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回顾三：

　　大国和强国：动荡的世界和安静转型的中国外交

　　□文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从全球角度观察，即将过去的2003年，是由美国新霸权行径诱发的各种国际危机不断加深、局部冲突此起彼伏的一年，也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艰苦努力的一年，是一些全球性大国（如法、德、俄等）主要围绕伊拉克问题，为推动健康的多极化，与超级大国美国展开持续斗争的一年，也是消极因素和积极动向共生共存、复杂性和曲折性逐渐增多的一年。这一年自然延续了前一年的某些线索，同时具备了若干新的性质。不管是旧的线索，或是刚出现的迹象，均值得梳理分析，因为他们既折射出冷战遗产的存在，也揭示了新时期国际政治的某些要素。

　　同时，对中国来说，2003年又是向冷静、务实的外交战略平静转型的一年，是中国向外交大国迈出坚实一步的一年。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在内生变量上的不足又制约着新一届政府外交强国梦想的实现。在何种程度上改革自身，将决定着中国外交的未来。

　　全球政治和安全形势

　　从国际政治的格局来看，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有所失算，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一超独霸”的格局不会改变。

　　在2003年，最值得历史回味的一点就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膨胀。在观念上，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新帝国主义思想继续占据着主导作用，而表现在现实做法上，则是明显的单边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强硬做法，反映出美国实力、地位的进一步增强。

　　当苏联刚刚解体、冷战刚刚结束时，人们并没有清晰地感觉到美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它能霸道到什么程度，但在今年，这种独霸的气势透过“倒萨”行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问题决议时，美国几乎不假思考地置联合国于不顾，甚至连他的盟友和安理会的其他大国，也可以大胆地甩开。在伊战中，美国基本上是以人们超乎想象的力量，在短短的20多天里就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随后的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美国几乎主宰了重建的整个安排，其中包括对承包合同对象的选择。为了控制整个重建过程，它甚至将包括法德俄在内的60多个曾经反对伊战的国家“扫地出门”，显示了十分霸道的形象。

　　不难预测，即便2004年民主党赢得了美国大选，或者说美国可以走向克林顿时代那样的美国式国际主义，美国的地位不容挑战的局面在实质上也不会发生动摇。可以说，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人们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撼动美国的这种单极地位。

　　当然，从这一年来看，多极化和“一超多强”的趋势的确也在发展，包括中国、印度和欧洲大国在内，每个国家都在争取更为独立的形象，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权。例如，在法德的推动下，欧盟在进一步谋求独立的防务和外交；在东亚，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也在增强；在南亚，印度也在争取该地区的主要影响……这些大国或大的力量中心的崛起，预示着多极和多元在未来还会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尽管如此，大的形势依然是美国的超强力量无人挑战。

　　现在，美国的GDP占全球GDP总产值的1/3，国内军费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美国获得了二战后所有诺贝尔科学奖的70％，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如此势力的时期。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来说，同美国的关系是一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外交战略最重要的着力点和出发点。

　　但是，也正因为美国这样一个重心，这样一个超强实力的存在，他的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冲击才会如此之大。譬如，这场并不合理的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国际格局的大动荡，国际关系的大辩论，大国之间的重新组合和分化。而在未来的一年、5年或是10年，这样的重组还将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

　　从国际安全形势上来看，2003年的时事进一步验证了国际社会的战略中心开始向欧亚大陆倾斜，三个主要的热点群——前苏联东欧地区、伊斯兰新月地区、南亚次大陆——也分布在欧亚大陆上。这三个热点群首尾相贯，呈“蛇”形分布，是国际安全的主要焦点，也是未来几年内国际冲突的主要爆发带。从现在来看，包括伊拉克战争，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以及主要的大国角逐多发生在这些地区。同时，这一区域又是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主要储藏地，各种宗教的起源和各国战略重点也交汇于此。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赢得了世界。”不难想象，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冲突和大国角逐都将主要在这里展开。

　　从国际经济层面来看，地区一体化在加剧。其中，西欧作为一个板块，北美作为第二个板块，东亚作为第三个板块，他们的经济一体化过程都在进一步增强，并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带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他们是全球经济的三个支柱，他们地区经济形势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全球经济的盛衰成败。

　　具体说来，西欧在进一步谋求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而东亚则更是明显，无论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推进，还是东盟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都说明除了政治上的直接沟通之外，“经贸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也在加重。与此同时，北美的整合也在不声不响地展开。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度影响了南北美洲的联系，但是向南美扩张，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下一个目标将有可能在未来不远的时间里实现。可见，板块的力量正在争夺主权国家单纯的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在考虑国际政治的时候所不能忽略的。在未来，国家的发展更多的要依靠地区的支撑。而事实上，全球化最初的形式就是地区一体化。

　　从文化角度来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三大文明圈的互动在加强。其中，欧美的基督教文明在近几百年来对世界的影响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它仍然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际方向的主要引导者，国际力量的主要积聚者。

　　相比之下，伊斯兰文明现在正处于艰难的转型。它涉及全球1/6的人口和几十个国家，而且同西方文明之间有一种特别复杂多变的关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现在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所制造的一些麻烦，两者之间的摩擦不断上升，而突出表现就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泛滥。其实，西欧看到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中间进行调和，而美国表面上虽说不把政治和宗教挂钩，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压制态度。

　　对伊拉克的公开打击便是一个样板。通过倒萨，美国希望尽可能地给所有阿拉伯世界，或者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者、独裁者和专制政权以一个警示。那就是，谁要和美国作对，就会步萨达姆的后尘。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局面深刻地反映出伊斯兰文明现在所处的艰难时世。他们一方面在转型，向现代化走，一方面却又迫于主流文明的压强。

　　东亚文明圈在近几年也开始逐渐上升，并开始活跃起来。从特征来说，这种文明相对比较温和，但它的整合性还是比较差，比如在区域内部，一些国家并不团结，如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次区域内的角逐和不信任。然而，无论如何，这种亚洲人的意识还是在加强。一些国家开始在文明上相互借鉴，一些国家（如中国）越来越有信心。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地区的认同会进一步加深，文化的自主意识也会不断得到强化。这样一个过程，无形之间与其他两种文明形成不同之处，并在此中间形成新的国际关系。

　　还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全球政治出现了新的风向，那就是联合国在挫折中成长，寻求改革，并努力重新树立权威。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联合国权力的软弱，它更像是一种道义的象征，而权力常常取决于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应该说，未来的联合国如何进行改造，将构成几大国关系主会场之外的重要分会场，它也将是整个国际政治画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外，市民社会的崛起是另一个分会场。例如，各种各样的反全球化利益的出现，预示着全球市民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增强，这有利于联合国作用的提升，也有利于对超级大国的限制。可以说，到了一定的程度，联合国的改革或许会出现非国家组织（NGO）的出现，届时它们会越来越多的影响全球政治的演进。

　　“和平崛起”：中国外交的转型

　　纵观2003年的中国外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正在根据国际形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一条稳健、务实的外交路线清晰可见，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安静而细致地谋求在三种不同需求中的一种动态平衡。

　　第一种需求，即主旋律，就是中国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需求。沿袭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在多变的国际格局中稳健地寻求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寻求发展，是当前中国的硬道理。这个发展需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策略上，而且体现在军事策略和外交策略上。国防现代化要服从经济现代化，这是军事工作的第一出发点。而表现在外交事务上，外交官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承载了宣传中国和吸引外资、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处理国际经济纠纷等方面的职能。

　　第二种需求是主权需求。中国在考虑发展第一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主权的需求，而且近几年这个问题又不知不觉变得突出了。首先，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我们有15个接壤的邻国，有15个非接壤的邻国，这中间许国家同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主权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邻国经常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自在，进而产生中国强大之后会对本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想法。因此，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周边环境。例如，上海组织的成立就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边境问题。而针对中国同印度之间的划界问题，目前也在积极进行谈判，以便改善同这个亚洲大国的双边关系。中国与东盟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趋于良好。

　　事实上，谋寻主权需求的关键点在于中国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理，也就是到底是通过“和平崛起”，还是在崛起的过程中凭武力以对抗的方式“拿过来”。显然，中国今年温和而务实低调而积极的外交方式，预示着中国现今的领导层希望走一条“和平崛起”之路。而其最终的目的，便是要将主权需求与发展需求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良性的平衡，使周边国家打消对中国崛起的顾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主权需求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棘手，但是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不论是采取军事方式还是和平方式，都必须有所行动，而不能任凭问题越来越大，更不能听任陈水扁及其后继者一次又一次的制造事端，在国际上捣乱，拖我们的后腿。任何中国政治家都无法承担让台湾分裂出去，造成中国永久裂变的后果。这方面，如何像邓小平当年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那样，拿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是举世瞩目的大课题。

　　第三种需求是形象需求或责任需求，也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树立什么形象的问题。

　　一年来，中国在诸多事件上表现得十分积极。比如，中国今年第一次列席西方八国（G8）会议；第一次签署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合作协定；第一次发布防止生化武器扩散白皮书；第一次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军事演习，进行防范恐怖主义的实力预演，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区外国家；也第一次在朝核问题上主动出击和斡旋，推动朝鲜半岛或者东北亚的无核化与和平进程等等。从这些“第一次”可以看出，中国已不仅仅停留在参与的层面，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开始静悄悄地树立起一种善于引导方向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多侧重于追求国内的需求，追求相对单一的国家利益，而现在则更重视内外的均衡，共同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同时，中国也在由90年代初一种比较防御性的外交战略变成一种更加主动、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即强调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与自身地位相等的作用。

　　但同时，中国新领导人采取的却是一种务实的、平稳推进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细致追求，静悄悄地进行转型。他们总是在以一个十分低调的姿态和细致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而且时常伴随着微笑外交，伴随着多边的活动，伴随着耐心的解释伴随着多赢的理念。他们的风格温和平稳，谦虚务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尽管中国外交看上去没有大的调整，却在无形之中推进潜移默化的转变，追求着和平崛起、造福人类的目标。

　　然而，中国的崛起、壮大和声音的增强，虽然是一种建设性和负责的表现，是一种强国梦想，但是现在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一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效果能否实现，取决于一国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共同作用。因此，中国要想改变世界，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改变自身。而中国在国内改革中还有很多问题没能解决。比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缓慢，现行经济体制尚有太多的不健康成分，市民社会和媒体表达尚不够成熟，某种急欲强盛、征服对手的激进民族主义心理仍存留在一部分人那里……一些重大的缺失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原本可以而应当拥有的更大作用。总之，中国人如何打造自身，将决定中国在世界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