析电视传播的娱乐功能。

　　关键词：娱乐 需要 大众传播 电视传播

　　一、“娱乐”文化溯源

　　娱乐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一种常见活动，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对娱乐的真正起源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争论。有研究者认为人的娱乐活动主要产生于遗传生理本能，认为人的跑、跳、攀、爬等的动机是早在遗传中决定了的。西方学者席勒（Schiller）则主张“能量盈余说” ，认为动物如果暂时摆脱物质上的匮乏，而获得精力上的盈余，就有可能进入游戏娱乐状态。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使整个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娱乐也应是起源于劳动。凡此种种各有侧重。我们认为娱乐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娱乐呈现多样的形态，并负担着特定的社会价值。本文将主要根据相关的中文文献记载，对娱乐作简要的文化溯源分析。

　　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注为：“娱，乐也。” 可见，“娱”、“乐”二字实为一对同义复指的词语组合。在中文古典文献里，关于“娱乐”的记载散见各处。在大多数文献里，“娱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语搭配，更多的是“娱”与“乐”单独见于文中，表达“娱乐”之意。

　　例举部分记载如下：

　　《诗经·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楚辞·离骚》（屈原）：夏康娱以自纵。

　　《楚辞·九歌·东君》（屈原）：羌声色兮娱人。

　　《西京赋》（张衡）：穷身极娱。

　　《列子·周穆王第三》：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

　　《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其（圣人）于物也，与之为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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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一词较早的记载出现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以上记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娱乐已经具备了确定的能指和所指。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上与“娱乐”符号命名相应的行动或活动已经客观存在。

　　究竟娱乐活动始自何时？史料记载是考察的最重要的依据。然而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也是相对晚近之事，在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所知甚少，大多是通过有限的信息推测得来，因此从中提炼有关娱乐的知识尤其困难。据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理，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这是在中国土地上早期人类的生活图景，也是本文探寻娱乐起源的历史起点。根据相关的历史、考古研究推测，在旧石器时代 前半期——约60万年前到约4万年前，先民们处于原始群居状态，过着十分低下的社会生活。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围绕获取食物展开，大概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求食活动，一是对野兽或其他人群的进攻或自卫的攻防活动。他们的思维还不发达，即使有语言，也只是部分简单的音节，还没有发明将思维或语言符号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如果存在娱乐活动，也可能只是自发地和简单地重复与模仿劳动动作。这段时期是做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生期，人的娱乐活动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可以称作“萌芽期的娱乐活动”。

　　火的使用是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摇曳的火苗驱走黑暗与寒冷，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而步入文明的新阶段。根据远古传说，距今四万年的时候燧人氏开始教人们钻木取火，利用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 随后直到大约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的繁荣并逐渐完成向父系氏族的过渡。随着工具的改进，农业、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产生并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渐趋复杂，并产生了维持关系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人的发展同社会文化的发展互为动力，推动“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语言思维更发展了，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等文艺活动形式也产生了”。 东晋王嘉在其志怪小说集《拾遗记》中写道：“（庖犧）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其中“瑟”、“埙”均用于歌舞演奏，包含明显的娱乐元素。可见，“礼乐”是在当时氏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集合了多种生活形态而成的社会文化系统。系统的各组成部分都承担着相应的功能：“导文”、“饰武”等，并借此在和其他社会活动并存构成的“礼乐”体系中保持了各自的独立特色。

　　各种历史记录——包括文字、绘画、器物等——为我们提供了考证娱乐活动的依据，从中可以推知当时曾传承或流行过的娱乐活动。生活在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人用禽类动物的肢骨制成骨哨，可以吹奏简单的曲调。在夏、商、西周时期，舞蹈是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并逐渐分化为乐舞、巫舞、歌舞和武舞等形态，并据传说，棋类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 ，从宫廷到民间，娱乐形态渐趋多元化。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活动日渐集中在一些大型的商业都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等，人们的娱乐活动也相应地繁荣起来，以临淄为例，“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 。到了秦汉三国时期，歌舞艺术更加繁荣，产生了包括吞刀、吐火、扛鼎、爬杆、走索、角力等技艺表演，连同歌舞一起被称为“角抵戏”或“百戏”。《汉书·武帝纪》有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其他朝代也有各自的流行的娱乐活动，除承袭前朝代遗风外，更因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而汲取了异族文明的滋养，中华大地上的娱乐活动越加丰富多彩。历经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博大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娱乐文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娱乐的本质

　　考察中华文化以外的文化系统，同样会很容易找到大量的娱乐因素。荷兰文化学者胡伊青加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广泛考察后，认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娱乐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塑造产生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多种重要形式：“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战争的规则、高尚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各种游戏中被建立起来的”。 最后他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文明就是在游戏娱乐中并作为游戏娱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权将此论断的真理性搁置不论，我们承认其中有关娱乐游戏同社会文化之关系逻辑的合理性。既然娱乐对社会文化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娱乐？隐藏在参与文化创造的可能的娱乐形式之中可以抽绎出来的本质是什么？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e Jaspers）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枢轴时代” （Axial Age）对人类文明的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之所以被称为“枢轴时代”，是因为在此期间人类有意识地建构了若干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本文化的框架，使人类的历史有别于生物的历史。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许多重要的观念建筑，就是落成于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个“枢轴时代”。中国的枢轴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的思想广为后学者研究和阐释，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国悠远文明的观念之网。与其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中华文化的娱乐观。

　　自孔子以降的儒家思想，贯穿于中的传统之一就是注重内修，注重心灵或情感的生活。而过多地强调“孝悌人之本”（孔子语）的人生观，就会忽略“生活在这个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世界上，人所应该的、甚至是一些必不可少的需要” 。那么“娱乐”在儒家理论视野中遭遇怎样的命运呢？孔子作为教育家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在周游列国的教育实践中，他认识到娱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记·杂记》中，子贡向孔子请教某地岁末民众狂欢的意义时，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家语·卷一》里，鲁哀公问长寿问题于孔子，孔子对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将行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从这两段话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孔子对于娱乐的态度是要讲究劳逸结合，要进行适度的娱乐活动。在此前提下，孔子也有对某些具体的娱乐活动的拥赞之语。《论语·阳货》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认为下棋是一种很好的娱乐休闲活动。在《史记》里也有确切的记载：“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足见其对舞乐之痴迷。到后继者荀子，则进一步明确了娱乐的重要性：“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荀况还对娱乐的社会功能作了概括。他认为，娱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而且“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 。在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得以全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纲常伦理观念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儒家的礼乐思想则规定了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娱乐活动也以儒家思想所认同的方式为社会所采纳。对追求“内圣外王”之至上境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娱乐活动也被纳入了对学问与道德修为和“事功”的追求。

　　综其论述，在儒家思想的源流中，娱乐被认为是生活的构成元素之一，是推行教化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人们从事娱乐活动释放个人好恶的同时，通过娱乐也可以陶冶人们的心性，进而达到教化的目的。

　　无独有偶，在与中国的“枢轴时代”同期的古希腊，诞生三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们的思想“奠定西方文化基础”。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记载了部分苏格拉底有关娱乐、游戏的对话：

　　苏格拉底：那么，如我们开头说的，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

　　阿得曼托斯：肯定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使他们健康建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

　　……

　　苏格拉底：因为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地进行任何学习的。因为，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但，被迫进行的学习却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

　　格劳孔：真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的天性。

　　苏格拉底高度肯定了娱乐、游戏的教化功能，甚至认为娱乐、游戏参与个人人性的塑造。柏拉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娱乐、游戏活动的起源在于人和动物的幼仔的跳跃需求，通过这类活动实现能量释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心灵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认识）活动，另一类是实践（意志）活动。娱乐属于后一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娱乐是人在劳作后的休闲与消遣，可以通过娱乐的间歇人摆脱劳作的烦扰和恢复体力，以更好的投入后来的劳动 。

　　综合中国儒家的早期思想家和西方文化的奠基者们的思想，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尽管对娱乐分析或表达的取向不同，但他们都承认娱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娱乐是实施教化和自我调节的有效手段。

　　传统的研究大多没有将娱乐本身作为论旨，主要从属于某些母题诸如美、善、教化等。娱乐真正作为研究范畴进入理论视野的转折发生在18世纪的巨人康德（Immanuel Kant）的思想里，启发了我们对娱乐的属性进行思考。

　　康德认为人类心灵的全部能力都可归结为来自我们所不知的同一根源的知、情、意三种能力，据此将人的心灵活动分为：认识能力、（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能力和欲望能力。并基于对此三种能力之先验原理的探究而建构了庞大的批判哲学体系。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里，情感能力是沟通认识能力和欲望能力的桥梁，从而弥补因理论范畴划分而造成的自然和自由、现象和本体等的分裂和对立。表象来自于主体对直观对象把握，在对事物表象把握的过程中，有两种关系是并存出现的，其一是表象的感性性状，该性状与主体有关而同客体无关；其二是表象的逻辑有效性，也就是在表象中体现出来的能够成为关于客体的知识的规定性。 不能成为知识的那一部分表象体现的是主观的东西，也就是同这一表象相结合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尽管不能成为知识，但是，与表象结合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也可能成为主体认识的结果之一：“如果在这种比较中想象力（作为先天直观的能力）通过一个给予的表象而无意中被置于对知性（作为概念的能力）的协调一致之中，并由此而唤起了愉快的感情，那么这样一来，对象就必须被看作对于反思的判断力是合目的性的。一个这样的判断就是对客体的合目的性的审美判断，它不是建立在任何有关对象的现成概念之上，也不带来任何对象概念。” 康德以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为例作了更通俗的说明：“艺术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叫做挣报酬的艺术。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是本身就愉快的一种事情，达到了这一点，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艺是一种劳动（工作），这是本身就不愉快的（痛苦）的一种事情，只有通过它的效果（例如报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为他是被强迫的。”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同和接受娱乐直接派生愉快的情感，当谈到娱乐时，“愉快”是人们习惯使用的概括。

　　康德还区分了两种“愉快”。第一种是感性的愉快，主要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第二种是智性的愉快，主要通过可显现的概念或理念而表现出来。 其中，“智性的愉快”须经由反思加以把握，更多地体现在艺术鉴赏领域，而“感性的愉快”的范围则广得多，包括所有在感觉到一个对象时所产生的快适的感情。毫无疑问，感性的愉快非常宽泛甚至难以名状，因此，康德也没有直接对此作直接的定义，而是诉诸由对感官接受对象的状态在心灵上所产生的作用来加以解释：“凡是直接（即通过感官）驱使我离开（从中走出）我的状态的就是使我不快的，就是使我痛苦；同样，凡是驱使我维持（留在）我的状态的，就是使我快适的，就给我以快乐。……快乐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受阻的感情。”

　　 虽然康德的这些论述主要针对艺术的特性以及艺术鉴赏行为，并没有明确提出娱乐的问题，但事实上，其论述中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各种娱乐行为，例如康德曾选择游戏、戏剧、小说等为例证以注解快乐的属性，他的论断也是基于人们的娱乐实践得出。更重要的，也就是文前所说的“转折”：受到康德的启发，人们才真正开始重新发现娱乐，突破把娱乐作为手段的看法，通过对娱乐的哲学追问提升了“娱乐”作为研究主题的地位，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路标。

　　 简单翻阅一下各类词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关于“娱乐”的定义或解释，但这类通释性定义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要。借用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方法，如果假定“娱乐”这个词语有一个单一的定义，这可能要冒很大的遭遇错误的风险，相反，如果把娱乐看作是意义群的集合体到更为有用。本文倾向于认为娱乐是一个集合了众多性质的概念，每一个性质都“分有” 了娱乐的本质特性。实际上，康德由对感官接受对象的状态在心灵上所产生的作用来把握快乐，强调的是意识的作用，就是通过意识反应所把捉到的感受形式。而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并不是零散的、片段的粉屑的组合，意识“不是接上去的某种东西，它会流动，一条‘河流’，或者一条‘小溪’”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因此而将其比喻为：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对于任何一个娱乐活动的行动者而言，经历或体验娱乐的身体运动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由于娱乐活动起自外部世界的运行，所以“我们把它们当作在空间和空间性时间中发生的、并且可以根据它们走过的道路衡量它们的事件来观察；由于它们是一起被我们从内部当作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作属于我们意识流的我们的自发性的表现经验的，所以，它们分享我们的内在时间” 。坐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透过车窗看到向后倒去的树木，于是得到了运动以及运动的方向、速度等的判断，其中，树木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当人们在娱乐的时候，娱乐者和娱乐活动同整个外部世界同处于一种时间维度之中，时间就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正是在这种同时性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够把自己正在或已经经历的娱乐行动作为一系列事件来经验。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时空被极大地压缩，如麦克卢汉描述的那样：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村庄”，地理上的空间区隔被电子传播手段轻易地突破，因而发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中的事件经过时间的换算而成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的经验。

　　所以，本文倾向于把“娱乐”定义为一种时间。在这种时间里，个人继续经历着他的生活，因而是人追求的完善的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通过娱乐，个人可以获得摆脱与超越的能力，消除或释放社会带来的各种结构性压力——如地位、性别等，可以自由的行动，获得事实上的自由，并使人在享受到愉悦的同时拥有成就感；在这种时间里，娱乐行为者具有双重存在价值，一者是获得教益，一者是授人以快乐。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人类娱乐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艺术；舞蹈和戏剧等表演性活动；游戏和体育；户外活动；阅读和写作；音乐影视观赏等。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再引用康德的一句话作补充：“对于一切注意他的生命和时间的人（即有教养的人）来说，无聊是一种压抑人的甚至可怕的重负。” 娱乐的本质即在于它是人真正成为人过程中的基本需要。

　　这一基于娱乐的功能和属性而对娱乐本质的判断，同我们对大众传播之娱乐功能的探讨联动或共振，将我们的研究触角直指其本质层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逻辑配合国家的行政权力系统向各类非商品化的活动——如文化——大举渗透，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其独到的优势，担当着意义和快感生产的最有效的工具。作为文化形态的娱乐经过商品逻辑再造作为畅销商品，被摆放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货架。这类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中各类产品的原材料就是“时间”，受众消费的也正是“时间”。这将有助于对商品化的“娱乐”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