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新闻学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政治学的传统与学术新闻学的传统要浓厚一些,新闻与政治结合的关系不仅是维新派所提倡的,也是后来蒋介石讨论派的一种做法。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播学进入了中国新闻届的视野,最终得到承认。及至90年代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新闻传播学呈现了从政治性文学,向学术新闻学转变的渠道。就谈论的话题而言,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不被看好,这与最近的现实问题必须跟进有关,也与我们现在的社会浮躁氛围有关。下面我介绍一下研究的状况。 第一是关于传媒经济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缓慢的研究状态。党政机关开始在经济上分离,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得到回答。比如要求明晰产权,要求跨地区,跨媒体性兼并,有效发行,大众市场的细分化。现在改革的关键已经逼近了传媒体制本身,因为原有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造成了传媒资源配置不合理,工作效率低下,传媒的服务脱离群众等等这些问题。 进入2003年,国家对报刊进行整顿,取消了县一级的报纸,减轻人民订阅党报党刊的负担,并要求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做到“三脱离、一挂钩”,一脱离就是财务脱离,报纸与机关收支两条线,不管能不能从报纸那里拿到任何的好处;第二是人员脱离,公务员和报纸工作人员不得居第二位;第三是不需要行政机关搞发行。一个挂钩是报纸与机构挂钩。这个就是广泛分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广泛分离也是大势所趋。 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媒体呈现三大趋势:第一,在人民寻求传播满足的选择中,价格开始锐减;第二,传媒内容趋向于主流人群,即拥有较大消费意识和时尚的人群;第三,规模化开始成为传媒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中国传媒面临着三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是资产结构是否合理,第二是产品结构是否合理。这些媒体本身就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如何,成为一个集中竞争力的表现。第三,是经济收入结构的构成。中国的媒体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广告,这种单一的经济现象也是学术届谈论的问题,现在就目前如何改革存在着分歧。报刊的分离基本上得到认可,认为是一种比较好的促进媒体发展的模式,另外中国的传媒广告研究,经营策略研究也获得的较大的发展。 现在传媒广告研究也纳入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范畴。全国高校,到今年内为止是390多个点,其中广告专业占了190多个,居第一位,新闻专业占了140个左右,广告专业高于新闻专业,这种现象非常令人忧虑。 第二个问题谈一下中国的法制和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传媒在急遽地扩张中,与社会的冲突增多了,不断的出现了新闻官司,这刺激了传媒与法治的研究。现在中国的传媒与法治的纠纷已经进入了第四次浪潮,第一次是在1986-1988年,第二次是1998年,第三次是1993-1994年,它的特征是工商法人状告媒体,现在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它的特征是官方机构和公务人员状告媒体。 2003年新闻和法治问题比较集中的话题是采访的法律问题,学界都认为隐性采访在中国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目前偷拍及利用一切被拒绝采访的情形需要划定一定的界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评审的直播和舆论监督,由于现场录音跟随着办案人员,会对判决的结果形成影响,这需要在法律和媒体之间建立一套规则。 在市场经济调整下,企业的新闻大部分是人为制造的一些大众的话题或者是华而不实的新闻事实,这造成媒体宣传对象的新闻关注点不同于公众探讨对象的新闻关注点。这些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的新闻容易使媒体陷入被动,这方面也成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研究话题。 今年6月份出现了山西11名记者受贿的事件,显现出中国现在新闻界传媒专业主义意识极为明显的缺乏。记者免费看比赛,免费看戏司空见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现象一直得不到遏制,尽管1991年中国就有了《中国新闻道德职业工作者的准则》,但有半数的新闻工作者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当然也谈不到遵循了。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它不仅仅是停留在事面上的准则。当我们谈到记者的专业的时候,现在较多的问题是如何执行这些规范,这是当前必须要强调的,但是也有一点无奈的举措,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一下子得不到解决。记者这个行业的专业化意识的压力不应当是来自外部,而应当是来自内部。一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高是因为它的角色是通过职业的理念而形成,体现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自觉担当社会的责任的精神来。 第三个问题是电视和网络传播的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电视时代,印刷传媒排第二位。电视和网络的共同特征是声像传播,并对现实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90年代中国的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在电视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这个过程产生了效果,包括成套的丛书。于是90年代以来,声像传播,在新闻界的传播比重不断上升,包括频道专业化,电视节目的形态、广播语言、节目主持人制度、制片人的制度、收视率以及很多具体栏目的评价。目前研究的内容分散,总体深度还有所欠缺。现在电视界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难题。可以说,中国的电视面临着六大趋势,即经营方式由政府拨款转向自收自支,传播的方式由综合的频道趋向专业的频道,传播思维转向了另类思维,传播文化由中国文化逐渐趋向于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中国的传媒也出现了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第一是赢利性质和公营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价值取向把握的矛盾;第三是以往的与社会现代化经营的格局的矛盾。 在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走向,就是网络传播,新闻界以高度的敏感性抓住了这个话题。199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2001年出版了第一套教材,两年后又出现了更多的关于新的传媒的教材,但是这些研究多少也带有匆忙的痕迹,学术里边多了一些水分,是以后需要改进的。 第四个问题是新闻的研究。新闻进入市场以后,越来越多的问题,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研究相当的零散,今年呈现了回归的趋势,因为很多的问题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的深入基础上。另外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队伍速度扩大。新闻研究的话题是真实性,这个老话题重新成为研究对象,导致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假新闻的泛滥,现在的假新闻不以侵害当事人为目的,而是以假的人物和假的地点骗取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假新闻作者和当事媒体很难处罚,普通受众应该有知情权,其性质是要求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这样的话,就提出了当人们读到新闻故事感动得流泪,最后发现是假的,这是对读者的精神侵害,而保护人格权是民法的一个基础的理念。舆论监督也是一个话题,也是今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舆论监督是党和政府领导职能的延伸。现在舆论监督出现的种种问题,原因在于我国的职业化水平较低,一方面各个部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各个部门又在扩张权利。 在新闻研究方面,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较好的成果,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西北一代发现了数万枚的木简,这些古代传播实物的发现,使得中国古代传播的历史可以往前推80年。 第五个方面是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的引进对新闻传播界研究的新生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前期是以国外的传播理论和研究为主。传播界的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除了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外,也开始了本土化的传播研究。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得到了确认,有了一些得到认可的稳定的教材,但是缺乏自己的研究性著作。同时传播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学科带头人。但是现在搞传播学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庸俗化现象,买几本教材,低水平的重复,以为在新闻前面加上传播就是传播学了。传播学是东西方的学术对话,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将传播学的研究变成了实用管用的课题,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我从5个方面很简单的介绍了中国近年新闻传播学的状况,谢谢大家! 转自搜狐 |